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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知青岁月(上） 文/吴世可 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的第3个年头，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全国从1967年下半年起的派性武斗愈演愈烈，社会动荡不安，全国一片混乱。
毛泽东为了平息全国的武斗，在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到各学校、机关、工厂实行管制的基础上，于1968年12月22日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正热衷于搞武斗的红卫兵小将们，只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运动持续了整整十年，由此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约有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也是其中一员。
1970年3月6日，我自己去派出所下了户口，到四川省荥经县新民公社唐家6队插队落户，当了知青。记得这是一个阴天，天阴沉得好像要下雨，没有车子，没有锣鼓，没有欢送的人群，只有我自己背着一个铺盖卷，一手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个搪瓷洗脸盆和一个没有把子的瓷缸（当时物资奇缺，父亲怎么也买不到瓷盅，就只好在医药公司买了一个装敷料的瓷缸），一手握住扛在肩上的锄头，走在乡间的泥泞小路上。我下放的新民公社（后来改叫庙岗公社）唐家6队距荥经县城7华里路，小地名叫黄栏坪、肖家山、布斯塘，是个仅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就在荥经河畔的半山上，与大田公社隔河相望。这里属于山地，山高坡陡，出门就爬坡，地是贫瘠的沙砾环环地，田很少。一年收获两季，小春收获麦子、洋芋、菜籽、豌豆；大春收获玉米、红苕、黄豆、谷子。主产玉米、洋芋、红苕。生产队基本没有副业收入。全生产队几乎没有一家的房屋看上去很好。我背着行李走了约一个半小时，到了唐家6队。当时唐家6队的队长叫毛尚文，待人还和气。唐家大队的书记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叫兰绍玉，也住在唐家6队。社员们都热情接待我，帮我拿行李，安顿床铺，还给我送来了一个玉米馍馍。队里安排我和早一年下放的知青王兴武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大队书记兰绍玉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出身不好，父亲是牛鬼蛇神，你要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使我刚才受到热情接待的好心情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心情一下就郁闷起来。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许多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出现在眼前。听父母讲，1953年9月27日，我出生于成都陕西街小学。父亲吴澄清原来在陕西街小学教书，在我刚出生几天后，就去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读书，1956年底毕业后（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分配到荥经中学教书。