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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锷先生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学生上课 附链接 1、bilibili【【王锷】《周礼》导读 南京师范大学-哔哩哔哩】https:///aZSICd 2中国大学慕课、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0601SDU041-1002616008/wapLearnVideoDetail/?id=1215726506&cid=1220541729&utm_campaign=share&utm_medium=androidShare&utm_source=  【圖書資訊】 作者：[漢]鄭玄 注/王鍔 點校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年：2021年6月 定價：88元 ISBN: 9787101151305 【內容簡介】 《禮記》是中國最重要的典籍之一，鄭玄注則是最重要的《禮記》注本。自鄭玄注行世至今，二千餘年，傳本寔繁，其文字舛互，指不勝屈。王鍔教授致力《禮記》、鄭注有年，前以宋本纂圖互注禮記為底本，彙校唐石經、宋撫州公使庫刻本、婺州蔣宅刻本、日本足利學校藏本等二十餘種版本，撰得《禮記鄭注彙校》，深得學界肯定。今在此基礎上精訂文字，細裁校語，厘為《禮記注》，以期通行，方便各界讀者使用。 【前言節選】 《禮記》四十九篇在西漢稱“禮記”，又單稱“禮”，或單稱“記”，魏、晉以後，亦名《小戴禮》《小戴禮記》。《漢書·藝文志》禮類、樂類、論語類、儒家類著錄的《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明堂陰陽說》五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七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等文獻，均與《禮記》有關，是編選《禮記》的主要來源。《漢書·藝文志》著錄《記》百三十一篇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記》百三十一篇與河間獻王劉德所得《禮記》，都是闡釋“禮”之“記”文，是同一類型的著作，原本皆用古文書寫，在流傳中，傳習者可能將其隸定為今文本。《記》百三十一篇和河間獻王所得《禮記》，不能與戴聖編選的《禮記》劃等號。今傳《禮記》四十九篇的成篇年代不一，作者並非一人，原本各自流傳，各篇的成篇年代和《禮記》編選年代，是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禮記》是後倉弟子戴聖編選，編選時間在漢宣帝甘露三年（前五一年）以後，漢成帝陽朔四年（前二一年）以前的三十年中。戴聖編選《禮記》四十六篇，有選自《曾子》者，如《曾子問》；有選自《子思》者，如《坊記》《中庸》《表記》《緇衣》；有選自《公孫尼子》者，如《樂記》；有選自《明堂陰陽記》者，如《明堂位》；有選自《逸禮》者，如《投壺》《奔喪》。《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應該是戴德、戴聖分別從《記》百三十一篇、《曾子》、《子思》、《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記》等文獻中選編而成。 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合稱“三禮”。《周禮》六篇通過三百多種職官之職掌，記載周代職官制度和工匠職業。《儀禮》十七篇記述冠、昏、喪、祭、射、燕、聘、覲禮的具體儀式。《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這正是《儀禮》的真實寫照。《禮記》則不同，關乎人倫，益于世道，不僅記載了許多生活中實用性很強的禮儀細節，關鍵是詳盡地闡述了各種典禮的意義和制禮的精神，極其透徹地宣揚了儒家的禮治思想，為歷代政府提供了極富彈性的禮治理論。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使歷代政府深刻地認識到，利用“禮治”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廣大知識階層，規範世人的思想和行為，是維護統治秩序並獲得長治久安的大政方針，故《禮記》贏得了歷代政府的青睞，使儒家思想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書是儒家的書，從所起作用的大小來看，《禮記》與《論語》《孟子》相伯仲，地位極為尊貴。 自鄭玄為“三禮”作注以後，《禮記》地位日益上升。三國曹魏時，取得經的地位；唐太宗時期，《禮記》位列《五經》，成為科舉考試的教材，與《左傳》並列大經，備受士人重視。兩宋時期，《禮記》第四十一篇《儒行》單刻刷印，成為皇帝賞賜新科進士的禮品；因程顥、程頤和朱熹等人的提倡，《禮記》第四十二篇《大學》、第三十一篇《中庸》與《論語》《孟子》組合成《四書》。元、明以來，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中心，《禮記》在儒家文獻中的地位，明顯高於《周禮》《儀禮》，當人們熟讀“四書五經“時，必須研讀《禮記》。