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的人不平等，平等的人不自由。” 真希望我能记得谁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这句话应该被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真理之一，一个充满深刻含义的真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根据你是否犯了罪行，而不是根据你所代表的肤色、性别或信仰被判无罪或有罪——是一种崇高理想，并非这里要争论的焦点。上述“平等”指的是经济收入或物质财富的均等。 换句话说，“自由人将获得不等的收入。在收入均等的地方，人们不可能是自由的。” 差异万岁 自由社会中的经济平等，是再分配主义者所设想的海市蜃楼——他们往往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鲜血和财富的代价。但自由人是存在差异化的个人，他们的收入即使不同，也不该让人惊讶。 我们各自天赋和能力不同，也并不是人人都那么努力工作。就算某个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奇迹般地拥有均等的财富，到了次日早上，我们也会复归不平等，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把钱花掉，有些人会把钱存起来。 为了制定出衡量经济平等程度的粗略标准，各政府也必须发出以下命令，并以行刑队和监狱作为后盾：“不要比别人更优秀或更努力地工作，不要提出任何新的创意，不要冒任何风险，还不要做任何与昨天不同的事情。”换句话说，不要成为人类。 自由人在经济上不平等这个事实，并不令人遗憾。相反，这是值得高兴的原因。经济不平等，只要源于创造性个体的自愿互动，而不是政治权力，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做自己，每个人都以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有价值的方式，让其独特个性发挥作用。法国人在另一种背景下会说，Vive la difference（差异万岁）! 区分两种不平等 不平等无处不在。在雨林中，桃花心木摄取的水分和阳光，比其他所有动植物都多。在我们的经济生态系统中，比起我们其他人，企业家和投资者控制着更多的资产。没人担心桃花心木。可对于富人，社会中却弥漫着一种焦虑情绪。然而，就生态系统和经济而言，资源分配不均是有充分理由的。 不平等的某些形态从根源上要优于其他形态。例如，裙带资本主义——或者《Barron》（巴伦周刊）编辑吉恩·爱泼斯坦（Gene Epstein）所称的“crapitalism”（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无疑是不受欢迎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前者为社会创造价值；后者盘算着如何将别人的资源转移到自己的金库，常用手段是通过游说获得种种补贴、特殊优惠或制定反竞争法。 如果我们能把裙带资本家和真正的企业家区分开来，我们就能看出创造者和索取者之间的区别。而诚实的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不平等，不仅不能表明有什么不对劲，反而表明了一种全面的繁荣。在一个人人都通过创造性活动和交换改善处境的系统中，有些人会变得富有。这是该体系的一个自然特征——这个体系奖励那些成为优秀资本管理者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当然，当人们不善于管理资本时，他们就会破产。换句话说，那些投资失败或服务客户表现欠佳的人是不可能长久保持富有的。 每当我们听到有人哀怨不平等，我们应该立即问的是：“那又怎样？”美国一些最聪明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最富有人）混淆了他们的两种担忧：一种是对于贫困的担忧，另一种是对富人控制资产的担忧。这根植于古老的零和思维——即穷人之贫乏源于富人之富有。然而，处于裙带资本主义而不是诚实企业家精神和自由交换的条件下，一个人只有损人才能利己。 如果排除有人雇佣律师和说客（而不是研发人员）来发财的渠道，那么富人是靠着给许许多多人创造大量价值而致富的。因此，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超级富豪，实际上对于我们其他人——尤其是穷人来说——是一个坏征兆。事实上，这可能表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价值创造少得可怜（在我们生活中像iphone和巧克力松露这样的好东西减少了），要么是政府从事激进的再分配，彻底消除人们成为价值创造者和资本管理者的重要动机。 不平等的意义 当资源存入投资账户时，它们就不会闲置。换句话说，大多数富人不会把数百万美元塞到床垫下，也不会用金币洗澡。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这些资源在经济中不断发挥作用。 在更稳定的条件下，一部分资金会以贷款的形式找到去向，比如流动到南卡罗来纳州一家富有创意的餐馆经营者手中。另一部分则被套利者所利用，协助稳定物价。还有一部分贷款给了一名护士，这样她就可以买下自己的第一套房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全都是好事。 但是，如果太多资源在到达这些经济网络节点之前被山姆大叔拦截了，它们就会在联邦官僚机构中白白浪费——一个从繁荣走向灭亡的漩涡。 我们还应该记住，由于我们不平等的市场，我们大多数人过着国王般的生活。资产上的差异并不等同于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尽管人们倾向于崇拜前者。 经济学家唐·布德罗（Don Boudreaux）提醒我们，比尔·盖茨的财富可能是他财富的7万倍。但比尔·盖茨摄入的热量是布德罗教授的7万倍吗？盖茨的饭菜是不是比他的饭菜美味7万倍？盖茨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是他的7万倍吗？盖茨能以7万倍的速度或更安全的方式去欧洲或亚洲旅行吗？盖茨的寿命能延长7万倍吗？ 今天，即使是美国最穷那部分人的生活，也比18世纪几乎所有人都要好，也比当今世界的2/3人口都要强。 