1958年，父亲一封信寄到成都，叫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来荥经。我们到荥经中学后和父亲住在一起，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到荥经不久，就遇上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没有吃的，糠菜野草都吃光，鹅香草，蕨根算是高级的了，有的人连白膳泥都挖来充饥。荥经县是全国浮夸的典型，闻名全国的“五九事件”饿死了许多人，其中主要是农民。居民还供应点粮食：大人每月10斤，小孩每月8斤。但不全是大米，包括豌豆，胡豆，玉米，红苕。营养的极度匮乏，致使许多人得了水肿病（营养不良性水肿），我父亲也得了水肿病。当时的治疗方法（很不容易轮到）配给红发丸（一种用糠和麦麸加了红糖做的糕块）和静脉注射50%的葡萄糖液。父亲差点被饿死。当时，妈妈已到偏远的三合乡茶场去工作了，家里就只有父亲，姐姐和我。我和姐姐也饿得不行，姐姐就带我上山去挖野菜来充饥。总算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幼年遭遇饥馑，因此我长得个矮，体弱。当时胸部的肋巴骨一匹一匹都数得清。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成天被批斗。我这个“牛鬼蛇神”的狗崽子也倍受人歧视，欺侮。1966年6月，我刚好小学毕业，原本在班上还算成绩优秀，可是没有资格上初中。原来的理想是小学毕业后上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参加工作，但是“文革”使我美好的理想破灭了。父亲是“牛鬼蛇神”，我既不能升学，又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12岁的我只有在家做饭，带不满两岁的小弟弟。有时去荥经中学的木工房，看木匠师傅修理桌椅板凳，偷经学艺。于是我也请父亲给我买了锯子，斧子，刨子，钉锤和一本《木工技术》的书，学着做板凳，锅盖等。后来，我家里的很多家具都是我的“杰作。”这样过了三年。1969年2月，本县第一批下放的知青在荥经中学后操场集中，县里为他们开欢送会。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县里专门出动解放牌汽车，将带大红花的知青们送到各个公社。一开始，主要是“老三届”（66、67、68这三届毕业的初中，高中生）才作为知青下放，后来凡是年满16岁不是独生子女的都要当知青下放。当然，也有很多人千方百计搞病假条找关系留在城里。有办法的就直接开后门去参军，当工人。1969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复课了，荥经中学也复课了。父亲知道我进不了荥经中学，就带我去全县唯一的民办初中报名，但是校长杨学春明确答复不能收我，只好作罢。到1970年初，我已满16岁，荥经中学革委会主任王国全多次来家给父亲做工作，叫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我只是小学生，根本算不上知青。但我知道在这种“牛鬼蛇神”的家庭，自己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抗拒是毫无用处的，只会给父亲增加罪责和压力。下乡去改变一下环境，可以减少家里的压力，也许还有新的希望。1970年3月6日，我将5岁的小弟一早送到县托儿所后，就背上行李到唐家6队了。“喔喔喔……”、“出工了！”，一阵公鸡的啼鸣合着队长扯起嗓子喊出工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和王兴武赶紧起床穿好衣服，拿上锄头就出了门。