元陳澔《禮記集說》作為科舉考試用書，風行六百餘年。儒家經典中，沒有任何一部書像《禮記》一樣，直接影響儒家經典文獻的組合方式，而這種組合方式的出現，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禮記》中所蘊含的孔子、曾子、子思等儒家先賢的思想，給我們很多啟示。《學記》中蘊含的教學思想，《樂記》中闡述的音樂理論，儒家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的處世哲學，中庸之道，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追求，“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可殺而不可辱”的儒者風範，永遠都是重塑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清焦循《禮記補疏序》曰：“以餘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說明了《禮記》在中國文化中的影響力。 《禮記》的版本可分白文本、經注本和注疏本三大類。白文本即不附注釋之經文文本，今有國家圖書館藏宋刻遞修本白文“八經“之《禮記》二卷。經注本是將《禮記》經文、鄭玄《禮記注》合刻者，有附錄陸德明《經典釋文·禮記釋文》（下簡稱“《釋文》”）和不附《釋文》之別。不附《釋文》者有宋蜀刻大字本《禮記注》二十卷、宋婺州義烏蔣宅崇知齋刻本《禮記注》二十卷（下簡稱“婺州本”）、明嘉靖徐氏刻《禮記注》二十卷（下簡稱“嘉靖本”）等。附《釋文》者有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禮記注》二十卷附《禮記釋文》四卷（下簡稱“撫州本”）、興國於氏本《禮記注》二十卷（今佚）、宋紹熙建安余氏萬卷堂刻本《禮記注》二十卷（下簡稱“余仁仲本”），南宋紹熙福建刻《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下簡稱“紹熙本”），元嶽浚刻“九經三傳”之《禮記注》二十卷（下簡稱“嶽本”），今傳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翻刻本（下簡稱“殿本注”）等。《禮記》注疏本是將《禮記》經文、鄭玄《禮記注》和孔穎達《禮記正義》合刻者，有不附《釋文》和附《釋文》之異。不附《釋文》者有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七十卷（下簡稱“八行本”）；附《釋文》者有南宋劉叔剛刻《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劉叔剛本”），今存清和珅翻刻本（下簡稱“和本”），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本《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陽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閩本”）、明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監本”）、明毛晉汲古閣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毛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殿本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阮刻本”）；有清抄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四庫》本”），另有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這些版本附《釋文》的方式，皆與元十行本相同。  圖為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 咸淳九年（1273）高夢炎重修本《禮記註》 《禮記》白文本、經注本和注疏本，從閱讀角度而言，附《釋文》的《禮記注》和《禮記注疏》最為方便。因此，在南宋出現余仁仲本《禮記注》、劉叔剛本《附釋音禮記注疏》以後，宋、元、明代就翻刻印刷，明代嘉靖、萬曆和崇禎時期，曾三次翻刻《禮記注疏》，即閩本、監本和毛本，只是板式有所變化而已。進入清代，武英殿和《四庫》館又先後翻刻、抄錄《禮記注疏》，可見學術界對儒家經典文獻的重視。《禮記注疏》在不斷的翻刻過程中，經文、注文、釋文、疏文出現大量殘缺，有些頁面缺文達數百字，幾乎無法閱讀。清嘉慶年間，阮元組織學者校刻《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中大量的缺文和錯誤，得以補充和糾正，並撰寫《禮記注疏校勘記》，最為詳盡。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刊刻以後，迅速走紅，取代閩、監、毛本，風行兩百多年。然因條件所限，阮元校刻《禮記注疏》時，一些重要的《禮記》版本如余仁仲本、婺州本、紹熙本和八行本等，阮元都沒有看到，不無遺憾。清初以來，宋、元善本諸如撫州本、余仁仲本、嶽本、嘉靖本《禮記注》和八行本《禮記正義》、十行本《禮記注疏》，或藏於私家，或庋于秘府，大多數學者最方便閱讀者，惟有閩、監、毛本和阮刻本《禮記注疏》。