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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如其画,形神兼备 ——文同《东谷圆潭》诗赏析

 丘山居士馆 2021-07-15

肖旭/文

北宋著名书画家兼诗人文同有一首《东谷沿小涧,树木丛蔚中有圆潭,爱之久坐,书所见》(省称《东谷圆潭》):

野水泻古穴,石岸盘回渊。

飞尘不可入,竹树围清涟。

静往得胜玩,深居逃俗缘。

寒光照颊襟,景寂心自圆。

篁蹲碧禽,垂颈窥沉鲜。

对之不敢动,相望两俱禅。

    这是一首记游诗,除中四句自述诗人前去东谷圆潭游览妁心情和感受外,前后八句都描写他亲眼所见,全诗一任自描,浅显易懂,明白如话。初初一读,似乎觉得若对其多作解释,真有点浪费笔墨,但反复吟咏,便感到并非那么简单;再深入体味推敲,

就更觉这首诗古朴淳质,清幽雅淡,寄意深邃,韵味无穷了。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人称石室先生,又称文湖州。生於真宗天禧二年(1018),卒於神宗元丰二年(1078)、。.东谷是他的里居地名,在梓州梓橦郡永泰县(后并入盐亭县)东数里。因历代家贫,在山谷内沿岩壁造屋。谷内有小涧,过一圆潭汇入今名湍溪的小河,流经永泰县城。这里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树竹成荫,风景如画,民风悖厚,老幼相扶,故乡培育了诗人,诗人也深深恋上了故乡。诗人在这里不仅画了不少美妙的画卷,而且写了许多传世的诗篇。

    《东谷圆潭》是诗人东谷组诗的一首。无序,不明写作年代。从诗的意境分析,绝非少时之作。南宋家城之所编<丹渊集》,这首诗放在《晓入东谷》之后,《东谷茅斋》之前。三首意境相似,而与其二十九岁时的述志诗《太元观题壁》自称“三十奇男子,”“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大相庭径。可见,这三首诗很可能同期所作。《东谷茅斋旁仿陶渊明诗首联为“野径转深密,静无车马痕”,末联为“俗尘何处入,长是掩谿门”,已明显表露出诗人已厌倦仕途,感到辞官返乡才是最大乐趣。《晓入东谷》更明显提出:“振缨效王官,释来去乡县。十年始还北,景物觉尽变……功名竟何所,旅跻转孤贱。”此诗的系年,便可大抵确定了。

    按文同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次年赴邛州任军事判官,即所谓“振缨效王官,释来去乡县”之时。嘉祐五年(1060)他以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改判邛州,曾于赴邛州途中顺道返乡探亲,虽正合所称“十年始还北”之十年,然由汴京返永泰当是南行,且系路过,与“还北”之说不符。仁宗嘉裙六年(10 61)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文同丁父忧辞官返家居丧,时既久,乃能写此组诗,又由临邛返乡,符合“还北”之说,则所称“十年”者,取其整数而言。故此诗疑当作于这段时间。

    弄清楚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很重要的。因北宋祐到了仁宗嘉祐年间,在表面承平的掩盖下,冗官充斥,纲纪废弛,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已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兵不能战,每岁向契丹和西夏两个强敌输银绢各数十万两匹。致使国库空虚,临近财政崩溃的边缘。嘉祐三年,王安石和苏洵分别写的《上仁宗皇帝书》,都说明了这时国家情势的紧迫。而这时的文同,为官十余年,年已四十余,却从朝廷的馆任内被排挤到边远的邛州任通判,官场失意,壮志难酬,所以更加眷恋其美丽的家园,如果说“官味十年如水薄,归心一日共云高”(《送蒲霖中舍致仕归阆中》;“也待将身学归去,圣时争奈正升平”(读渊明集》)是诗人归家前内心的自自,那么《东谷圆潭》就是抒发他归家后的心情的了。

    文同的挚友苏东坡十分赞赏文同的诗,他说:“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把文同的诗放在书画之上。因为在他看来,文同的“诗不能尽”,才“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他又在给文同的书信中说:“老兄诗笔当今少俪,惟劣弟或可以髣髴。”所以后人说文同的诗“虎视西州,与苏氏并驰。,,明人杨升庵极称文同的五言律诗:“有韦苏州(应物),孟襄阳(浩然)之风”,并说如果把文同的有些五言律诗“置之开元诸公(主要指韦应物、孟浩然等人)集中,殆不可别。今日宋无诗,岂其然乎。”苏东坡和杨升庵的评论都是正确的。因为文同比王安石、苏轼都年长一些,他的诗一般均朴质无华、精雕细琢,寓情于景、含而不露,保持着盛、中唐时的风格,与王、苏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富予机锋哲理的所谓宋诗格调不很合拍。《东谷圆潭》虽然是五古,不是律体,但其诗律清新,兴高寄远,可以看得出源出于杜甫、孟浩然;而其文体焕烂,句琢字练,则不无学习韩愈的痕迹。