上工第一天是挖地，就是十多个人在坡地上站成一排，将板硬的土地一块一块的用锄头挖翻转。我眼见别人都挖到前边去了，自己掉在后边，就使劲的挖，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胳膊痛，双手都磨起了血泡。贫下中农詹德寿说：“你们这些城里的娃娃，咋个吃得这些苦嘛，不过，时间长了，磨起茧子就好了”。和我同一批下放到唐家6队的还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女生叫杨汉玉，男生叫吕荣忠。比我们早一年下放到唐家6队的有三人，2名男生，叫聂志芳，王兴武，一名女生叫郭绍珍。我们六个知青全都是小学毕业生。聂志芳的岁数最大，19岁，比我大3岁，王兴武第二大，18岁，郭绍珍17岁，其余3人都是16岁。早一年下放的3人分别住了三间房，是社员魏天明家的私房，三面是木板加石板地脚，后面是土墙，顶上是楼板，瓦盖，地面是泥土地，凹凸不平。我们后来去了，没有另外的房子，队长就安排吕荣忠和聂志芳住一间，杨汉玉和郭绍珍住一间，我和王兴武住一间。我和王兴武住的屋里就只有一间床，一张桌子，一个新背桶。晚上没有电灯，点煤油灯。有一次王兴武不小心将放在背桶上的煤油灯打翻了，背桶里装的是王兴武的口粮玉米面。煤油流进了玉米面里很难吃，但是不吃就得挨饿，王兴武还是坚持将小半桶浸了煤油的玉米面吃完。当时知青下放，国家对每名知青一次性补助230元安置费，用作修建住房，购一般家具，农具和第一年每月发放5元生活费。其实我只领到3个月生活费，到分配小春作物时就停止发给了。安置费归生产队掌握，我们知青都没有见到过。只记得生产队给我买了间木床，一个装粮食的平柜和一张小方桌，一个大砂锅（装水用），一个铁锅。吃和用的水都要用水桶在山坡上200米外去担，是地下冒水，用几块大石板围起来，约60公分见方的水坑，要用瓜瓢将水舀在桶里担回家 ，如果同时担水的人多了，水就会被舀干，所以必须瞅准机会才能担到水吃。刚到生产队时，国家还供应知青粮食，每月30斤，清油0.5斤，但3个月后就不供应了，就参加生产队小春分配了。刚开始，我们几个知青是合到开伙，一人在家做饭，其余几人出工，大家轮流来做饭，但吕荣忠做不来饭，加上大家心里想谁吃多了、谁吃少了，没实行几天就散伙了，各人自己做来吃。因为无钱买煤炭，当时做饭都烧烟烟火（就是烧柴草），我们几个知青就经常到山上去捡柴，有时捡不到干柴，就乱砍滥伐桤木树（我直到现在都还负有内疚感）。每顿做完饭后，就将新砍的湿柴放在炉子上烘干，以备下顿做饭时用。为了便于烧柴草，我刚开始用烂的洗脸盆糊了一个灶，勉强可以烧火，但就是太矮小、烟太大，后来我就在墙角上用石头、泥土砌了一个灶，就好烧多了。唐家6队地多田少，几乎全年都吃玉米。小春出来分一点点麦子就拿去调换挂面吃，洋芋分得较多，豌豆、胡豆极少。大春出来就吃玉米、红苕和少量黄豆。说起做饭，刚开始有国家供应，还叫做饭，有米饭吃。参加生产队分配后，我们知青就吃玉米馍、玉米面茶、玉米搅团或汤粑子。因为烧的是柴火，做出来的烘锅子馍馍经常是皮焦骨头生（外表黢黑，掰开来，馍心还是生的）。因为要抢时间赶出工，所以经常吃汤粑子、打面茶或吃搅团，就是先将水在锅里烧开，煮一点青菜或白菜，然后将玉米面用水调和，再用筷子夹来一疙瘩一疙瘩放入锅里煮熟，这叫汤粑子；直接将玉米面抓入开水锅内搅匀，搅得清的叫面茶，搅得稠的叫搅团。那时社员家里一般都有人做饭，收工回家就可以吃饭。知青收工回家要自己做饭，有时因湿柴烧不燃火，做饭慢了就赶不上出工了。因此，有时因为赶不上出工就只好在家玩，这也是难得的机会。知青吃的菜大多是在自己的自留地里摘的。有时，社员也送菜给我们。生产队分给我一分五厘地的自留地，可是我种的菜怎么也长不好。开始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明白，我的自留地是山坡上的窄环环地，土质薄，一锄挖下去，仅三寸的土壤就是岩板。聂志芳，王兴武的自留地分在保管室旁的洼地里，土壤好，所以菜长得比我的好。知青没有厕所，我们就在邻近的社员黄昌芬家或石昌明家的茅房里拉便。