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创伤的代际传递，是普遍存在的

当提及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对自己所说的内容保持觉察，然后穿过可能存在的情感阻碍与思想屏障，让自己敞开，并在更真实的现实与心灵中折返、流转。

承认原生家庭对个体存在影响，也就“默认”了创伤的代际传递。原生家庭的诸多情境都有其起源，本书也提供了许多例证。当我们转移关注的焦点，将几代人的命运纳入视野，就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受害者与迫害者的角色也发生了混淆——我们处于强迫性的重复和轮回之中。

在此意义上，创伤的代际传递并不是一个要加以证明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存在。谈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不是要“把水搅浑（muddied the waters）”，而是去面对客观存在。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获得了对创伤的深度理解。

或许可以说，重点已经不是确认是否存在创伤的代际传递，而是对我们所面对的诸多现象——包括来访者的和我们自己的——始终保持好奇与敏感，去充满热情地倾听，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途径让我们可以接近、触碰那些已然存在的伤痛？如果真有所谓的“疗愈”，我们又怎样能绕过创伤的代际传递这一议题？

创伤的代际传递让我们思考创伤的主体为何。我们相信个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各种系统、各种关系之中，但我们又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去评估和干预心理创伤。对于心理创伤代际传递的关注，使一个新的创伤主体显露出来。这个主体不是单一的个体或是家庭，而是由“个体—家庭”构成——其中的“个体”包含家庭中所有成员。

我对创伤代际传递的描述是：“祖辈或父辈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表情；我们有许多情绪，包括抑郁、焦虑或者恐惧等，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处的“表情”是动词，指表达情绪、情感，“没有表情”就是常见的沉默。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把几代人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包括祖辈、父辈）知道自己在经历和体验着什么。创伤的承受者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它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事件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这个主体出现在事件之后。

“个体—家庭”在面对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相对于“个体—家庭”而存在的。例如，是消防员的整个家庭在面对“9·11”事件的重建工作，集体的、大群体的创伤最终是“个体—家庭”的创伤。本书多次提到“家庭的秘密”，它代表着心理创伤，是心理创伤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没有表情的表情。它属于个体，也属于家庭。那些未曾言说的秘密封锁住了几代人，

当秘密终究被揭开时，我们重新认识彼此，也重新认识自己。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走向言语化的过程是艰难的，言语化之后也是艰难的。当知道祖母是犹太人之后，阿格涅丝卡（Agnieszka）说：“我已经迷失了自我”；瑞吉娜（Regina）也是如此：“得知母亲是犹太人后，我很难搞清楚我是谁”。

“我是谁”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问题，心理创伤导致断裂，出现“肯定（Bejahung）”中的否认，破坏了自我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或者反过来说，心理创伤标记了一个特殊的身份认同，形成了特殊的家庭氛围，维系了特殊的关系，从而影响所有的家庭成员。作为创伤主体的“个体—家庭”艰难地回到历史，寻根溯源，在迷失中梳理“大历史”“小历史”，成为家族的、自己的“历史学家”。

变化发生在面对创伤、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体现了精神分析的探索精神，也反映了精神分析与文学艺术、历史学等的内在联系与一致性。除了巨大的、剧烈的群体创伤，还有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各类事件；除了大量的临床观察，还有文学的、历史的非临床样本；除了表现为治疗室中各种严重症状的创伤代际传递，本书还描述了表征在性格特征、生活习惯，甚至日常语言中的创伤代际传递。

《心理创伤的代际传递》

（美）M. Gerard Fromm 著，吴和鸣 译

在第九章，作者饱含深意地问：“我们是堂吉诃德吗？”当事人是堂吉诃德，分析师是，塞万提斯也是，我们都是。或者说我们的移情是堂吉诃德——我们要有与风车作战的坚韧精神，要像堂吉诃德和桑丘一样“聊了又聊”……

在第十二章，通过解读简·方达的自传，作者最后写道：“这也再次提醒心理健康专业的从业人员，临床心理工作与传记密切相关，它记录了非常隐私的、神圣的历史，这些历史都被社会排除在外。”

