现代武侠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古代武侠小说，是现代武侠小说拓展了自我的表现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江湖"。这个变化先从一部电影说起。
1928年初，明星电影公司的导演郑正秋发现自已的儿子晚上不睡觉，躲在被子里看书。他很生气，将儿子看的书搜走。他把书拿到自己的房间里，看看是什么书，谁知，他自己一看就放不下来了。这本书就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所写的《江湖奇侠传》。电影改编于小说的第80回"游郊野中途遇贼秃，入佛寺半夜会淫僧"到98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浏阳县妖人说实话"。1928年5月，《火烧红莲寺》在上海上映，引起社会的轰动。不到三年，《火》片连拍18集，其模仿者更是不计其数。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市民中引起的热烈的反响，连对通俗电影持批评态度的沈雁冰也为之感叹∶"《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在狂热的包围之中.……。"这部电影被认为中国武侠电影之祖，《江湖奇侠传》也被认为开启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现代阶段。《江湖奇侠传》于1923年1月连载于《红杂志》上，后来，《红杂志》改版为《红玫瑰》，小说继续连载。至106回后，向恺然回老家湖南，由赵苕狂续写，至160回结束。《江湖奇侠传》在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决不是仅仅为一部通俗电影提供一个好剧本，而在于它为中国武侠小说价值转向和为中国通俗小说艺术定位作出了贡献。《江湖奇侠传》的贡献首先就表现在它使得中国武侠小说从"江山"转向了"江湖"。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从东汉的《燕丹子》一直到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几千年来，中国的武侠小说的价值取向，不是保江山，就是打江山（《水浒传》开始还是写江湖世界，到了梁山排座次之后，小说的价值取向也开始转向了江山）;武侠人物不是为了某一君王打江山，就是跟随着某一清官后面平叛捕盗。而《江湖奇侠传》从浏阳，平江两地农民争"水陆码头"写起，最后演化成昆，崆峒两派江湖人士的争斗，演绎的是一则典型的江湖故事。小说的价值取向的转变给武侠小说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拓展了小说的传奇空间。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传奇取胜，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的传奇性只表现在武侠人物的行为动作上。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的传奇性不仅是行为动作，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神秘的深山古刹，险峻的丛山老林，荒凉的戈壁沙漠，古怪的水中小岛，这些是武侠人物生长的地方，也是他们打斗的场所。同样，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人物再神奇，也是次要人物。当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人物就成为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理变化，性格脾气成为了小说不可缺少的描述内容。武侠人物的武功更神奇了，个性更分明了，但更真实了，因为他们有了性格根据。《江湖奇侠传》中无论是正面人物吕宣良，杨天池、柳迟，笑道人，还是反面人物甘瘤子，了因，智远，常德庆都写得那么生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传奇的行为动作，传奇的生活环，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传奇的性格脾气，它们连成一起，构成了传奇的江湖世界。这样的武侠小说怎么不吸引人呢?《江湖奇侠传》所开创的路子显然被后来者继承了下来，以后那些畅销的武侠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写"江湖"作为小说的价值取向，即使是写"江山"，也是江湖世界中的"江山"（如金庸的小说）。甚至小说人物的一些行为举止，也常被后来者所模仿，如笑道人收徒的做法、吕宣良的那两只亦友亦徒的鹰，在以后的武侠小说经常看见。
《江湖奇侠传》广为流传的另一个原因是小说的民间立场。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民间争斗，荒山僧人，巧遇奇人，得道成仙，那些在民间流传的人和事，被作者写成小说人物和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地描述着。小说将这些在民间耳熟能详的故事与江湖的神奇境界混和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个似真似幻，亦虚亦实的传奇的故事情节。这样的故事情节讲究的是阅读的愉悦性，市民们读起来感到很熟悉，也很亲切，它符合广大市民的阅读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在处理这些情节是所表现出的民间立场。小说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在武功的神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正邪之分在于他们的处事为人的态度上。正派人物均讲究忠，孝，义和行为操守，邪派人物均是些不忠，不孝，不义，不遵守行为操守的不法之徒。忠，孝，义和行为操守是中国的广大市民阶层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善恶的最基本的标准。小说中正，邪之争以及正派人物对邪派人物的惩罚演化在市民的心中就是善恶之争和善恶之争的阅读期待。小说的价值判断与民间的道德立场完全是一致的 象红姑那样有着神奇的武功，又是善的化身，当她在危难之际从天而降，惩罚那些不法之徒，怎么能不激起市民们激动和狂热呢?作家还以相当的篇幅对清末大案"张汶祥刺马"作了重新演绎。把这位刺客演绎成了"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故事的演绎显得相当的曲折和神奇，这是小说的需要，从中表露出"为民说话，为英雄正名"的态度很能迎合市民们的心愿。在环境开拓，人物描写和作家立场来说，向恺然的这部《江湖奇侠传》都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小说结构却令人失望。民国初年，向恺然写的《留东外史》也是以域外揭秘而取胜，小说的结构却显得相当地凌乱。《江湖奇侠传》的结构稍有好转，但也很散乱。一个人物出现，就铺演出一则故事，几则故事说完，再回到主要情节中来，小说中的枝蔓很多。有时这些故事套故事的叙述就靠大段的人物语言来完成，显得相当地冗长。对于小说结构的毛病，作家大概有所感觉，于是他就做了一番辩解∶"这件案子叙述到这里，却要撇开它，再叙述那红莲寺的知圆和尚了。为写那知圆和尚一个人的来历，连带写了这十多回书。虽则是小说的章法稍嫌散漫，并累得看官们看得心焦，然在下写这部义侠传，委实和施耐庵写《水浒传》曹雪芹写《石头记》的情形不同。《石头记》的范围只在荣、宁二府，《水浒传》的范围只在梁山泊，都是从一条总干线写下来。所以不至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这部侠义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立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然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的丝线一样罢了。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然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第106回）。从这番表白中可以看出作家还没有明白长篇小说详略得当，主线分明的基本要求，还仅仅是以"奇"作为标准来创作小说的。这样的小说认识，不仅是向恺然有，当时的通俗小说作家们几乎是一致的。中国武侠小说的结构真正完善起来，那是金庸小说的贡献。武侠小说的表现空间被打开了，在这个空间中自然会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中国武侠小说进入了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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