那时农村的厕所就是在猪圈旁边的茅坑上搭两根木条。拉屎下去，“咚”的一下，粪液会溅起来。冬天还可以，夏天很多苍蝇蚊子和蛆。为了自留地有粪用（那时还没有化肥，全用农家肥）我有时就到社员黄昌芬家或石昌明家担一两担，但是，我知道不该经常去担。因为当时肥料是要参与农村口粮分配的。于是我买了一个大砂锅埋在自留地里，每天将自己拉的屎尿用尿罐子接来装在大砂锅里，要用时，兑上水浇菜。我种的蔬菜虽然不怎么好，但也够吃，还经常背点菜回家去。第二年，我在自留地土坎下挖了个坑，填上草粪和灶灰，再盖上土，从社员家里分了一苗土耳瓜秧来种起。土耳瓜爬上坎，再爬上坎边的桐子树，连续几年都接了好多土耳瓜。除了供我吃，还时常摘来背回家。我一顿煮一个土耳瓜汤，做一个吊汽粑馍馍，就过一顿。长时间吃玉米，十分想吃点米饭。实在想时就背上点玉米，红苕，洋芋回家换点大米来吃。因为家里父亲和小弟都是供应的定量，也不够吃。有一次，我和几个社员一道，背了30斤玉米，走了15里路去五宪公社白云院的社员家换了15斤大米。刚到生产队时，我们知青的口粮由生产队保管室保管。保管员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叫肖正经，满脸的麻子，对人也很凶，知青们都怕他。他每次只给我们10天口粮，吃完又给。他怕我们知青把粮食拿上街去卖了换好吃的，回来又向生产队要粮食（那时，生产队也缺粮）。回想起来，也可以算是红管家了。我们知青很难吃到肉，实在馋得很时我就回到县城家里打打牙祭，就是父亲拿钱给我到县城内唯一一家国营食堂去排队买肉，一人只准买一份回锅肉，每份0.30元，本来就肉少菜多的回锅肉，食堂掌勺的人还看人说话，是熟人就多舀一点，不是熟人在舀起一勺时还要抖落一点，就这样，端回家里父亲还要再加一点菜进去。那时冬季，有的社员家杀过年猪，也要叫我们知青去吃，我就毫不客气地大打一回牙祭。在农村，文化生活欠缺，晚上收工后或有时雨天耍工，我们知青就在一起唱歌。我用3元钱买了一把上海牌口琴，还买了一根笛子，买了一本《战地新歌》歌本，我们学唱八个革命样板戏，唱《战地新歌》歌本上的歌曲，也唱当时流行的《知青之歌》，常引来与我们年龄相近的社员一起唱，大人小孩围着看，也挺热闹的。有时也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劳动时大家有说有笑，摆家常、侃大山，什么天南海北的事都扯得起去。彭传富队长（接毛尚文的班）长着一张国字脸、络腮胡，身板又高又大，人们都叫他“彭大汉儿”，挑起粪担上山他总是走在第一个。他有一本《三言两拍》小说书，我想给他借来看他就是不肯，只是有时候在地里劳动时他才给大家侃几段，讲到精彩处，就叫大家抓紧干活，且听下回分解。有时新民公社在小学校放坝坝电影或是河对岸的大田公社放坝坝电影，我们知青也和好多社员在收工后，打着火把去看电影，那时放的电影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百看不厌。看完电影又打着火把走回生产队，常常是半夜了。 知青下乡后，因为生活艰苦，都想回到城里去，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拼命找关系离开农村。1971年，聂志芳被招工去了泗坪锅儿厂，吕荣忠在1972年被招工去了雅安喇叭厂，同年王兴武被招工去了县手工业管理局，杨汉玉也于这年被招工到汉源汽车站。郭绍珍于1973年也被招工到泗坪食堂当工人。队上就剩我一个知青了，我也很想去当工人，但家庭出身不好，又没有关系，招工指标怎么也不会落到我头上。1972年，房主人魏天明要用房，就叫我搬到原来聂志芳和吕荣忠住的那间屋去。他还将楼板拆了一半拿走，只剩有床的那部分顶上留了几块楼板。我心里虽然不高兴，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房子是人家的，我又没有给过房租，一直白住人家的房子。顶上空着，风从瓦缝钻进来，四面来风，我就去地里背了些玉米杆来堆在楼欠上挡风。