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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其实，吴晓波、樊登、罗振宇这些人都是一类人，他们的起点就已经超越了90%多的人，然后又利用独一无二的平台和资源，摸索出一条文化消费的经典套路，从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赢得数亿身家。吴晓波的定位是财经作家，他的写作领域决定了他只服务于有钱人，非要说他有什么错，那无非是“看不起穷人”。可是，如果把“看不起穷人”定义为一种错，且不说这里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层面的问题，首先这个错误就没法给出一个合理的界定。知识分子只分为两种，一种是赚到了大钱的，一种是没有赚到钱的。没赚到钱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骂赚了大钱的知识分子，说他们“没有节操、恰烂饭”，而赚了大钱的知识分子又会骂底层民众，说他们“不开窍、品位低下、行为寒酸”。中国现在有文坛吗？肯定是有的。中国现在有文学吗？大概率是没有的。我们的当代文学还未养成，就遇到了商业社会带来的消费文化的侵蚀。消费文化对文学的伤害是肉眼可见的，在一切都能娱乐、一切都能用金钱量化的消费主义裹挟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开始异军突起，并随着电视机的普及，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流派。痞子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仍很显著。痞子文学的本质就是“直视一切耻辱的勇气”，读者骂算什么，观众不买账算什么，只要金主爸爸满意，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们当今的影视剧就是如此，你越是嘲笑冯小刚们不接地气，冯小刚们越是得意，就差没有像吴晓波那样，诚实地说出“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感受是不重要的，我的作品本来就是拍给少数有钱人看的”这句话了。所谓知识分子，意思是“掌握并拥有知识的人”。一个人掌握一样东西，就同时会失去一样东西。只有什么都不掌握的人，才会什么都不失去。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比普通人更知耻的问题，是个道德问题。道德这个东西只和人有关，和身份无关。教师的道德水平就一定要比农民工高？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一定比富士康打工者高？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化里，太缺少对“人”的关注。与其说我们关注的是某个“人”，不如说我们关注的是该人的“身份”和“职业”。因为，只有通过一个人的身份和职业，才能判断出他的财富和社会定位，这非常符合我们功利性的人际观念。用职业和身份，而非用姓名来称呼一个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倘若一个人通过层层科举，高中金榜，最后混上了一省之副官的高位，那么，从他的下属到门生，都至少要尊敬地喊他一声“道台大人”；而街市杂巷的贩夫走卒，则一面要承受着各路官人的鄙夷的眼神，一面被同样是贩夫走卒的人蔑称为“那个杀猪的张屠户”“刘叫花子”。小时候住在家属院里，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家属院里的人彼此都比较熟，低头不见抬头见。偶尔来了外面来的陌生人，家属院的大人第一句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啊”，然后根据他做的行当，将其称作“那个收废品的”“那个修家具的”，云云。姓名是不重要的，只以职业和身份来称呼一个人，是中国文化里自我人格缺失的一大体现。自我人格既然缺失，则自尊心也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所以，传统农村社会里，大人给小孩儿取名字，故意用一些低贱、粗俗的字，越粗俗低贱越好，什么狗蛋儿、黑蛋儿、狗儿、黑妞、傻蛋儿。一声“狗蛋儿”喊出来，村子里十有八九的男孩都得应一声。你叫得越大声，他应得越欢，仿佛主人要赐给他食物吃似的。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每个人都有原罪。而中国文化曾被称为耻感文化，圣人一再把“知耻”当作为人处世的最后底线，而“礼义廉耻”四字格言又以“耻”字作为归结。可是，数千年来，我们真的知“耻”吗？我看是未必的。我们不但不知耻，反而以看别人丢人为乐，别人越丢人，我们越觉得有趣，于是，大家都纷纷围上去，中国式的“看客”就这么产生了，赵本山、郭德纲式的艺术也产生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有点类似于中世纪的教士、牧师们，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的价值观。（说起来，价值观只能靠知识而非quanli来维护，当然具体情况也要具体看待）知识是没有直接用处的 ，凡是有直接用处的，都不是知识，而是技能，而价值观一定是具体的、清晰的。比如，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一种价值观，它很清晰，一目了然，每个人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类似于“待人友善，爱岗敬业”等口号，严格来说就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道德品质层面的约束。因为，对“待人友善，爱岗敬业”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站在老板的角度，你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还不算“爱岗敬业”，必须无条件义务加班，任劳任怨，毫无怨言，这才勉强算是“爱岗敬业”。凡是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社会阶层，而对某种现象持有不同看法的口号，严格来说，都算不上价值观。价值观是那种无论你持什么立场、处在何种社会阶层，都能一目了然理解并认可的理念。文学也是超越阶层和立场的，倘若一个导演或作家无法脱离既定的阶层或立场，那他绝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创作者，也绝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可吴晓波们也没说过自己要做好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强调要做对的事，而非好的事。（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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