乾嘉已降，撫州本、余仁仲本、紹熙本《禮記注》和劉叔剛本《禮記注疏》、八行本《禮記正義》，先後影刻、影印，逐漸被學術界關注。時至今日，隨著古籍善本的大量影印和網路圖像化，撫州本、婺州本、余仁仲本、紹熙本、嶽本、嘉靖本《禮記注》與閩本、監本、毛本、和珅本《禮記注疏》、八行本《禮記正義》，或被選入《中華再造善本》《國學基本典籍叢刊》等叢書影印，或被收藏單位掃描為圖形檔，上傳網路，極大地方便了學者比勘研究。彙集眾本之善的《禮記注》、《禮記注疏》，水到渠成，亟待整理。  圖為余仁仲本《禮記註》 我們通過《禮記鄭注彙校》工作，大致摸清了《禮記》的版本關係。整理《禮記注》，選擇底本，撫州本、余仁仲本是首選，若二選一，非余仁仲本莫屬。原因有三：一是校勘精良。撫州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刻本，余仁仲本刊刻于南宋孝宗時期（1163—1189），與撫州本刊刻時間接近，就經注文字正誤而言，余仁仲本略遜於撫州本。比勘經注文字，《檀弓》篇撫州本正確者七十條，錯誤者四條；余仁仲本正確者五十條，錯誤者二十四條。《王制》篇撫州本正確者二十六條，錯誤者五條；余仁仲本正確者二十三條，錯誤者八條。《雜記》篇撫州本正確者五十三條，錯誤者十一條；余仁仲本正確者五十五條，錯誤者九條。《投壺》篇撫州本正確者十六條；余仁仲本正確者十五條，錯誤者一條。諸本比較，二者都是校勘精良的《禮記注》版本。二是方便閱讀。撫州本、余仁仲本《禮記注》均附有《釋文》，但附錄《釋文》的方式有差異。《禮記注》附《釋文》的方式，自宋代以來，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是將《禮記釋文》四卷整體附刻在《禮記注》二十卷之後者，撫州本如此；第二是將《禮記釋文》四卷打散，分段附刻在《禮記注》經文、注文之後者，興國於氏本如此，《九經三傳沿革例》謂“於本音義不列于本文之下，率隔數頁，始一聚見，不便尋索”；第三是將《禮記釋文》四卷打散，逐條附刻在《禮記注》經注文字之下者，余仁仲本如此；第四是為適應文字讀音的變化，將余仁仲本所附《釋文》進一步刪改者，嶽本、殿本注如此；第五是為了讀者閱讀的方便，以余仁仲本《禮記注》為主，與孔穎達《禮記正義》配合，匯刻《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劉叔剛本、元十行本如此。整理《禮記注》，嶽本、殿本注、劉叔剛本、元十行本《禮記注疏》即可排除，撫州本附錄《釋文》的方式，雖具有開創性，但不便閱讀，興國於氏本已佚。比較諸本，余仁仲本《禮記注》最便於閱讀。三是影響巨大。余仁仲本附錄《釋文》的方式，自宋代以來，被學術界所廣泛接受，且成為標準模式，沿用至今。無論是紹熙本、嶽本、殿本《禮記注》，還是劉叔剛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庫》本和阮刻本《禮記注疏》，無不採用這種附《釋文》的方式，余仁仲本便成為學術界廣泛認可的附《釋文》《禮記注》本之不祧之祖。  圖為《禮記鄭註彙校》 有鑑於此，我們整理《禮記注》定本，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余仁仲本為底本，以撫州本、婺州本、紹熙本、嶽本、嘉靖本、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阮刻本、撫州本《釋文》等為對校本，以足利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注疏、黃焯整理《經典釋文彙校》、日本藏《禮記釋文》四卷（傅增湘舊藏）等為參校本，吸收前賢校勘成果，校勘整理。訛者正之，脫者補之，衍者刪之，倒者乙之，凡所改正，悉出校記，訂訛脫衍倒，明校改依據。至於是非當否，希冀方家教之。 內容提要 《禮記》作為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著作，自成書以來，在中國經學、禮學和文獻學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與影響力。 自唐開成石經以來至清代，經書版本流傳極為複雜，按文本形態劃分，基本上可以分為白文本、經注本、經注附釋文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單疏本、經註疏合刻本、附釋音經註疏本幾種類型。各文本類型間又存在着衍生、因襲、派生等多種相互關係。就《十三經註疏》的版本系統而言，現當代學者汪紹楹、方向東、杜澤遜、張麗娟等先生已經基本梳理揭示了其自宋代合刻以來的版本流傳脈絡。就《三禮》來說，其版本刊刻流傳系統，喬秀岩等學者也有專文探討。《〈禮記〉版本研究》一書，將王鍔先生多年來《禮記》研究的十二篇論文匯為一冊，更為系統、具體地反映了《禮記》版本研究的現狀。 《〈禮記〉版本研究》一書涉及由宋至清《禮記》重要版本十餘種，其中包括：經注本一種，即宋婺州義烏蔣宅崇知齋刻本《禮記注》二十卷；經注附釋文本六種，一是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禮記注》二十卷附《禮記釋文》四卷；二是將釋文打散，整段附錄於經注之後的興國於氏本《禮記注》二十卷；三是將釋文逐條分散在相對應的經文和注文之下的宋紹熙建安余氏萬卷堂刻本《禮記注》二十卷；四是南宋紹熙福建刻《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五是仿照余仁仲本，將釋文逐條附錄在經注之後的同時，又經大幅度刪削甚至改寫的元岳浚刻《九經三傳》之《禮記注》二十卷；六是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翻刻本；註疏本四種，有不附釋文的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七十卷、附釋文的元刻明修《十三經註疏》本《禮記註疏》六十三卷、明李元陽刻《十三經註疏》本《禮記註疏》六十三卷、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本《禮記註疏》六十三卷。 基本上涵蓋了《禮記》流傳過程中的重要版本。