严冬，玉米杆也抵挡不住无孔不入的风，寒风灌进屋里，盖一床被子冷得很，我就将床上垫上厚厚的稻草，被盖上再堆上一些玉米壳，以此御寒。夏天，劳动累了一天，收工后即使天黑，也要跑下山坡去，跳进河里游泳，洗个痛快。站在岸边大石头上，纵身一跳，来个熟练优美的入水式，游上两圈，一身的疲劳顿消。那时的荥经河水很深又清澈，河面也比现在宽阔得多，哪像现在的河水又窄又浅还浑浊。刚下乡时，我们知青什么也不会做，挖地挖不转土块，培地培不细，薅玉米总是把玉米苗锄断，成了真正的薅玉米。薅秧子分不清稗子和秧子，有时会把秧子当成稗子扯掉。社员们就耐心地教我们。慢慢的，我们就会干农活了。那时，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挣10个工分，值0.35元钱。要能把百十斤的粪担子担上山，把一两百斤的玉米背子背下山才算得上全劳力。我个头小，体弱，根本担不动粪担上山，只会做锄头活路，属于半个劳力，干一天挣5个工分。体力好的女社员属于次劳每天都能挣7分呢！我们六个知青里头，只有聂志芳每天10分，王兴武7分，我和吕荣忠，郭绍珍，杨汉玉都是5分。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双手磨起了老茧，脸也晒黑了。已经会做的农活有挖地，培地，铲坎子，点玉米，薅玉米，掰玉米，栽红苕，挖红苕，栽洋芋，挖洋芋，栽秧子，薅秧子，点麦子，割麦子，打麦子，点菜籽，割菜籽，打菜籽，割谷子，打谷子，扯豆子……总之，除了担不起粪，不会使牛犁田地外，其余的农活都会干了。热天在地里薅玉米，太阳一晒，特别热。于是脱了衣服只穿背心，被带毛的玉米叶豁来双臂满是口子，汗水一浸，又痒又痛，难受的滋味至今记得。口渴了，我见社员在有浸水的地边用锄头刨个坑，等一会儿坑里有水了，社员们就用桐子树叶卷成一个漏斗状的窝儿在坑里舀水喝，我也学着用桐子树叶舀水喝，还真解渴，也没拉过肚子。整田栽秧时，会使牛的社员犁田耙田，老把式的资格傲起，自豪得很。我只能做铲田坎和糊田坎的活，就是先用薄锄将田坎上的草铲除干净，然后躬身双手抱起已经犁耙过的稀泥巴糊在田坎上，并要抹光滑。社员们把这叫做“大撞棒”，“打杂师”。唐家6队的田很少，冬水田更少。在田里栽秧时，一般的田，水只淹到小腿，但弯腰挺厉害，栽一天秧苗下来，腰杆都伸不直。冬水田的泥土深，常常水要淹到大腿根部，每跨一步都困难，还得警惕落入深凼，但栽秧时可以少弯腰。栽秧时，每人按自己面前的迆口向前栽，我总是动作慢，老掉在后面，这时站在我两旁的社员就会主动帮我栽秧，缩小迆口，使我赶上去。下乡的第二年，唐家大队在唐家2队的朱砂溪出口处修建一个水轮泵磨坊，大队给生产队分配了修引水堰的任务，我也自告奋勇去。当时正值冬季，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双脚一涉进水里，立即冷进骨髓，虽然上身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站在冰水里的滋味确实叫人终身难忘，不一会儿双脚就冻麻木了，抬了几次石头，队长就叫上岸烧火烤一下，双脚冻得通红麻木，都不听使唤了。后来，大队磨坊的石磨终于转了，还安起了水轮泵发电。大队派我去守磨坊和水轮泵，负责加工磨面和发电，但水轮泵发的电功力太小，每家人户的电灯只有红火炭样亮，但总比点煤油灯强多了。好景不长，我守了不到两个月，大队就喊停止了，我就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下乡的第一年，由于我的工分低，又出工少，就超支了56元。第二年基本持平。1973年，由于自己努力出工，全年挣工分2188分，总收入97.80元，大小春粮食折价69.99元，还进红27.81元。由于自己安心农村，表现好，生产队、大队和公社推荐我出席了1973年12月召开的荥经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届代表大会。下乡的第一年，我看见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头发长了没钱去理发店理发（虽然当时理发只要一到三毛钱），我就给父亲说，我想给队里的乡亲们免费理发。