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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医院周边经常会有一些人，通过制造一个悲惨的假象，比如孩子的重病无钱医治，或者钱包丢了一时无法看病，利用别人对他们的同情和信任去行骗，得到一点小小的利益。我经常想，如果真的有人发生了这样的不幸，是否还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帮助？如果不能，到底是谁伤害了他？ 毕业实习那年，有一天夜里，我在儿科病房跟着老师值夜班，突然，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闯进病房，满脸的焦急与担忧，哭求大夫救救他的孩子。我们的带教老师孙老师，二话没说，接过了孩子。孩子全身发黄，像个小铜人，初步判断是重度黄疸。此刻，孩子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哭都不会哭了。 医生马上抱着孩子冲进抢救室。大家用尽全力，还是没能将孩子救活。出来后，医生向这个父亲说明了情况。他蹲在地上，失声痛哭。半晌，他立起身，深深向我们鞠了一躬，抱起孩子，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从头到尾，没有医生让他去急诊挂号、去做检查。按医院的规定，病房是不能接门诊的，尤其是这种急症。这位父亲也没有因为孩子没抢救过来质问或怀疑医生，他相信医生已经尽了全力。 这就是信任的力量，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理想中的医患关系就应该是这样——大家彼此信任，共同与病魔作斗争。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之前，一位医生坐火车时，碰到有个旅客心脏病突发，情势危急，他立刻展开抢救，最终旅客还是走了。旅客的家属开始和医生纠缠，认为医生抢救不当，害死了人，后来又把他在外救人的义举扣上“在外非法行医”的罪名，去打官司。结果我不知晓，想必这个医生被折腾得够呛。 从法律层面上讲，医生是不可以在医院之外的地方行医的。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寒心，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医生在遇到同样的突发事件时，还敢英勇地站出来。 原本是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因为一些负面的个例，让整个大环境变得敏感：为医者不得不小心谨慎，遵循着各项规定办事；为患者不得不到处搜寻、打听，托关系、找门路，生怕被误诊或者诓骗。结果造成了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明明可以靠医生经验判断的病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让患者去做大量的检测；明明可以和患者多沟通一些诊后的结果预判，害怕无法肯定的言语会变成患者偷录下来的投诉证据，只得闭口不言。患者因为不信任医生，不得不多挂一些医院的号，问遍了之后，才敢确定哪个医生说得更准确一些。这样下来，恶性循环，医生累，病人更累。 我从医的20多年间，经历过太多不被患者信任的事情，甚至遭到过恶意投诉或者报复。 2013年，我接诊一个缺血性视神经水肿的患者，疾病导致她的眼睛有一块阴影，而且她患有糖尿病，我在治疗时格外谨慎，反复叮嘱她用药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做完眼睛注射后，她心情焦虑，总是觉得眼睛肿胀酸痛，跑来质问我。 我检查后，发现并无异样，她仍不放心，不断地要求我重新治疗。面对她的无理取闹，我毫无办法，只能耐心地给她讲解，结果越讲解她越多疑，自己又跑去网上查资料，对自己后续可能产生的病症越发担心。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她的心理问题，她便不依不饶和我纠缠，最后又投诉了我。 这个过程让我心力交瘁，使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深深的疲惫感。与其他行业不同，在行行色色的患者面前，医生无法选择患者，患者是一个天然弱势的群体，相对而言，医生会被认为是强势群体，只要到了“评理”的地方，医生自然会被放在过错方进行审判。 我和一个老同事聊起此事，她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 她曾经接诊一个糖尿病引发眼底病变的患者，做完手术后，这个患者以手术效果不理想为由，展开了“医闹”。目的很简单，希望讹一笔赔偿金。医院调查后认为，手术没有任何问题，她依旧不依不饶、无理取闹，最后“披麻戴孝”地跑到医院堵人，使得我同事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同事讲完，看了我一眼，说：“你看，我现在还不是一样行医吗？这就是我们行医路上必经的困难，如同唐僧取经，不可能一帆风顺，你把他们都当成取经途中的磨练就好了。”我被她逗乐了，内心释然了很多。确实，从医路途漫漫，充满艰险，除了偶尔出现的特例之外，大多数患者都是非常信任大夫的，尤其是在我专攻葡萄膜炎以后，这些患者大都需要常年就医，一来一往，彼此都相熟了。我用我的真诚换取他们的信任，他们的信任也给了我十足的动力。每每遇到信任危机时，我总会想到他们的脸，他们把自己的眼睛，甚至生命，交给了我，我有什么理由放弃？ 医患之间的信任，需要建立在更完善的法律法则、更发达的医疗技术、更有人文气息的医疗环境之上，现在互联网时代处于变革期，这一切也在不断摸索与改善。信任的背后是什么？是真诚、善良和爱。人人互信，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和伤害将会大大减少。 摘自《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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