    《东谷圆潭》,正说明了文同诗的这种特色:

    野水泻古穴,石岸盘西渊。

    劈水指溪水;古穴,古老的泉眼;渊,深潭;回渊,溪水遇潭而回旋,故回渊即诗题所称之圆潭。这起手两句,诗人如实地勾画出圆潭的形貌;溪流与一古泉交汇,圆潭为石岸盘绕,给人以清幽之感。而且读者自然会连想到两水交汇冲激,长年累月,泥土早被冲刷殆尽,岩石逐渐剥蚀,形成了这个被石岸盘绕的圆潭,又给人以悠远之思。由于诗人在穴字上用了一个古字,并于第二句用盘回二字,不仅把眼前景写得逼真,而且把圆潭形成的原因交待得十分明白,显示出诗人的高才妙手。    

    飞尘不可入,竹树围清涟。

清,明晰;涟,细小的水波。圆潭四周竹树茂密,飞尘不入,潭水清澄见底,水波明晰,自然能引人入胜。读者自会连想到,只有处在密林幽谷之中,才能有此佳景。而且山谷之中,虽有护风竹树,也兔不掉常有微风轻拂,激起微波。一个涟字,给人以多少避想,多少韵味。

静往得胜玩,深居逃俗缘。    

俗缘,佛家、道家谓世俗人事之牵累。按佛说,

缘即情,指行之能得果者。譬如种树是因,地、水、空、时及栽培是缘,树成是果。静,道家修养之称。谓修练之士,当须入静,一百日到三百日不等。居,亦道家语,清静无为之谓居。这两句全用佛道语,意思是诗人所以要到此飞尘不入的幽静之所,有如佛道者所说:入静以求胜玩,无为以逃俗缘。好像这小小圆潭,就是超尘绝俗的洞天佛地,他准备在此隐居终身了。其实他愈写得超然洒脱,愈说明他心中的忐忑不安。请看下文:

  寒光照烦襟,景寂心自圆。        

  寂,静,和烦是反义语。圆,中空,亦禅语。佛谓圆中有空,则无杂念,无尘埃,无烦恼,亦即上文“飞尘不可入”之意。佛经说:“如亲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往。”这样完满地融会贯通,便是最高境界。这两句指明,诗人到此圆潭,不过企图以此清澈见底的潭水来洗净他烦恼的襟怀,以此飞尘不入的寂景来攫取他本性的圆融罢了。这烦襟二字,生动地透露了诗人此时此刻胸中块垒之沉重。

  枯篁蹲碧禽,垂颈窥沉鲜。

  枯篁,老竹子。碧禽,翠鸟,即钓鱼郎。沉,隐;沉鲜,隐入水中之鱼。这两句说,就在这个清幽寂静的世外桃园里,飞尘虽不可入,但却有从空中飞来的钓鱼郎蹲在枯竹上,垂着颈项等待捕食那与世无争,悠自得的鱼儿。读到这里,有如万籁中的巨雷,黯黑中的闪电,使人心胆俱裂。这真是神来之笔!    

对之不敢动,相望两俱禅。

禅,亦佛家语。按《传灯录》:禅有五: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乃佛家修行之称谓,修成者即为禅定。佛家认为,修行者必须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才能进入身心“轻安”、观照“明镜”的状态,达到禅定境界。

这两句说,翠鸟望见鱼儿,怕惊动它后沉入水底洞内隐藏,失去一顿美餐;鱼儿望见翠鸟,怕被它看见后被其捕捉,牺牲了性命,两者均如诚心修行之人,“静坐敛心,专注一境,进入禅定境界了。诗人在此似乎用了戏谑口吻,用“禅定”这样超尘绝世的词汇来形容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然而,仔细想来,一个强者,一个弱者,一个靠吞噬弱者为生,一个要逃避强者的吞噬求存,它们在特定条件下,都只得以退求进,以静求存。这样的现实,岂止在翠鸟和鱼儿之间存在,在整个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难道还少吗?诗人所以用了“禅”这个字眼,不过说明所谓静,往往是在那生死搏斗盼阕隙,大风暴前的暂时和平宁静,是搏斗者双方为了生存不得不使出的招数。