父亲于是给我买了一把理发推子，一把长条剪，一把木梳。我于是开始给大家理发。刚开始只给小孩理，理出的发式五花八门：有马桶盖，修马路，开梯田，花猪儿，狗啃烂等，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社员们一点没有责怪我，还鼓励我继续理发。后来终于理得像模像样了。于是，大人小孩都来找我理发，并送我一个绰号：“吴待诏”。“待诏”是古时候对剃头匠的称呼。有一次在田里薅秧子，看见一条锄把粗的乌梢蛇钻进石坎子的缝隙里，吓得一名女社员惊叫，我看见还有半截蛇尾巴露在石缝外，就赶紧上前将它拖出来，用力甩转，使劲将蛇头摔在石头上，几下就把蛇摔死了。放工，我把蛇拿回住处，将蛇用铁钉钉在木柱上，剥了蛇皮，将蛇肉炖了一锅。蛇汤的香味把社员们吸引过来，我请社员们吃，他们都不敢吃。我只好自己吃。喝着蛇汤好鲜美啊！我把蛇肉和蛇汤吃得干干净净，美美地打了一回牙祭。在“广阔天地”里，我的木匠手艺得到了发挥。我有空到后面山上砍木头，拿回家晾干，给家里做了衣柜，碗柜，条凳，写字台。我还经常帮社员做木工活。魏天明家的门坏了，请我帮修好；毛尚品请我给他做一间床，招待我吃的猪肉至今还记得：那时缺粮食喂猪，基本上喂猪草和红苕，猪肉没有一点油气，吃着是甜滋滋的味道，可香了！我吃了好多。我帮社员们做木凳，床，桌椅和门窗，从来不收工钱。因为那时农村社员都很穷，一般是不给钱的，但在帮做木匠活期间，要招待木匠师傅吃饭，吃肉，稍富裕点的还要给烟（大多数是叶子烟），酒。即使没有大米，没有肉的人家，也要用嫩豌豆和上玉米面放在甑子里蒸面面饭，再推点豆花或者豆渣菜来招待匠人。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加上干活卖力，说话随和，社员们都愿意请我。我也乐得吃几顿现成饭。为了扯豆子时背豆把子方便，我做了一个背夹子。别人的背夹子是篾条编的背堂子，我做的是木板装的背堂子，还很适用。那时候主要穿草鞋。我为了学打草鞋，用琵琶木做了一个草鞋耙，但我始终没有学会打草鞋，也许是因为我有胶鞋穿的缘故吧。在我离开农村时，将草鞋耙和背夹子送给了社员。因为我会做木匠活，社员们又送我一个别称“吴木匠”。 在我刚到农村时，我们知青住房隔壁住着一家社员，男的叫石昌明，女的叫洪远群。他们有四个孩子，老大叫石文俊，6岁；老二叫石文州，4岁；老三石文贤，2岁；老四石文霞，未满周岁。全家就靠石昌明一人出工挣工分养活。在我刚下乡没多久，石文霞得了肺炎，没钱医治，死在了家里。石昌明夫妇就将她草草葬在山坡下路边。此事对我触动很大，再加上看见社员们多有腰背痛，手脚痛的毛病没钱医治。于是萌发了学医的念头。我买来《新针疗法》、《濒湖脉学》、《四川中草药手册》、《温病条辨》的医书自学。学着用中草药给社员们医治伤风感冒。在劳动间歇放哨（休息）时，我掏出银针和酒精棉球给社员扎针，对风湿性关节炎还挺见效。于是，社员们又送我一个别称“吴医生”。七十年代的农村非常艰苦，农民天麻麻亮就起来忙着，到收工天已黑，还要做饭喂猪忙家务。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肩挑背磨，在贫瘠的土地上求生活，且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庄稼收成好还勉强够吃，遇上天灾歉收就得饿肚子。记得1975年的一天，大队书记石文玉对我说：“你不要嫌我们尽吃玉米，还勉强够吃，今年河南遭灾，听说还饿死了很多人”。我听了感到很吃惊。那时生产队全靠地里生产的粮食收入，副业收入仅为卖一点桐子。生产出来的粮食首先要完成上交国家统购粮的任务，余下的还要留种子、留储备粮，剩下的才按1:2:7比例分给社员。（即粪占1成，工分占2成，人口占7成），于是就出现了孩子多的人户分得的粮食还够吃，单身汉全劳力粮食还不够吃的现象。我因为食量不大，生产队分得粮食还勉强够吃。住在知青房前面的黄昌芬家，男的叫肖廷楷，在新民公社供销社工作，家里有4个孩子，属工干家属，因全靠黄昌芬一人挣工分，就为超支户，但只要将很少的超支钱交上，口粮分来就够吃，所以当时农村社员都非常羡慕这种工干家属超支户。当时即使是超支户也要多生育孩子。