有害的法律 痴迷于经济平等的人——用更客观的术语来说就是平等主义者——会做出奇怪的事情。他们变得妒贤忌能。他们怀有觊觎之心。他们使社会分化为两类人：恶棍和受害者。他们花在拖别人后腿上的时间，远比花在提升自我上的时间要多。和他们相处一点都不好玩。如果他们能进入立法机关，他们会造成真正的伤害。这时他们不仅会报警，他们就是警察。 由平等主义情绪驱动的有害法律，例子不胜枚举。它们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的蓝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提高了对游艇、飞机和珠宝的消费税。该法案的国会发起人认为，只有富人才会购买游艇、飞机和珠宝。对这些物品征税将给富人一个教训，有助于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并预计在1991年为联邦财政部增加3100万美元新的收入。 然而，实际发生的后果与期待的大不相同。随后，经济学家为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富人并没有像待剪绒毛的羊群一样列好队：1991年新税收的总收入仅为1660万美元。受打击尤其严重的是游艇业，总共有7600个工作岗位消失。在飞机制造业，有1470人被解雇。而在珠宝制造业，330人加入了失业大军。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只是为了让国会议员们能够安抚自己的平等主义“良知”。 研究显示，这些失业者又造成了2420万美元失业救济金的额外花费。没错，1660万美元流入，2420万美元流出，使赤字缠身的财政部净亏损760万美元。为了通过惩罚性措施推进经济平等的事业，国会只不过成功地使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变得更穷了一点而已。 对后果漠不关心 然而，对于狂热的平等主义者来说，意图代表着一切，而结果则意义甚微。发表武断的言论和抨击，比起产生建设性的结果，甚至比起达成既定的目标，都要重要得多。让国会消除这类坏主意所造成的损害总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1995年7月，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发表了一项研究，经济不平等再次成为头条新闻。在一长串声称自由市场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长篇文章中，这是最新的一篇，沃尔夫的作品在主流媒体上备受推崇。“最能说明问题的发现是，”作者写道：“在1945年至1976年间，顶层1%人群所持有的可销售资产净值份额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在1989年上升到了39%，而在1983年这一比例为34%。”与此同时，那些处于收入最低层级的人发现，他们的财富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缩水——如果沃尔夫的研究可信的话。 然而，经过细心而冷静的审查，结果表明，这项研究并没有讲述完整的故事。沃尔夫不仅采用了一种非常狭隘的衡量方法，从本质上夸大了财富差距，他还忽略了个人收入升降所带来的阶层流动性。1995年8月28日，《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发表了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富人’每年都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来自所得税申报表的最新数据……表明1979年收入最高20%人群中的大部分，到1988年已经降到了较低的收入等级。” 在1979年收入底层20%人群中，到了1988年，只有14.2%的人还留在那里。约20.7%的人上升了一个档次，35%上升了两个档次，25.3%上升了三个档次，14.7%的人已跻身收入顶层20%的行列。 如果经济不平等是一种疾病，那么对于努力连同成功一并惩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对这种疾病的治愈。旨在重新分配财富的强制性措施，促使聪明或有政治关系的“富人”在国内或国外寻求庇护，不幸的“穷人”则要承受经济衰退的全面冲击。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成效，就需要消除政府确保“财富匮乏者”也沦为“能力丧失者”的大量政治干涉。 结 语 当我们听到人们为不平等而抱怨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他们是真的关心穷人，还是仇富？以下是区分的方法：每当有人抱怨“贫富差距”时，问他是否愿意让富人变得更富有，如果这意味着改善我们当中绝对最贫穷的人的生活条件。如果她说“不”，她就承认她真正关心的是富人拥有什么，而不是穷人缺少什么。如果她回答“是”，那么所谓“贫富差距”就无关紧要了。然后你可以继续谈论一些合理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最好地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而不是支付他们由国家来看管照顾的费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进行的有意义的对话，关于绝对贫困，而不是关于相对贫困。 在很多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中，都有一种基本的情感动力在起作用。有些人看到自己比别人拥有的少，就会心生嫉妒。也许他们看到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就会感到内疚。或者他们看到某人比别人拥有的多，就会出离愤怒。 嫉妒、内疚和愤怒。我们应该任由这些情感驱动社会政策吗？当我们开始理解财富的起源——诚实的企业家和天然不平等的经济生态系统中的资本管理者——我们就能学会把自身更原始的情感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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