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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即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反杜林论》（1878）、《自然辩证法》（1883），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等中，在心理学层面内隐地面对着其理论对手，即笛卡尔以来意识的内在性以及作为其思想史结果的基于现成性把握的经验心理学（即康德意义上的知性科学）。恩格斯对这一思想史困境的创造性超越来自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尽管他很多时候使用的是经济学等学科的术语，实际上却同时间接完成了其心理学哲学建构。这种建构并不诉诸主体的生理—心理结构以及个体心理过程，而是植根于一定社会形式的经济结构，即历史心理形态的社会经济物质塑形，从而奠定了一种用以把握和批判资本主义心理现实的新心理学的基础。 恩格斯对意识内在性的超越 固然，恩格斯未曾与冯特所创立的“新心理学”直接相遇。但后者与恩格斯开辟的心理学思想根植于共同的西方问题式逻辑之中，即由笛卡尔先行塑造的意识的内在性。笛卡尔前所未有地构造了一种近代形而上学的对象，这种对象是通过表象被构成的。我思的表象活动由此成为先在者。它设定对象，对象却不能首先由自身出场，而只能被我思所设定。这意味着，只有通过将对象吞并到我思的心理学表象中来，我们才能够思想和行动，而他人与世界在理论上不过是这种心理学我思的一个可疑的推论。自我规定的我思先在地设定了作为思想客体的物质，由此，所谓的物质不过是名为物质的思想。一种叫作“心理”的东西由此被发明出来并为自身奠基，从而使“新心理学”的独立得以可能。正是在此基础上，冯特完成了对笛卡尔式第一人称经验内省研究的视角转换，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通过将意识置于可控制的条件下迫使意识回答实验者的问题，从而开创了作为现代心理学起点的科学心理学。而也正是基于此，恩格斯才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从两个方面超越了笛卡尔以来意识的内在性及其塑造的冯特式“新心理学”。首先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即在心理的一般社会生产塑形层次，论证了心理的身体—劳动起源。其次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指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对心理的独特塑形作用。 就前者而言，恩格斯揭示了生活资料和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塑造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论证了心理的身体—劳动起源。恩格斯认为从猿到人转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身体采用了直立姿势从而解放了双手。“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解放的双手和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集体化的工作相互适应，变得愈发灵活完善。这一变化的反作用就是，需要彼此协作的劳动最终促进了语言的形成发展、感觉器官的完善、“猴脑”向“人脑”的转变，形成“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最终使大脑能够将自身当作非物质的、独立的、精神性的灵魂来思考。随着精神活动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增大，“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倾向于以思维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脑”从而取得了对“手”的统治地位。 就后者而言，恩格斯很早就剖析了工人的个性特征以及催生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因素。一方面，大部分工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不足，根源在于其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同时，恶劣的生活条件，诸如贫困、缺乏保障、强制劳动以及人口集中等，严重损害了工人的精神状况。他们“没有自由意志”“阴郁”“怨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大卫·帕冯-库埃亚（David 恩格斯对经验心理学的超越 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如果说意识的内在性切断了这种思维的“活动”根源，将思维的内在规范意义作为自身逻辑，从而产生了具有独立外观的一般智力，那么经验心理学则倾向于从另一端将思维还原为自然界的物质刺激。“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和休谟，试图用简单观念和基本感觉构建人类经验。人的精神生活不过是这样一些心理原子的镶嵌图案。”（巴雷特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超越了这种经验心理学。首先，他揭示了经验心理学往往忽视了主体能动性。实际上，意识并非单纯被物质决定的惰性存在，而是具有表现为具体历史生产活动的主体性建构功能。其次，恩格斯指出经验心理学没有认识到“人的心理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是迁移到内部的并成为个性机能和个性结构的形式”。基于此，他指认了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即“作为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辩证法，并进而抬高了心理学的哲学地位。 就前者而言，恩格斯认为，“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我们还有思维能力”。感觉器官虽能带来直观的对事物的认识，但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形成的感觉经验无法构成认识的全部内容。固然，“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但是恩格斯振聋发聩地接着提问：“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以此揆诸今日的心理学研究，当它试图透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找出政治态度的神经基础时，其逻辑就“像试图从克利夫兰上空的飞机窗口去看清俄亥俄州的政治动态一样”。恩格斯进而批判了塞拉斯后来指认的“所与神话”：“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的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而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这意味着，感性经验并非作为独立客观的存在先于思想或者观念出现的，它不是从外到内被给予主体的某种物质刺激。“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因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未赋予纯粹感性经验对认识的优先性。心理形式和内容之形成，是主体对感觉经验的能动改造的结果，“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 就后者而言，在恩格斯的时代，随着传统形而上学的领域相继被物理学、化学乃至生物学占据，其领地除灵魂之外所剩无几。如文德尔班所言，哲学就像被女儿们夺去财产逐到荒野的李尔王一样。冯特意图建立一种以实验方法为核心，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心理学以挽救哲学的危亡。在他看来，心理学于哲学是一门准备性经验科学。与之对照，同样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恩格斯则系统性发展了可运用于诸多经验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将哲学作为关于思维的学说，并由此抬高了心理学的地位。一旦现代唯物主义驱逐了旧形而上学的残渣，就“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研究“思维过程本身规律”的心理学从而成为哲学的代名词。而作为其具体表现的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样就产生了自然辩证法、社会历史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前两者对后者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由此恩格斯进一步区分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辩证逻辑）。前者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后者“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正是在这一点上，任何时代的理论思维，无论其形式和内容，都是历史的产物。思维规律不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的这一心理学首先启示我们，“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从而表现了其解释世界的科学性。其次它又从心理学不断的运动及其暂时性方面理解其既成形式和社会历史效应，从而表现了它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绝对的革命性。 恩格斯心理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对于任何一位关注心理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不可能不对其现状采取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理论姿态。这一学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其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和它的不尽成熟状态之间的矛盾。直到最近，这种矛盾似乎还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至少对中国心理学是这样。由此，于今重思恩格斯心理学的思想进路，无论对中国心理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一方面，一种中国“本土”的心理学无法从根基处切入由笛卡尔意识的内在性所先行奠基的西方传统心理学的思想史逻辑，从而将其把握为一种似乎不可逆转的现成之物。作为西方现代性范式的传统心理学因此成为中国心理学自我想象的典范，而一种真正的本土心理学则往往无法全面展开。而通过把握恩格斯如何借助其广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笛卡尔以来意识的内在性及其塑造的“新心理学”，对推进与完善直面中国人心理现实、与中国人心理相契合、能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心理学的空前发展和普及，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以一种内部殖民的方式被西方心理学整体性地重构了，他们在政治上被改造成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适应良好的心理学化的市民主体。而恩格斯对经验心理学的唯物辩证法超越，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启发我们深入认识心理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勾连形式，以及作为资本主义新统治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心理治理，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真正对话，增强其理论弹性，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21ZDA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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