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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盘龙城的性质

 莫斯科威 2021-07-14

摘要:二里头文化至中商文化之间的盘龙城,到底是一个地方方国还是属于中原王朝政治系统之下?这是一个长期受到讨论而没有一致看法的问题。基于盘龙城一直保持着中原文化特征,也考虑到盘龙城及其周边聚落在区位、分布以及衰退等方面的一致性,本文认为盘龙城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人群主要来自中原地区。盘龙城的废弃,意味着中原王朝控制南方从方式到策略的改变。

键词:盘龙城;长江中游地区;中原王朝;社会属性


盘龙城的性质,是指盘龙城聚落在夏商时期的社会属性。因为盘龙城的重要性,其性质一直以来为学界和社会所共同关注,我们过去也对这方面的学术史做过专门的回顾[1]。这些年,到盘龙城访问的学者们仍然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盘龙城到底是属于中原王朝,还是独立性更强的土著方国?目前盘龙城大遗址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考古中国”大课题正在实施中,对盘龙城性质的再思考,仍然是必要的。

1974和1976两个年度,湖北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对盘龙城进行首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者当时就发表《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从“城墙的营造技术”“宫殿的建筑手法” “埋葬的风俗”“青铜工艺” “制玉工艺”“制陶工艺”等六个方面,讨论了盘龙城与郑州商城的关系,认为“盘龙城的二里冈期商文化,则同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 [2]。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考古工作所揭示的材料,但六个方面的落脚点却是对社会、生产层面的认识,体现了作者的高度。目前,我们对盘龙城文化性质的认识,基本上也仍然是在此框架之下的。

当然,盘龙城大规模发掘后,学界现时对商代社会的认知已经大幅提高,这也让我们得以看到商时期盘龙城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郑州之间更多的内在关联。比如,学者注意到商人重视东北方位,宫殿区的位置选择、宫殿建筑和墓葬方向都有偏向东北的习惯[3]。盘龙城城垣内一号和二号宫殿的位置和方向,以及大部分墓葬的朝向,都合乎这一习惯。殉人和设置腰坑也是商人的常见习俗,且在族群上表现出排它性,盘龙城墓葬也有这样的葬俗。此外,盘龙城还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一样,将青铜器、陶器打碎埋入,即碎器葬[4]。在墓葬随葬品方面,盘龙城不仅和郑州一样,都主要以青铜器和玉器作为礼器,来表明墓主的社会身份与等级,还使用相同的器用方式,进一步明晰贵族身份与等级的高低。青铜器中,以觚、爵、斝为组合方式,组合套数的多寡体现等级的高低。玉器中,戈和柄形器作为礼器,玉戈的大小和数量的多寡都标志等级的高低。盘龙城礼器的器用,从材质、器类、器形到体现方式,都与中原政治中心保持了一致性。以上埋葬等社会习俗、礼仪性方式,都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反映出盘龙城所代表的人群与郑州商城所代表的商人群体的社会认同,说明了二者在“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一致性” [5]

盘龙城与中原地区如此的一致性是一直持续的。关于盘龙城对应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年代,略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从二里头文化末期持续至中商文化花园庄期。如此,按照目前碳十四测年体系,盘龙城延续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根据《盘龙城》发掘报告的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6],盘龙城各阶段陶器、青铜器的特征,基本都与郑洛地区对应时期的器类、器形特征相同。可以注意到,每当中原政治中心地区出现新的器物风格——无论是陶器、青铜器还是玉器,盘龙城同类器物都会保持与此之一致的变化。这也就是说,盘龙城所延续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保持与郑州地区文化同步的更新,二者的关联是持续不断的。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这种一致性说明盘龙城与其时政治中心的关联是内在的。

盘龙城除了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直接的关联之外,其实也缺乏作为土著文化的基础。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走向衰落,并受到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的强烈冲击[7],由此形成不甚发达、势力不强的肖家屋脊文化[8]。肖家屋脊文化延续时间不长,随后在长江中游地区几乎不见踪迹,残存势力还在湖南澧县孙家岗等不多的地点可见。这意味着,史前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走到了尽头。因此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二里头第二期文化再次南下时,在长江中游地区面对的几乎是无人之境。二里头文化扩张至盘龙城等地,所形成的物质文化面貌较之典型二里头文化略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只是文化传播的本土化体现,而几乎没有受到当地原有土著文化的影响。在盘龙城,《盘龙城》考古报告所列最早阶段陶器器类基本都与二里头文化相同,只是在器形、陶质陶色方面有明显不同。盘龙城第一、二期陶器中只在杨家湾见有一件红陶杯,这件器物与石家河文化同类器形制相同,但这样的孤立还很难说是承袭了石家河文化的传统。二里冈文化在盘龙城地区继承了二里头文化,并在此继续发展,延续至中商文化白家庄期。在此期间的文化面貌,也仍然一如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文化来源的局面。这一时期明确的来自南方地区文化因素,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但显然,这些更可能是传输产品,而与社会的人群构成无关。