综观全诗,全用白描的写实手法,用了许多佛家,道家的出世词汇,却揭示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深刻哲理。尤其难得的是,除第一句的“泻”字和第二句的“涟”字外,全诗都是写的静景,连鸟、鱼这些动物都在“禅定”状态,然而却透露出诗人火热的心肠和悲天悯人的气质。诗人的心脏岂止在跳动,简直是在沸腾!诗人的这种朴质中显焕斓,无声中闻惊雷的艺术技巧实在令人惊叹仰止。

从诗的结构看,全诗分三段,每四句一段。第一段概述圆潭全景,第二段写诗人去游览目的,最后一段写鸟和鱼的神态,脉络很清楚,而又以一个“静”字贯穿全诗,幽静的风景,诗人求静的心情和看到禅定状态的鸟和鱼,显现出清幽雅淡的独特风格来。前两段是后一段的铺垫,即求静的诗人在幽静的环境中,表面上看见鸟和鱼这样好动的小动物也是静的。而弦外之音却是生死搏斗即将来临,令人惊心动魄,在平静中突起波澜。这样的结构,就不是用严密二句可以概括得了的。

文同是位大画家兼诗人,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在一起,如他的《晚雪湖上寄景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尤为难得的是他常用绘画的艺术手法来写风景诗,使他的诗增色不少。《东谷圆潭》诗便是突出的一例。

如果把这首诗换成一幅画,则前四句犹如诗人横笔挥毫,用大写意的笔法,三下五下就活脱脱地勾画出一幅幽谷深涧图:一注野水倾泻直下,遇一泉水交汇,回旋注入深潭。巧妙地构造了整幅画的局。接着用淡墨轻抹,使潭中碧波微漾,潭水清澈见底。周围竹树成荫,而于画的背景稍染靛色,使人顿感幽森静閟,寒气袭人。中四句画的是一个头戴方巾,身着便服,两鬓已斑,面无表情而态度潇洒自如的中年人,一望而知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看透毽情,外柔而内刚的长者,他矗立潭边,仰对圆潭对面之竹稍而两眼则俯视潭水。这仍然是陪衬,所以仍然不用浓墨。最后四句才甩浓墨着意描画这幅画的主题——贪婪而狡黠的翠鸟和活泼而机智的鱼儿,惟妙惟肖地描绘出它们在生死搏斗前的暂时宁静神态,使观者、包括画中的那个长者即诗人自己,把视觉集中于此,从而悟出此主题的真正寓意。

杨升庵在其《论诗画》中说过:    

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画贵神,诗贵韻也……晁以道和(苏)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

不管是苏东坡还是晁以道论诗画的标准,文同的《东谷圆潭》都是当之无愧的。以画而言,他是否画过东谷圆潭,现无资料可考,不便妄测。但他画墨竹,“必先得成竹予胸中,执笔熟视,乃觅其所画者。”又自题诗句曰:“拟将一尺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这已是近千年来人所共知的佳话。说明文同的画既重神似,而又“物形不改”,配称我国第一流的大画家。    

至于这首《东谷圆潭》诗,的确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含而不露,意在言外的境界。只要我们在读这首诗时不是浮光掠影而过,而是反覆吟咏,则绝不只是由溪流、泉水、石岸、清涟、竹树、水鸟、小鱼等所构成的一幅美丽画图,即晁以道所说的“贵有画中态”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不止于一般地“诗传画外意”,即画面所直接传出的在这样飞尘不入的所在仍然存在着弱肉强食。而所谓宁静和平,不过是生死搏斗的前夕这样的机锋哲理,给人以深刻启示。

这首诗最可宝贵之处,在于诗人对眼前景倾注了深刻的感情。诗人是有所感而发,绝不是玩弄技巧和卖弄智慧:当诗人看到水鸟和鱼儿一动不动地相持时,一定是首先想到这水鸟就像那虎视眈眈、朝夕企图并吞中国的强邻契丹;那鱼儿就象苟且因循,坐以待毙的北宋王朝;其次,那水鸟就像那如虎似狼的监官里胥,那鱼儿就像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织妇,如诗人的《织妇怨》所揭露过的残酷现实。诗人的这种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和忧国忧民的真挚感情,是他能写出这首好诗的最本质的原因。

当然,也不能排除诗人在这首诗里,透露了他对满口仁义道德,谈玄说佛而实则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官僚政官们的憎恨,而对自己宦途失意求超脱之情。但这样的感情,不正是和他的忧国忧民思想渗合在一起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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