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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文化是长期积淀和形成的，影响一个国家运筹和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战略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选择偏好的总和，也是一个国家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我国传统战略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充满了令人折服的无穷魅力。就拿我们熟悉的《孙子兵法》来讲，尽管只有13篇，6111字，就足以傲视整个战略理论界。这还只是我国战略文化宝库中最耀眼的一颗星，有人做过统计，我国清朝之前有记载的兵书多达三四千部，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战略素养培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从中汲取战略智慧、提升战略素养，是破解指挥员“五个不会”难题、增强打赢现代战争本领的有效途径。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培塑全局性战略视野 视野的开阔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决定了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全球一体化格局大背景下，指挥员分析研判战略形势，指挥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首先要培养全局性的战略视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全局”的内涵做出科学界定：“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传统战略文化注重对天下大势和战争全局的理性思考和能动把握，讲究“胸中形势手中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张良与刘邦的《下邑对》、西汉晁错《言兵事疏》、诸葛亮《隆中对》、西晋羊祜《平吴疏》、元朝刘整《平宋策》、清朝施琅《边患宜靖疏》等众多战略名作，为我们展示了古代将帅们立足全局进行战争谋划的恢弘战略视野和对全局的能动性、创造性把握，都以其洞观天下、运筹全局的远见卓识名垂千古。 培塑全局性战略视野，首先要站得高。高屋建瓴，才能放眼天下。站得高，就是要求指挥员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不能犯纯军事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这也是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对指挥员提出的一项根本要求。其次要用心看。视力所及的范围是有限的，而用心去看，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要像西汉名相丙吉由“牛喘”而观“气节”之变、进而忧虑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那样，从落叶知秋、见微知著的角度，用心来看全局。再次要关照好。毛主席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要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辽沈战役中，毛主席站在整个解放战争全局，选择首先打锦州，营造关门打狗的有利战略态势，就是关照好全局和局部关系的一个经典战例。 从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来看，周边热点频发，一个方向有情况，极有可能引发多方向、多边、多领域的连锁反应，指挥员筹划和指导战争，应始终把握好军事斗争的全局和局部，关照好各部分、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洞悉全局、谋划全局、指导全局、配合全局。 “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培塑前瞻性战略预见 毛主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战略预见是对战争发展趋势的本质把握，是着眼未来、预测未来和把握未来前瞻力的集中体现。没有预见就无法指导战争。 传统战略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战略预见的理论和实践记载，比如姜子牙在《渭水对》中，通过一些社会表象的综合分析，见微知著地准确预见殷商气数已尽；秦晋殽之战，謇叔不仅分析了劳师远袭的严重后果，还对战事结局做了准确预测，无奈穆公为一时之利蒙蔽双眼，导致全军覆没；前秦丞相王猛临终前劝阻苻坚不要攻打东晋，要提防鲜卑、羌虏祸生肘腋，而苻坚认为“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结果淝水一战，全军溃败，前秦土崩瓦解，等等。 培塑前瞻性战略远见，首先要打牢历史基础。历史研究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只有通古今之变，才能提出洞若观火的真知灼见。毛主席的战略远见根源于他对历史的通达，主席一生9.6万多册藏书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历史书籍，他最喜欢读的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容斋随笔》等。其次要坚持哲学思辨，它是前瞻和远见的方法论来源。要善于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研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只有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进行深入探索和辩证思考，才能由被动过渡到主动，从必然过渡到自由。再次要善于运用科学方法。前瞻不仅需要艺术，更需要科学方法。《孙子兵法》开篇就提到了“庙算”，强调运用“五事七计”来分析预测战争的胜负，并系统提出了“度、量、数、称、胜”的分析方法。在现代战争中，指挥员要善于运用辅助决策系统、兵棋推演系统、智能评估系统等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决策的质量和效益。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培塑辩证性战略思维 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而中国人擅长辩证思维。早在《周易》中，就把事物的对立统一视为普遍现象，并用阴阳依存、相互转化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我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思考战争问题，注重把握战争中的矛盾对立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创设了大量对立统一的概念范畴，如强弱、众寡、攻守、奇正、虚实、专分、速久、迂直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这个基本原则，即思考战争和军事问题，都要看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都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并注意把握其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这种思维特质使得古代战略家们强调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趋利避害，化害为利，促使战争和军事态势朝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变化。 《汉中对》是楚汉相争初期韩信为刘邦提出的平定天下之策，其中对敌我双方优缺点的辩证性分析，入木三分。有人对比《隆中对》和《汉中对》，说刘备采用《隆中对》北伐56年未成、国灭；而刘邦采用《汉中对》灭强楚，仅用6年，开创了大汉400年基业。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李泌为唐肃宗定下的“平叛策”，运用了攻守易势、以逸待劳、化迂为直、速久兼虑等丰富的辩证思维理念，分疲敌困敌、捣敌老巢、四面合击三个步骤，是一个非常合理可行的战略计划，然而唐肃宗缺乏战略远见，一味强攻，导致精锐尽失，一场本可在两年内结束的战争，整整打了八年，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  “内负大节，临机辄断”——培塑果敢性临机决断力 强调指挥员的临机决断与“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并不矛盾，两者对立统一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格局中。一方面，不能把“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简单理解成要求指挥员机械被动地服从和消极贯彻执行上级意图，指挥员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以积极灵活的战役战术行动高效实现战略、政略企图；另一方面，临机决断、果敢决策不是冒险武断，而是建立在指挥员高水平的战略素养基础上，在接收不到上级指示或者来不及请示的紧急情况下，能够从维护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政略和战略意图进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 传统战略文化大力倡导将帅的临机决断能力，如“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等等。尤以《孙子兵法》的论述最为精彩：强调将帅要以“安国全军”为最高宗旨，“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以能否维护国家利益为实践标准，“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从实践层面来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需要的不仅是将帅敢于抓住战机当机立断的勇气、更需要有对战争政治目的的深刻领悟。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能够顶住被撤换的压力，沉着冷静执行既定方略，制造有利战机断然出手，“大破杀匈奴十万余骑”“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西汉陈汤矫诏灭郅支，彻底解除了秦汉以来的北部边患，也造就了那句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培塑果敢性临机决断，首先要锤炼敢于担当的使命感、责任感。“为官避事平生耻”。敢于担当是党和人民的期望，是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政治品格，也是军队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作为指挥员，要始终保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担当意识来应对面临的风险挑战。 未来战争中，一旦遭遇强敌信息压制，极有可能无法保持通信的实时顺畅，这就要求指挥员在面对敌人的无端挑衅时，坚决贯彻上级战略意图，沉着应对，敢于担当，该出手时要以霹雳手段给敌人以当头棒喝。其次，要塑造坚毅果敢、雷厉风行的个人品格。吴起有云：“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现代战争节奏快，战机稍纵即逝，往往容不得三思而后行。指挥员要努力克服选择性困难，不为外界因素所干扰，能够围绕核心目标快速决断，不断锻造、锤炼自身的决断力。 诚然，传统战略文化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糟粕，存在保守、封闭、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等封建思想，需要我们在研究学习过程中加以辨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汲取其中的精髓，全面提升指挥员的战略素养。 来源：光明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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