杜澤遜序
《礼记郑注汇校》出版  《礼记郑注汇校》上下册，王锷汇校，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 一、书籍简介 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礼记郑注汇校》（12FZW026）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无论是《十三经》，抑或《五经》《四书》中，都有它的身影。汉郑玄《礼记注》、唐陆德明《礼记释文》、孔颖达《礼记正义》，都是注释《礼记》的代表作。唐宋以来，《礼记》版本可分为三类：一是石经本，如唐开成石经，只有《礼记》经文。二是经注本，即《礼记》经文与郑玄注文合刻者，如蜀大字本、婺州本、嘉靖本《礼记注》20卷；或有附陆氏释文者，如抚州本《礼记注》20卷《礼记释文》4卷和余仁仲本、岳本《礼记注》20卷；或有于经注释文外，增加插图、互注、重言、重意者，如绍熙本《纂图互注礼记》20卷。三是注疏本，将《礼记注》与《礼记正义》合刻，如宋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亦有附陆氏释文者，如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阮刻本《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从读书角度来说，附陆氏释文之《礼记注》和《礼记注疏》最为方便。《礼记》在流传翻刻过程中，因板片损坏、校勘不精，讹脱衍倒，在所难免，给阅读造成不便。清代学者惠栋、卢文弨、顾广圻、阮元、孙诒让及日本山井鼎、物观等针对版本错误，比勘诸本，考证异同，撰校勘记，纠谬补缺。然因时代局限，一些重要版本如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和八行本等，或未参考，不无遗憾！ 目前所见《礼记》版本，要比清代学者看到的多。那么，这些版本之间关系如何？它们之间有何文字差异？哪些版本好？哪些版本差？明清以来学者在《礼记》传承刊刻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如何选择《礼记》版本，才能整理出理想的读本？国内图书馆所藏《礼记》版本，与美国、日本收藏者有何不同？带着这些问题，作者历时十多年，完成《礼记郑注汇校》（下简称“汇校”）一书，与《〈礼记〉版本研究》《礼记注》整理本、《礼记注疏长编》相辅相成，为《礼记汇校集注》奠定了基础。 《汇校》以宋绍熙本为底本，对《礼记》经注释文及重言、重意、互注等进行点校。绍熙本源于余仁仲本，完整保留了《礼记》经注释文，增加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纂图是在书前插入绘图和解说文字，类似连环画；互注是用其他经书文字印证《礼记》经文；重言是统计相同经文，标注在《礼记》中出现的次数；重意是将《礼记》中意思一致或相近的词句一一标出。作为历史存在，这些内容对于研读《礼记》者，具有辅助作用。《汇校》对校版本有唐石经《礼记》，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岳本、嘉靖本《礼记注》，八行本、元十行本、和珅本、阮刻本《礼记注疏》；参校本有足利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礼记注疏》及据余仁仲本、绍熙本、八行本之影印本或整理本，如来青阁本、《四部丛刊》本、潘宗周本和上古整理本等；吸收的校勘成果有岳本考证、殿本考证、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和《礼记释文校勘记》、张敦仁《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吴宪澂批校、杨寿祺《礼记郑注余本岳本对校札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礼记注疏校记》、黄焯《经典释文汇校》等。《汇校》撰写校勘记六千五百多条，详尽揭示了《礼记》版本之间的文字异同，呈现了《礼记》诸本文字因袭演变的源流，摸清了《礼记》版本优劣，为考察《礼记》版本关系提供了证据。对于研究《礼记》、礼学、经学、古文献学和中国古代社会，不无裨益！ 书籍内页 二、作者简介 王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历史文献研究》执行主编，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文献编”经部主编，学礼堂堂主。