社员出工是天刚亮就要出工，叫打早工，做到11、12点左右才吃早饭，吃了早饭很快又出工，要到下午3、4点钟才吃午饭，5点钟左右又出工，到天黑才收工，所以我经常饿得胃子痛，饿一顿、饱一顿，时间长了我就得了“胃病”。那时的生产队，是出工的人少，分粮食的人多。社员出工是大家站在地里邀伙伙羊，甚至出工不出力，因为是吃大锅饭，社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只要每天圈圈画圆（记上工分）。在生产队我结交了几位好朋友。石东明，魁梧的身材，国字脸，是队里的全劳力，他担起100多斤的粪担上山是快步如飞，中途不歇气。他虽然是富农的子女，但在队上并没有受气。他很和气，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周佐治，是个癞痢头，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布帽子，他个子高大，也是队上的全劳力，他爱帮助人，我也和他合得来。后来，在我读雅安卫校时，听说石东明为他舅子家盖房子，从房顶上摔下来，摔断了脊柱瘫痪了，不久就去世了。周佐治到外边去了一直不见人回来。还有毛尚文队长的儿子毛建军，他比我小一岁，我下乡时他在读新添中学，他写了一篇反特故事的小说，拿去荥经中学找我爸爸和彭树坚老师提修改意见，据我爸爸说，他是从各处抄摘来的，但这种写作精神也确实可嘉。他喜欢找我下象棋，我们在一起就经常切磋棋艺，当然，总是我比他赢棋的时间多。他虽然比我小一岁，但劳力比我强，能担粪担上山，所以挣的工分也是每天10分。改革开放后他经营花岗石发了点财，可惜在2009年得了尿毒症去世了。那时种庄稼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水是第一位，于是大兴水利，荥经县开展了修建百里堰的工程，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的百里堰最后只能供荥河电站发电。因为唐家大队在荥经河的对岸，不是受益生产队，县上就没有派工修百里堰，只是负责修通、管理青龙堰。在庄稼用肥上全部用的农家肥，几乎每户都有一个粪坑，上面修猪圈喂猪积肥料，因为肥料要占1成的分配比例，所以生产队在出粪前，社员都要尽量往粪坑里加水，以增加担数，肥效降低是可想而知。每年夏天，农活做完时，队长就安排割草沤草粪。就是把满山的各种野草嫩枝（扁竹叶，麻柳叶，苦蒿是最好的）割回来，论斤评工分。青草倒入牛圈，任牛踩踏，发酵。第二年春耕时挖出来作为秧田的底肥。我也割过草，深知这活路累人。大概是1975年吧，荥经县掀起了挖泥炭做肥料的高潮。新建公社的紫路大队出泥炭，全县有好多生产队都派人去紫路大队挖泥炭，生产队也派我和三个社员去60里外的紫路大队挖泥炭。一到紫路大队，只见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人声、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真是壮观！所谓泥炭，就是将烂田的水放干，将表层的腐泥挖开，将下面的灰白色泥土挖出来。我们挖了7天，生产队出钱请大货车将挖出的泥炭运回县城，再出动全生产队的社员将泥炭背回生产队，倒在保管室的晒坝上堆起。据说要晒干碾成粉再施在地里。但是，还没有等晒干碾成粉，就又说泥炭根本无肥料作用。堆放在晒坝里的泥炭就任其日晒雨淋，完全没要。瞎指挥，劳民伤财。既浪费劳力又浪费财力。那年月，不知出了多少类似的笑话。后来，又出现用氨水做肥料。人户密集交通方便的地方一般都建有氨水池，唐家大队地广人稀，经济又落后，修不起氨水池，生产队只好经常派人去县城买氨水。用粪桶担回来，用水稀释后浇庄稼。氨水要挥发，粪桶又没有盖子，肥效损失不说，担的人也非常遭罪。我也参加过几次担氨水。