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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运行，统治者以一纸“寸板不许下海”的强硬政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盾牌”。纵观明王朝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这道“盾牌”在当时确确实实起到了自我保护（有效阻挡了外部势力的侵扰）的作用，但却遗憾地错失了来源于海上的巨大红利，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和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为日后中国和世界接轨笼罩了一道厚厚的阴霾。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前明总兵吴三桂的辅助之下，十余万八旗铁骑长驱入关，至此，清王朝开始了它那称霸中原的宏图大业。显然，此刻摆在满清统治者面前最为严峻的问题便是如何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去扭转国内反清复明的局势。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最具反清潜力的“明郑政权”无疑是满清统治者的头号敌人，基于如此，如何剪除“明郑政权”对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整个清王朝所造成的威胁成为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又一道崭新“难题”。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为了谋求更适合“明郑政权”发展的军政基地，南明将领郑成功率军奔赴台湾并一举赶出了霸占在当地的荷兰殖民主义者，至此，台湾成功被收复。在此之后，为了彻底切断内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从而逼降“明郑政权”，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极为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此以后，……沿海一带，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凡沿海地方大小船只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务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截，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清世祖实录》 由上述记载可见，清初实行禁海的目的与明王朝虽有差异，但其严厉性可以说是并不亚于明朝。有鉴于此，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唯物史论的角度出发，同时结合相关史料的记载，来对清朝初期统治者实行迁界禁海政策的真正原因以及该项政策对清、郑双方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做一番客观、全面的探究。 
01、“迁界禁海”的根本原因：清军两面作战，兵力不足战守 自公元1629（明崇祯二年）起，位于关外的八旗铁骑便开始绕过山海关经长城关口数次直抵京师，其骁勇程度曾几度让明统治者束手无策。十余年后，这批猛士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让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之流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闻风丧胆。满清入关之后，其兵力又在此前的基础上增加了60余万绿营兵，那么作为一个拥有近八十万兵力的清王朝，为何不采取积极的武力镇压措施而却一心一意地追求消极怯战的“迁界禁海”政策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暂且先分析一下当时的清、郑双方的实力： 兵力数量方面：彼时清方拥有旗兵12万左右，绿营兵60余万；而郑方则领兵10万上下，且多为水师，极其擅长水上作战，在福建等沿海地区来去自如。毫无疑问，单就兵员数量而言，清军对“明郑政权”足以形成碾压之势，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偌大的清军队伍里边还无一支可以拿得出手的水师，更没有一位值得朝廷信赖且能力优秀的水军将领，这便是清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对郑军作战的薄弱点所在。除此以外，清方虽有数十万绿营兵，但这些兵力基本被分布在全国各地，不仅给饷薄战斗力弱而且机动性差，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这部分兵力对于“明郑政权”而言几乎形成不了威胁。正如顺治十五年八月户部侍郎林启龙所言： “地方有事，即请满清大军，是六十万之多曾不足当数万之用” 。 
诚然，清军水师力量薄弱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则是东南沿海地区实际上并不是清政府的主要作战对象。顺治后期，由于除郑成功以外的南明余部与农民军余部联合抗清，导致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连年战乱，以至于清政府将大部分兵力都投入于此，从而无法顾及到东南沿海地区，这也即是清朝初期统治者为何要对“明郑政权”实行“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以及“迁界禁海”此类消极策略的真正原因。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策略的实施是在入关初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之下的最佳途径，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附带说明一下，据相关史料记载，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康熙十八年，清方对“明郑政权”实施招抚的次数高达9次之多，平均隔一年招抚一次。） 
“迁界禁海”对明、郑双方所导致的不良后果 “迁界禁海”政策是否是导致“明郑政权”最终衰败的主要原因？显然，答案是肯定的。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单从“迁界禁海”政策的本身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封锁住沿海地区与台湾的经济联系，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方的贸易频率，禁海之后，郑方仍可利用在沿海地区建立的“中转站”对台湾进行地下走私贸易，（除此以外，郑方还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事业，以便应对清政府对台湾实行的经济封锁）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凡沿海内陆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自是，内陆相安，边疆无衅，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江日升：《台湾外记》 由此可见，朝廷打出的“经济封锁牌”对于“明郑政权”而言实际上并未达到一招制敌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促进了当时台湾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 
对于以上所述，难道偌大的清王朝就没有人察觉得到吗？其实不然！ 在这里不得不引出一位重要人物——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为了应对当时的沿海局势，姚启圣一边迁界并大力催促朝廷发展水师，一边又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如在内陆设立“修来馆”，以高官厚禄买散郑部人心。此举对“明郑政权”的打击无疑是极为沉重的，不仅使其在战略上失去凭靠，以至给养不足，而且军心不固，降清的人数日益剧增，总体实力呈下滑趋势。在此期间，清廷训练的水师又逐强大起来，可以这么说，这一阶段的“明郑政权”完全是处于被动的局面，此举为康熙二十二年澎湖一战清军歼灭郑军主力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所谓“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尽管“迁界禁海”政策为清政府一举剪除“明郑政权”作出过不可小觑的贡献，但它给当时的清政府（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所带来的损害却是有目共睹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渔业、盐业向来是沿海地区的擅长之技，这些不仅是维持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源，亦是朝廷收取丰厚赋税的关键所在，而“迁界禁海”政策的实施使得沿海地区一片荒芜，鱼盐之利尽失，耕地面积急速下降、人口锐减，工商业迅速进入萎缩状态，为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南沿海地区生产力的落后种下了祸根。正如曾任福建总督的范承谟所言： （闽省）民田废二万余顷，（岁）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至赋税日缺，国用不足，而沿海之庐舍亩畝，化为斥卤；老弱女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孑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至此已极。 
除上述所述以外，一些看不见的潜在利益流失和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的引发亦不可忽视，如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及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进程减缓等等。总而言之，“迁界禁海”政策的实施确实为满清统治者一举剪除“明郑政权”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同时也给当时的清政府带来了诸多的不良后果，可以说这是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无奈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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