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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乘飞机访问延安。黄炎培和毛泽东在窑洞里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称为“窑洞对”，常被世人提起。其出处，是黄炎培的《延安五日记》。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口述访问延安经过，由夫人姚维钧整理成文，和自己的日记一起，编成《延安归来》一书，以国讯书店名义，于1945年8月7日在重庆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重要的后续效应。 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由，颁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报刊杂志图书的原稿，必须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检查通过，才能发稿排印。而一经“检查”，文章删的删，改的改，面目全非。有的报刊杂志干脆出现了天窗。《延安归来》一书印出之时，正好赶上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所谓“战时”结束了。于是，该书未经审查，就投放了市场。官方还想查禁。 当时，法学家张志让、教育家杨卫玉、出版家傅彬然出面起草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孙科所办的《民主世界》、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等16家杂志参加签名，于8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并函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当时，重庆不过三、四十家杂志而已。这16家几乎占了一半。接着，《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十家杂志又在9月15日联合推出增刊，宣布：一、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二、稿件全部不送检。叶圣陶当时还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文章，他说：“要审查就得定出个标准与尺度来，思想言论要合得上标准和尺度才可以发表，就等于有一部分思想言论不能发表，就等于不让大家尽情发言，仔细思量，这成什么话。” 接着，昆明、桂林、西安等地报刊书局通讯社，也纷纷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 形势所迫，国民党不得不召开中常会，于9月22日通过决议，宣布从10月1日撤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 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这些期刊分属不同党派，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专业性质，但在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理念上却达成高度共识，携手努力，一鼓作气，取得成功。不论是行动的果敢，合作的默契，还是理念的先进，道德的勇气，都值得称道。当政者虽行动略嫌迟缓，总算以妥协精神，明智地顺应了人类文明的潮流。 然而，国民党当局的明智选择并没持续下去。不到三年，他们又重拾故技。1948年7月和12月，分别对《新民报》、《观察》杂志等民营报刊使出重手，无理封杀。倒行逆施，天怨人怒。这时距他们败走台湾已经不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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