我挑的小桶只有60斤，挑着走7里路也十分够呛。不光双肩磨痛，还小心氨水荡出来会腐蚀脚，最难受的是氨水呛鼻的气味冲得人双眼流泪。再后来，才出现用碳铵，尿素等化肥，但很贵，而且是配给，不是想买就买得到。所以种庄稼大多数还是农家肥。那年月的炭灰，垃圾都是宝，都用来做了肥料。所以很少见到如今垃圾乱倒的现象。那时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开田改土，将平地改成田，坡地改成平地，生产队花大量人力采石头砌坎子，有时还要用炸药炸开大石头，砌好坎子再将土翻转，活土翻了下去，死土翻到面上，原本能长庄稼的地就长不出庄稼了，真是劳民伤财。那年月是抓阶级斗争的年代，生产队里只有石明玉是地主成分，石东明的妈是富农成分，但我没有看到队里开过一次批斗会。石明玉已50多岁，照样与社员一样出工，还担粪上山。石东明的妈妈已六、七十岁，就没有出工。社员们都憨厚老实，与人为善，只关心如何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来填饱肚子。那时为了顺应形势，做做面子，队长叫我办了板报专栏，就是将报纸贴在我住房的板壁上，其实根本没有人去看。有时在收工后分配粮食，如分配当天收获的豌豆、洋芋、红苕、玉米棒时，先要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就是叫我读报纸，什么批林批孔、批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政治的东西，大家都很陌生，也不想听。一次读到批孔老二的文章，一位社员就问我，孔老二是干什么的，怎么不批孔老大呢？我说只知道孔老二是春秋战国时的孔圣人，干什么的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有孔老大。我见社员们劳累了一天，也不想听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趁机打起了瞌睡，我就跳着格读报，三两下就说读完了，队长就叫开始抓阄分东西，等到分完东西都已经半夜了。那时生产队每年都有民工建勤的任务。有一年是在鱼鳅顶修荥石路（荥经—石滓公社）我也去参加了修路。只记得每天都是雨，成天都走在稀泥浆里，干脆就赤脚干活，挖下去的泥里蚯蚓有筷子粗，尺把长，就像小蛇一样，怪吓人的。那时修路根本没有现在的挖挖机、推土机，全靠人工用锄头、撮箕、抬笆将土挖来运走，一天下来全身是泥，浑身酸痛，一倒床上就再也不想起来。修路很辛苦，伙食也差，吃的是棱巴玉米馍馍加一碗青菜汤，晚上10多人同挤一个工棚，只觉得棚子四面通风，很冷。所幸时间不长，干了约20天，路修完了就回生产队了。 那时农村很穷，有的社员家连8分钱一斤的盐巴都吃不起，全靠喂几只鸡下蛋卖，买盐巴吃，买煤油点灯。但上街卖鸡蛋会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留地做好很了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收缴东西）。所以只能偷偷地上街卖蛋，偷偷地做自留地，连自家茅坑里的粪也要偷着挑来浇自留地。我在队上也喂过3只母鸡，就是将小方桌的脚钉成鸡笼，然后将地脚的一块小石板取了作为鸡的出入口，喂鸡的目的就是捡点蛋来改善生活。有时回家，也把攒的鸡蛋背回家。有一次，我生病在县城住了10天，回到队上时，发现一床都拉满了鸡屎，也摆满了鸡蛋，害得我只有将被单、被盖全拆来洗了。（请关注下期连载）作者简介：吴世可，男，1953年9月生于成都，1958年随母举家迁往四川雅安地区荥经县中学，1970年3月到荥经县新民公社唐家6队插队落户，做过赤脚医生，1977年春考入雅安地区卫校，毕业后在荥经县卫生部门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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