主要从事中国经学、礼学和文献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出版《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陇右文献丛稿》等著作，整理编纂《礼记注》《曲礼注疏长编》《五礼通考》（合作）等古籍，主持“学礼堂访谈录”，出版《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嘉乐君子》《思乐泮水》《有斐君子》等五种，主持的“学礼堂微信公众号”在高校文史哲学界有一定影响。开设《周礼》导读、《论语》导读、《礼记》导读、中华礼乐文明等课程，其中“《周礼》导读”已经录制为教育部慕课。 王锷先生 三、序言 余昔读《礼记》，见其讳有“偏”“徧”之异，学有“西”“四”之殊，而前修各据所守，聚讼不戢，逞辞以辩，繁言以解，未尝不然叹息曰：“异文之所系，大矣哉！”今夏，友人天水王君子璋持其《礼记郑注汇校》稿来，曰：“请为我序之。”余与王君，素有苔岑之契，辞命不容，遂书数语以为弁言。 汉郑君注《小戴记》，与《周官》、《礼经》并，礼堂所写，经文是定。然熹平正始，未及勒石。晋宋以降，虽率从郑本，然研习者各为迻写，讹异寖生，览陆氏《释文》，尚可略见。唐颜氏奉诏，撰为定本，盖其所厘定，但录经注，不附异文，观其由诸儒非诘，始引晋宋古本作答可知也。时无刊版，勿能率从，则定犹未定也。至宋，刊版之术大行，而监抚建蜀，刊文有异；经注疏音，置位非同。虽未能正定为一，然固后世刊本之祖也。有清一代，经学昌明，于小戴之《记》，若惠顾张阮，续有雠校，惜于各本窥见未周，识辨未审，诚不能无憾焉！ 方今昭代休明，文运昌淑，旧本鸠聚于公藏，新术方便于自索。时运攸弘，隆业有责。于是影印原刻，汇校众本之事乃极一时之盛。观王君之为此书也，以宋《纂图互注》本为底本，参校近三十种，举凡宋元旧椠，广揽殆尽，前修时贤之札记、批校、考异、考证、校记诸作，靡不集而酌取之。其详记异同，慎决是非，深得顾氏“不校而校”之旨，俾研阅者一本在案，众本兼揽，释单文之颛固，啓异义之通解，其力勤而功伟矣！ 王君校经衡庐，不以华辞玄论扬其声采，恳恳然悃愊于礼学有年矣，来言续有礼学论著若干种，犹待写定。余睹此一编，欣忭之余，复更企而望之也。二〇一六年夏，刘晓东。 四、跋 《礼记》的版本，大致可分为石经、经注和注疏三大类。唐开成石经是现存最早的《礼记》白文本。经注类有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等六种，注疏类有足利本、八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等九种，其中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八行本、毛本、殿本和阮刻本等，清代以来，或翻刻，或景印。 清武英殿翻刻岳本《礼记注》，校刻《礼记注疏》，于每卷之后，皆附“考证”，即“校勘记”也。清嘉庆年间，顾广圻为张敦仁校刻抚州本，代撰《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撰《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二者皆是汇校体式，罗列众本异文，考辨是非。吕友仁先生整理之《礼记正义》，以潘宗周重雕八行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和阮刻本等，是目前最佳之整理本。限于条件，前贤校勘，所用版本，皆有遗憾！ 绍熙本《礼记注》，源于余仁仲本，除经文、注文和释文外，尚附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内容，研读《礼记》，比较便利。《礼记郑注汇校》以绍熙本为底本，以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岳本、《丛刊》本、八行本、十行本、阮刻本、抚州本《释文》等为对校本，以足利本、潘宗周重雕八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日本藏《礼记释文》四卷（即傅增湘旧藏者）等为参校本，并吸收岳本《考证》、殿本《考证》、《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成果，进行汇校，撰写校记，陆仟余条，罗列异文，择善而从，判断是非，兼下己意。 《礼记》经注类版本中，抚州本最佳，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注疏类版本中，阮刻本最佳，八行本次之，十行本最差。八行本经注来源于抚州本，绍熙本、岳本、十行本经注和释文来源于余仁仲本，和珅翻刻之宋刘叔刚刻十行本《礼记注疏》是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的源头。同一版本，印次不同，间有差异，足利本与八行本、国图藏抚州本礼记释文四卷与日本所藏，皆属此类；清末民国景宋本与原本之间，也存在异文，八行本与潘氏重雕本、绍熙本与《四部丛刊》景印本，皆属此类。此等差异，不可忽略，用以校勘，当作别本。前贤之《礼记》校勘成果，《抚本礼记郑注考异》最精，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最详。这些结论，皆源于《礼记郑注汇校》。 整理《礼记注》之定本，当以抚州本或余仁仲本为底本，校勘他本，纠谬补缺，乙正衍倒，方是正途，此来日之目标也。乙未腊月十四王锷识于桂香书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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