从地理格局上看,盘龙城的出现,与中原王朝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直接相关。盘龙城的区位选择应该是基于宏观的空间布局而设计的控制节点,而非小区域内自然选择的农业聚落。一方面,盘龙城所在的地理位置,既处于沿京广铁路一线南北交通的古今通道上,又是汉水与长江交汇之地。这样的位置,既是夏商中原王朝南下长江流域的直接要冲,又可作为区域中心直接辐射长江中游乃至更为广大的地区。另一方面,盘龙城一带处于长江之北的大别山余脉,地形多为低丘坡地。原生堆积主要为第四纪网纹红土,此类土壤贫瘠且酸性较强,并不适合农业及农业人口的聚集生存。因此,除了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的夏商周时期遗存之外,盘龙城一带的古文化活动不甚频繁。在盘龙城遗址完全不见新石器时期遗存,夏商时期聚落废弃之后,直到两宋时期才可见一些人群活动迹象[9]。明代武汉城市大大发展,盘龙城才开始形成较多常居人口,在大邓湾、小王家嘴等地发现有较多明代至晚清时期墓葬[10]。可以认为,盘龙城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不十分适合古代农业人口的居民生活,这是我们讨论盘龙城遗址性质时值得注意之处。

长江中游地区聚落分布也显示出盘龙城作为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这一性质。盘龙城遗址面积3.95平方千米,在其繁盛阶段的二里冈文化晚期,聚落面积至少超过2平方千米,这无疑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城市。盘龙城周边还分布有多个聚落,在盘龙城之北的今黄陂、孝感、大悟等地,分布有数十处大小不等的同时期聚落,暗示盘龙城和这些聚落向北的关联。与此同时,盘龙城向东、向西两线,分别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多个聚落[11],其中东线有黄梅意生寺、九江神墩等,西线有岳阳铜鼓山、江陵荆南寺等。这一时期既有规模明显较大、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小型城市如意生寺、云梦小王家山等,也有规模较小、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如盘龙城近旁的阳逻香炉山遗址。这意味着盘龙城之下还设有二、三级聚落,由此形成垂直管理系统,显示出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的强势控制。这些聚落不仅在文化属性上都属于中原文化,而且在聚落位置的选择上,也与此前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期居民点都有不同,表明两个不同时期居民不同的社会属性。此外,在盘龙城废弃后,长江中游地区相关聚落也大部分联动性地消失[12]。显然,中原王朝当时是对南方进行网络式控制,盘龙城是其中等级最高的中心城市。

盘龙城近年的考古工作进展,也进一步明晰该城市生产与生活场景。目前,盘龙城尚未发现农业生产遗迹,只见少量农业生产工具,生计上存在依赖外在供应的可能。石器工具也是输入型[13],这些低端生产产品应该是在近距离范围完成。盘龙城小嘴遗址发现铸铜遗存,显示当时的铸铜作坊面积可能大于2000平方米,可生产青铜工具、容器等。考虑到盘龙城青铜器形制与中原地区几乎完全相同的因素,青铜器生产作坊的技术人员应该是来自中原政治中心。青铜器生产则说明在高端技术和金属资源组织上,盘龙城还有着进行复杂的社会运作能力。盘龙城陶器器类、器形特征与中原文化基本一致,但存在一些地方性特征。在陶质、陶色方面,盘龙城陶器多为红褐陶、火候较低;在器类方面,中原文化少见的红陶缸在盘龙城占有近半数;盘龙城鬲在裆部、口沿等细部特点一直比较特别,比如口沿多为较窄的折平沿,口沿外侧常常有一条凸棱。在与中原文化陶器同步演进的前提下,这些带有地方传统的陶器特征,暗示盘龙城当地原居民的存在。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盘龙城在二里头文化向南方扩张时开始形成,并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得以巩固。其居民也是来自中原文化族群,但其构成又有两个部分,一类是不断南下的新居民,包括级别较高的贵族、工匠等技术人员。这些群体作为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使盘龙城文化保持与中原地区的同步发展。另一类是南下后的人员及其后裔,他们继续在盘龙城生活,构成原居民。这些群体造就了盘龙城物质文化传统,但仍然不是“土著”居民。如果这样的推测方向不误,则我们可进一步认为:盘龙城最高首领以及部分高层贵族,应该是由中原王朝任命并很可能是直接来自政治中心地区;与盘龙城对应的长江中游地区中原文化聚落,人群的主体与盘龙城接近;基于上述人群以及盘龙城的性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二里冈之间如果发生社会变局,在南方没有也不会发生对应的反映。

那么,盘龙城是否是为中原王朝擭取长江流域青铜资源而设立?答案是否定的。近年来中条山一带发现多个二里头到中商文化时期冶炼遗址表明,中商文化之前,这里是中原王朝铜资源的主要来源地。长江流域目前只在靠下游的瑞昌铜陵发现早至二里冈文化晚期的矿冶遗存,换言之,在此之前长江流域铜矿带可能并未得到开发。这样,年代更早的盘龙城就一定不是为了铜矿资源而设立。实际上,地域上的扩张是早期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性,获取资源有时只是扩张下的副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盘龙城废弃后,中原文化势力并未完全消退。在黄冈下窑嘴、随州淅河都发现有略晚于盘龙城的中商文化青铜器群。此类青铜器西至枝江、向东在阜南台家寺都有发现,显示出商王朝势力的存在。与此前盘龙城所代表的商文化聚落不同的是,这些聚落规模往往不大,但青铜器所代表的等级往往较高,一些地点如阜南台家寺、黄陂郭元咀具有铸造青铜礼器的生产能力。一些地点出土的青铜器如台家寺龙虎尊、郭元咀折肩兽面纹瓿都有一些南方地方特征,陶器中也有较多的地方文化因素。尤其这些聚落地理位置选择与此前盘龙城系列的不同,表明其居民的主体与此前不同。这些表明商人在中商文化中晚期阶段执行了一个不同于盘龙城的控制模式,这一模式似乎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很可能给南方带来了青铜文化的独立发展。在此之后,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地域青铜文化崛起,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明确了盘龙城属于中原政治系统的性质,可以更好地理解盘龙城在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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