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去世三天了,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 那是俞良在朋友圈的一段话,他说,当年淘到白先生所藏的两本书,请其签名。先生在第一本书上写:“又见此书,上有九十年代所用藏书印。书此以志鸿雪。”第二本书上写:“俞良同志持此书来,如见故人。”俞良见到先生这样题词留言,便说:“您这话没写我呀,您是想把书扣下吧?”白先生笑笑说:“被你看出来了。”俞良说,“得,又搭上一本。”然后两人相对大笑。俞良写得这么有趣,白先生的幽默尽在眼前,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这是白先生的一向风格,我挺高兴,看到这便把手机放下了。 突然我想到后面仿佛还有话,便打开微信再看:“这些美好的回忆,如今真是令我伤心。先生一路走好。” 我先是一愣,俞良怎么这样写?后突然意识到,白先生出事了! 我顿感难以抑制的悲痛,泪水便涌了出来。 也许是上天的暗示吧,前些天,不出半个月前,我突然想约几个朋友去看看白化文、李鼎霞老师,想到他们都已年近九十,行动不便,不要以后后悔。但总因杂事在身,一直没有成行。是我愚笨难化,上天的暗示我居然没有在意,如今已成终生的遗憾。 痛失白先生,最先涌上我心头的是他对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的扶持与关爱。那时我正主持《文史知识》编辑工作,白先生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举白先生的日记为证: 写到这里我实在难以再写下去。一个著名学者,北大教师,能这样谦虚、勤奋,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的刊物绞尽脑汁,这怎能不激励我们踏实努力,办好刊物?特别是白先生把自己一篇经过叶圣陶先生修改过的文章,拿出来放在“文章病院”专栏里,昭示天下,更令人感动。文中虽然多为小误,有的尚属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白先生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勇气,也是令人佩服的。我们去征求叶圣老的意见。叶老说,只要原作者同意发表,他是没有意见的,还让我们代向原作者致意。看来叶老也是很欣赏原作者的精神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知识》创刊号上,题目是《叶圣陶先生对〈青铜器浅谈〉一文的修改意见》,因为是现身说法,深得读者好评。 为了能及时听到编委们对每期刊物的意见,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份“征求意见表”,表中提出六个问题,随着每期刊物发给编委,请他们填写并及时寄回。这个表格简便好填,省去编委们写信的麻烦,但毕竟有点督促的意味,似乎“学生”给“老师”布置作业。他们不以为忤,总是认真填写,出谋划策,及时寄回我们。白先生从不马虎,每个问题都填写清楚,看得出,每一期刊物他都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十分认真。我举一期白先生填写的“意见表”附下: 白化文先生和其他编委本都是中华书局的“局”外人,对一本刊物能够如此上心,这真是刊物之福。什么原因?用一句现成的话概括,叫做志同道合。他们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朋友,大家愿意为这样一本刊物尽心竭力,就是愿意为普及、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贡献力量。他们的奉献是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 白化文先生的著作,据我看到的、或他赠送于我的,总共有三十余种。他在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方面著作尤多,造诣深厚。 《文史知识》三十周年时(2011年),先生来赴会。虽发已全白,但仍然站得笔直,眼睛仍然炯炯有神。那年他81岁,我问他,还在写作吗?他说,托李老师的福。这话别人大概不会明白,我懂。 我认识白先生是先认识白先生夫人李鼎霞老师的。那时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李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文史图书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她和蔼、可亲,说话低声软语,文静而雅致,对学生服务十分周到,一时借不到的书她便记录下来,书回来便通知我们去取。而且李老师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和白化文先生是同学,居然日复一日,安心在图书馆为学生找书借书,我非常敬重她。我总说,我们工作后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都有李老师一份。 通过李老师我认识了白化文先生。 白先生年纪大了,跑不动图书馆了,便在家里写作。幸运的是他有李鼎霞老师这个好帮手。李老师说:“我是按照图书馆学的分类来做的。这个书架是历史类,那边是文学类,这个是目录学,总共5000多册。”白先生做学问、找参考书全仰仗李老师。李老师说:“目录就在我心里,他随便说出一本书,我就能给他找出来。” 五十年相敬如宾。五十年携手写作。直到晚年,白先生仍在写作,李老师仍在帮他找书。 2021年初,《文史知识》40周年纪念,邀请了白先生,并派车去接,白先生未能来。李老师说,走不动了。我心中黯然。 我案头放着白先生的《汉化佛教与佛寺》一书,白先生在书中说,佛教的很多教义是令人深受启发的,地藏菩萨的美称是“大愿地藏”。“大愿”是:一孝道,即孝顺和超荐父母;二为众生担荷艰行苦行;三满足众生需求,为众生排忧解难。如今,91岁高龄的白先生起身远行了,他的业绩,他帮助我们“排忧解难”,为我们担荷“艰行苦行”,不是朝着“大愿”去努力吗? 白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大愿”,愿他在天国快乐。 2021年7月9日 (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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