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聪明有余，学术不足 ——评张岱《四书遇》

推前记：最近实在是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了，突然想起两年前的暑假，应《辽宁日报》写过这一篇书评，重读之下，尚觉简练老成，遂发布于此，以广流传。

明儒顾炎武说：明末人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不知道“壮月”即八月，又不肯多闻阙疑，自作聪明地改为“牡丹”。（见《日知录》）

的确，明代学者一向以空疏著称，不甚读书，却又自视甚高。论诗必求打通古今，从《诗经》三百篇直说到当代；著述必要打通四部，挖空心思也要凑齐经、史、子、集。流风所及，连明末那位自称“纨绔子弟”的张宗子张岱，隐隐之间，也志在打通。

其平生著作，于经部则有《四书遇》，于史部则有《石柜书》，于子部则有《夜航船》，于集部则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俨然四部通儒。

这些著作之中，最受世人欢迎的，当然要数小品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但张岱本人最看重的，反而却是最不为人所知的《四书遇》。在此书《序》中，他说：“余遭乱离两载，东奔西走，身无长物，委弃无余，独于此书，收之箧底，不遗只字。”颠沛流离之际，最念茲在茲的皆是此书，可见其宝贵程度了。

但是晚明经学荒落，“笃实者局于文句，无所发明；高明者骛于玄虚，流为恣肆。”（《四库全书总目·易义古象通提要》）以文人著称的张岱自然属于高明者一流，他的经解虽然还不至于“新奇谬戾”（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语。），却也不免聪明有余而学术不足。

张岱自称“幼尊大父教，不读朱注”（《四书遇序》），推崇白文解经，但《四书遇》中仍然不时可见引用朱注之处，可见他并非真的不读朱注，只是刻意要跳出朱注范围，一空依傍，自出心裁。有时候聪明所及，倒也能推陈出新，颇有独见。比如《论语·公冶长》：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这一章中，不少注家看到孔子说了“孰谓微生高直？”，就不由分说，对微生高大肆声讨。有的说他虚伪，有的说他是乡愿，充当老好人。张岱则说：“维直道也，非讥刺微生高也。不然乞邻与人，亦是好事，夫子何刻毒至此？”从人情揣摩，认为有人向微生高讨醋，他自己没有，也要向别人讨了来给人，这种古道热肠的行为，怎么反而是虚伪？孔子论人，不至于如此苛刻。

又如《论语·里仁》：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一般的注家都解释为：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必定有邻居。但是“不孤单”就是“有邻居”的意思，如此解释，前后语意略显重复。张岱引杨复所之言曰：“夫子原说'德不孤，必有邻’也，犹言一善立而众善至也，是劝人进德语。”如此一来，本章的意思就变成了：一个人若道德高尚，必定会引来他人与他卜邻而居。如此解说，深合孔子“见贤思齐”之意。

有时候，他也能对原文进行独到的结合和发挥，比如《论语·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张岱引用《老子》之言进行类比：“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颇为切合。又说：“读《三国演义》，恨得董卓、曹操，凡事类董卓、曹操者，我一件断忍不为，则董卓、曹操便是我师。”发挥亦颇为精彩。

其他如“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章，张曰：“如拜下，礼也，今拜乎上，则反以为谄也。”能以《论语》证《论语》，简练而有力。言“浮海、居夷”，俱是孔子寓言；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不是鄙叶公，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也……等等等等，亦能切中肯綮，谈言微中。

明人解经，喜欢援引佛家义理和故事，儒释互证，这也是《四书遇》最大的特点。比如解释“伯夷、叔齐不念旧恶”章，引程颐“眼前有妓，心中无妓”之事互证（雄按：此故事原型出自佛典，后人附会到二程头上。），乍看似乎贴切有趣，实则比拟不伦。

又如解“言志”章，引陈道掌之言云：“子路车裘，是七宝布施。颜子舍善劳，是身命布施。夫子安信怀，是不住色相布施。”则简直以儒释为一家了。

有时候，甚至连行文风格都模仿禅宗语录，充满了活泼泼的机锋。比如解“燕居”章：

或问：“孔子燕居，何以申申夭夭？”余曰：“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解“有若无”句：

问“有若无”。曰：“水中盐味，色里丹青。”问“实若虚”。曰：“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诸如此类，诚如此书卷首马浮《题记》所言：“卷中时有隽语，虽未必得旨，亦自可喜。”

但是，一味地抛弃古注，师心自用，而缺乏学养上的支持，就难免牵强附会，郢书燕说。《四书遇》之中，张岱也经常因为误解《论语》原文，而导致所作的阐释和发挥不着边际。比如《论语·雍也》：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张岱发挥道：“康子大从政而藐三子，故下'也与’二字；夫子大三子而藐从政，故下'何有’二字，是问答斗笋处。”季康子只是询问孔子，子路等人有何才能，是否可使从政，并无藐视之处。而孔子一生，本就志在用世，绝非藐视从政之人。张岱所云，全无着落。

这是因为不解孔子平生出处之志而误，还算说得过去。而在对一些字词的训诂上所犯的错误，就更为低级了。比如《论语·里仁》：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字本“约束，克制”之义，而张岱说：“简缘省事，其失自少。……少管一件事，少说一句话，清夜思之，何等受用！”以“省事，少管事”释“约”，错误明显。又如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竟说“野是野人，史是史官”，更加错得离谱。

更离谱的是，他竟然把“举直错诸枉”的“错”，解释为错误之意。《论语·为政》：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历来几乎所有的注家，都认为“错”通“措”，而张岱先是引用杨复所之言曰：“惟直的'君子’最惹是非，所以容易'错’。”之后自己说：“小人夤缘攀附，无才而在高位，无德而握重机，岂不厚诬？故曰'错枉’。”

这种错误，简直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我们没办法不联想起张岱自撰的《夜航船序》里，所讲的那个著名的“伸伸脚”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以张岱之博雅，而竟然能将“举直错诸枉”的“错”解释为“错误”，那么，这个故事中高谈阔论而分不清澹台灭明和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士子”，也许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人罢？

作者简介：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来，时勤时堕。前年颇知发奋，先后著《论语择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点校《宋史翼》。教研之余，颇事笔墨。然外表沉潜宁静，内心张狂躁动。近来性情一变，作别青灯，抛却古卷，转玩公众号，专以文艺创作为事。露才扬己，任取笑于通人；掀天揭地，是快意于吾心。管他儒林文苑，过我诗酒生活。近作一诗，颇示己志，录之于下，以飨知者。诗曰：

也曾静默慕沉潜，
少年头角时峥嵘。
板凳难坐十年冷，
初心不使一尘蒙。
可能骏马作喑马？
到底书生是狂生。
文章著成宣天下，
记取莆阳吴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