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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是一种语言走向两歧的路，而不是由不同的路走来的两种语言。 两者是一个母系中出来的，如都用汉字、词汇有同有异、句法大同小异，关系更重大的是使用者都属于号称炎黄子孙的一群，他们大多兼通文言和白话。即使常常是文而不白或白而不文，但总难免，有些人不知不觉就利用他们笔下的自由，忽文忽白，或既文又白了。 应该说文白自古是一家，从秦汉上古看来，文言与白话未必就有今天这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古人说话大多是文绉绉的，不大有所谓文言与白话的不同。 虽然古代的白话材料我们今天已经不易得到，但由于各地方言还保留着古代汉语的形态，因此我们可以从方言口语中去窥测古代人说话的样子。 以厦门话为例，在日常口头语中就有很多是今天所说的文言形态，如中国人最普通的问候语就是“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问人家“有没有？”厦门话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这里的“抑”字的用法，现在只能在文言文里读到，如“抑或”一词，但却正用于今天厦门地地道道的口语里。所以上古文献中我们读来不易的文言其实恐怕都是当时的口语。 如果认为上面的实例过于简单，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些稍复杂的例子来。 厦门人批评操之过急的人常说，“未曾学行，就要学飞。”亦即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要学着飞。“未曾”二字是典型的文言，但在厦门却是口语。 再有十数年前颇为流行的通俗歌曲“酒矸倘卖无？”，差不多所有非闽方言区的人都不知其为何意，但厦门人却很明白这就是“有没有空酒瓶可卖？”的意思。将无字放在句末，又用上“倘”字，是文言的表达方式，但至今却仍用于方言的口语中，可见文言与白话在古代相去的确不远。 当然，厦门人本身并未意识到他们说的话其实就是古代的文言，因为现在“抑”读如“阿”，“未曾”的“曾”读若［jing］，就连说话者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这些字眼了。其他方言也有类似现象，不遑多举。 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以及汉字的繁难复杂本来是语言文字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要形容的事物越来越多，要表达的感情越来越丰富，语言文字也就发生了从简到繁的变化。  这话应该反着说：文言才是对白话的删繁就简 上古时代多是单音节词，亦即一字一词。为了表示更多的内涵，一是增加汉字，二是出现双音节词乃至多单节词。在口头语言方面也是如此，越简单的话越容易含混，于是用词时就不但增加了音节，而且改变了表达的方法。 这些改变不但是汉语本身发展的缘故，还与外来影响有关。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教文化的东来，双音节显然增多。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南下，也肯定对口语的表达方式有所影响。 人随时随地要说话，但不是时时刻刻都要写文章的，显然口头语言的变化很快，书面语言的变化就比较慢，因此逐渐地，文言与白话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文言白话明显殊为两途。 文言与白话在发展过程中变化程度各有不同，两者比较来看，文言变化不是很大，而白话变化的相对比较彻底。当然文言本身非无变化，我们只要看看《尚书》里头那些诘屈聱牙的篇什与清末的新民体文章的差距，就可以了然了，但这种变化与白话的变迁比较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在文言与白话距离逐渐加大以后，识字者与文盲之间，上层社会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既能说白话又能识文言者，自然比只能讲白话而写不来文言的人要高一等了，于是人为的差别又更加大了方言与白话的距离。 白话文并非从五四运动起才有，晚清已经有不少人将口语写成了文章，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使文言文在二三十年间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白话文的一统天下，现在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异几乎已经不存，但会写典雅文字的人也没有了。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在“五四”以前，一直是文言势力大。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是文言有以秦汉作品为标本的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这“严格”有闭关自守性，系统之外的表现方式很难闯进来。例如叙事追述以前的情况，文言通常用“初”引起，就决不能改用“以前”。 其二是文言有“雅”的声带，执笔为文的人，包括阶层不高的，总是愿意照用旧调。这风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灭绝，如请人来还是要写“光临”。 其三是用某种格调惯了，换个格调反而觉得费力。正面的，隋朝李谔是个好例，他大声疾呼反对骈体，可是那篇奏章用的是清一色的骈体。反面的，“五四”时期高呼文学革命的那些人也是个好例，他们决心改用白话，可是起初总是力不从心，反而不如用文言得心应手。元明以来许多白话作品杂有文言格调，除了有意求雅以外，文人熟悉文言，因而不知不觉就之乎者也，想来是个最重要的原因。 其四是文言的许多修辞手法有较强的表现力，这有如好的工具，人都愿意用，甚至不能不用。 举两种为例。 一种是情景交融的写法，诗词里最常见，有不少并且很出色，戏曲的唱词正好也想这样，所以就吸收进来，成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旦唱） 另一种是对偶，白话作品里几乎到处都用，如“妾身姓李，表字贞丽，烟花妙部，风月名班；生长旧院之中，迎送长桥之上；铅华未谢，丰韵犹存。养成一个假女，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桃花扇》第二出小旦白）这两处都要出诸口，诉诸耳，尚且这样，写出供眼看的就更不用说了。 文言和白话有分别，但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们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这就使得我们的某些文学大师都无法制定出文言与白话的界限标准。 这个问题自然是古已有之，可是直到“五四”时期才表面化，因为在此以前，文言和白话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也想不到分家问题。 胡适之 白话文学史
看来胡适之先生的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阅微草堂笔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是不加粉饰的。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如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所说：“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胡适之先生本来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观点：“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白话的。”宣称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但他自身堆砌的材料恰恰将自己的论点不攻自破，以至于后来《白话文学史》的写作也不了了之。因此从他所作的《白话文学史》来看，恰恰反证了文白自古是一家。 200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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