总之，面对创伤的代际传递，我们需要秉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从既定的父母、分析师、督导师等身份及设定的专业界限中走出来，以主动的开放性，进入创伤导致的断裂的怀抱中。

“人若不能表达，就无法保持沉默（Where of one cannot speak，there of one cannot stay silent）”，传递始终在进行。所传递的不仅是痛苦，也是疗愈的智慧与力量。更重要的是，传递的是经历创伤的复杂体验，是走过的路，但又是暧昧不明的。似乎有些内容一直等待着表达和整理，而且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

我更愿意视创伤为一份珍贵的遗产，让我们见证人性的复杂、关系的断裂（也是开放），从而拥有了创伤的经历和体验—这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幸存者感到内疚的原因之一。如何才能传承幸存者的痛苦和幸福？一个直观的表达来自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她说当她置身母亲所生活的情境，走着母亲曾经走过的路，看到母亲曾经见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刻她才真正理解了母亲。

接受这份珍贵的遗产是不容易的，一方面离开了特定的、具体的情境，我们很难理解特定事件对个体的意义；另一方面，所谓意义并不是在当下就清晰明了的，意义会动态地显现于事件之后，甚至延续于第二代、第三代，在超越了日常经验、知识框架时才能被领悟。

我用接种疫苗作为比喻，试图说明一部分心理创伤代际传递的过程与意义。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如病毒）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转基因等方法制成的自动免疫制剂，用于预防传染病。疫苗保留了病原微生物刺激人体免疫系统的特性，接种之后可以帮助人体产生如抗体等保护物质。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疫苗是不具有致命性的病毒。

如果说幸存者经历的是生死攸关的事件，那么在有些情形之下，幸存者给自己后代“制造”的创伤则是非致命的，如文中一位母亲的“热汤匙”。必须“注射”疫苗，不然没法将幸存者重要的生命经验传递给后代。就像作者所说，父母要传递一个庄严的命令，即“在创伤里活下来”。

这是幸存者的信念，既是命令，也是已经发生过的生命奇迹，还是一种期待——如咨询师替来访者的母亲表达的“你将有机会（事实上你有责任）拥有我不曾体验过的生活”。可能幸存者的潜意识里认为，只有传递了创伤，后代（及自己）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

本书涉及外部与内部（后天与先天）、过去和现在，以及个体和群体等许多重要的范畴，它们一一呈现在创伤的代际传递中。不存在纯粹的外部或内部—外部与内部是辩证的关系，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师重视内部或外部的倾向性，是基于其对事实的否认或情感的隔离，也就是治疗阻抗，而这本身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

本书的作者们始终致力于整合，把创伤的代际传递纳入精神分析的框架。在其探索的基础上，或更进一步说从创伤代际传递的视角看，所谓的内部——包括如心理结构中的超我、客体关系表征等——是创伤在个体与代际累积叠加的结果，然后又在此情况下决定着那些神奇的强迫性重复。

我们是否可能通过研究创伤的代际传递，建构一个统一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它似乎隐约浮现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在召唤我们。想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更准确地说，这些工作并不是在论证，而是在追随创伤的自然呈现。

本书是我的研究生谭钧文在德国攻读博士期间购得的，先是作为“创伤心理学”及“动力学专题”等课程的作业，由2011级研究生分章翻译，他们分别是：刘婷、谢利红、袁雪、陈艳、宇婷、方勇、徐创、袁馨钰、应丽莎、左翔、杨丽、余蒙、吴依憬及林瑶。

这是本书的翻译初稿，但被搁置多年。之后我又组织老师们分章进行翻译：本人（第一章和第二章）、李林（第三章和第九章）、杨琴（第四章和第十二章）、刘陈陵（第五章）、宋静静（第六章和第七章）、周春燕（第八章）、黄海（第十章）及王煜（第十一章）。

我负责最后统稿，还专门邀请了外语学院的张红燕教授以及现在于德国不莱梅大学攻读博士的林瑶审校。我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理想主义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容易“瘫痪”，这本书拖拖拉拉地翻译了好几年，在此非常感谢编辑阎兰女士的耐心。我觉得“万千心理”愿意引进出版这样比较“小众”的书，是独具慧眼的。在此，一并致谢。

吴和鸣

2020年11月

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