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佛山镇的崛起与繁盛,是中国城市文明史上的重要节点。“天下四大镇”: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与河南朱仙镇,分别以冶铁、陶瓷、船码头、集散地等特点而闻名于明清时代,它们之间共有着一些与彼时郡县不同的特质,如主体人口为工商业者、政治统治较为薄弱、民营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等等。可以这样说,“四大镇”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迥异于一般的州县城乡,是明清东南市镇繁兴与发展的最佳范本。五百年的红炉风物,更是成就了佛山天下四大镇之首的城市地位。 追本溯源,佛山的发迹实因其民间拥有“官准专利”的铸铁权。作者指出,佛山冶铁业的兴起与明代铁矿业由官营转向民营有莫大关系。明代所实行的炉户制度,虽非官营,但却为官准。广东官府对炉户的种种优惠政策,使其渐渐取得了部分铸铁的独占权,但仍存在各地生铁“另给票自卖或赴佛山铸冶皆许”的情况,可谓是有官准而无专利。到了清代,佛山冶铁业已是官准专利制度下民营炉户的集约式经营方式。“官准专利”规定:两广所属大炉,炼出铁块,限期尽数运往佛山发卖,由佛山炉户一体制造铁锅、农具等。佛山的这个“专利”身份,也使其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明代佛山冶铁业就已名播天下,尤其是佛山所铸铁锅,不仅畅销九边塞外,亦可远贩东西二洋。 南“贸”东、西二洋 在明代,广锅(明代官方对广东佛山铁锅的称谓)作为铸铁炊具的代表商品就已行销海外。洪武定鼎之初,诸番贡献毕至。当时东亚诸国鲜有成熟的铸铁技术,故洪武朝多赏赍诸国贡使铁釜,各国也常以此为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来自广东佛山的广锅充当了国家礼品的角色。广锅在明前期的朝贡贸易中,在满足诸国首领对铁器器物追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明王朝的中心地位。明中叶以后,朝贡贸易逐渐衰落,入贡国家日益减少,广锅的出口受到一定影响。在以月港为中心的隆庆开关后,东南沿海的民间贸易才又进入一个新时期。同时,原市舶司的职能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接待各国贡舶变成主要接待各国的商船。作者即以佛山市舶为线索,向我们展现了佛山海外贸易的另一面。
北“市”九边重镇 弘治末年,在明王朝北部边疆形成了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为核心的九边防御体系,它们所组成的防线直面北方各少数民族,对保卫京畿及内陆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明廷的制边利器,广锅不仅曾为瓦剌也先发动“土木堡之变”的借口之一,也以“广锅互市”促成了俺答入贡的隆庆和议。 明朝经略辽东,先后设立外夷卫所、朝贡和马市,其中尤以开原马市为重,广锅在此之中作为充市商品与主抚赏品。“虎俗视子女为一体,故衣食必共而不吝”,可以这样说,铁锅和缎布支撑着辽东马市二百余年的循环运作与发展。正统十四年,瓦剌也先大举进攻明境,并随后在土木堡大败明军,亲征的英宗被俘北狩。既往学者研究中,对此事件多有评论。作者另辟蹊径,以随驾扈从、脱难回京的李贤《古穰杂录》为依据,探寻出“禁售广锅”亦是造成此罹难的众多原因之一。在明中后期俺答“隆庆封贡”的过程中,广锅再次扮演了重要历史角色。为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的铁器、布帛,俺答多次向明廷求贡,在多次议拒之后明朝陆续开放大同、宣府马市。但马市的成功开办,并未能满足俺答对广锅的大量需求,明代蒙古人对铁的珍爱程度,超过铁器本身的价值和汉人对铁的认知。如元顺帝的名字脱欢帖木儿,蒙语里即为铁锅之意。隆庆五年,明朝廷围绕着俺答封贡与广锅互市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将“广锅互市”确立为隆庆和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在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不断努力下,相继开放了宣府、大同和山西等边镇的广锅互市。有明一代,作为商品与抚赏品的广锅,在大量占有九边市场空间的同时,提升了边镇马市的商品价值,成为内陆朝贡体制的重要支撑。有诗云:
祖庙的“神力”
九社以玄天上帝为尊,形成了佛山地区最早的仪式联盟。需要说明的是,自九社共同体成立之初,内部就存在着差序的社区地位排序,其具体展现在每年的北帝神巡游中,作者将其归因于各氏族入住佛山的先后之别。正统十四年珠江三角洲爆发了黄萧养之乱,佛山在二十二老的领导下,以祖庙作为战时指挥部,全堡上下团结一心,最终在官兵的援助下打破贼军。鉴于祖庙在战时的精神枢纽作用,乡贤请封,随后礼部正式将佛山祖庙列入国朝祀典,同时“龙翥祠”改称“灵应祠”,佛山北帝崇拜也就藉此从纯粹的民间祭祀进入官方祭祀的阶段。本次胜利对佛山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战时以祖庙为指挥部的铺区制度被承袭下来,达成了由“乡里”到“铺民”的身份认同意识转变,即地缘关系代替了旧有的血缘关系。有明一代,佛山均处于自治状态,没有设立任何官府衙门。特别是黄萧养之乱后,铺区制度就一直在佛山延续,二十四铺由里长、耆老自裁其事,如遇纠纷不决或佛山全境公事,则会鸠集于灵应祠内,发起“庙议”。在这其间,李侍问及其家族对祖庙的改造尤显重要。从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李侍问相继建立忠义营、嘉会堂和文昌书院,并分别作为佛山地方武装中心、行政管理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祖庙就是上述三大中心的中枢所在。通过李侍问新兴士绅集团对佛山社会的重新整合,使得祖庙的“庙议”功能得以延续,并走上了制度化发展的轨道。在不断的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祖庙掌握了凌驾于各宗族之上的公权力,充当了某种意义上的“官衙”功能。 明代的嘉会堂在清初日渐衰落,祖庙也一度沦为八图土著各族的公共祠堂。进入清代,侨寓商民大量涌入,在佛山设肆营生,佛山八图土著也面临着宗族组织解体的危机。受佛山经济组织的双重分化影响,佛山的政治组织也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大魁堂成了整个佛山社区的权力中枢。通过对大魁堂社会功能与值事身份的探究,作者认为其是清代佛山土著里排势力下降、侨寓和士绅势力抬头的产物。与此同时,佛山土著居民也尝试着重构地缘组织,成立了一个包括明代八图各氏族的“八图公馆”(又称八图祖祠),欲藉此抵抗侨寓的侵占,但收效甚微。由明至清,佛山祖庙及其设立在祖庙内的嘉会堂和大魁堂,作为官府治理之外的民间信仰中间与自治机构,不仅身兼道德象征与信仰祭拜,还承载着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正如作者所言,明清时期佛山有过三次性质不同的社会整合:一、明正统至景泰年间,建立铺区制度,由乡老领导,以祖庙为中心,使佛山各个宗族在地缘关系上联系起来;二、明天启至崇祯年间,由新兴士绅集团领导,建立嘉会堂、忠义营,重修祖庙;三、清乾隆年间,吸收侨寓人士加入权力核心,重新分配公共利益,官府参与调解,建立大魁堂,建立义仓,祖庙祭祀圈扩大。 在佛山神庙体系与多重祭祀圈的论述中,作者进一步指出祖庙把众神庙整合为一个呈金字塔型的神庙系统,祖庙居于全镇核心位置,祖庙下的主庙、公庙和街庙(含社坛)皆有各自所处的层次和范围,且其信仰圈也曾波及整个珠江三角洲。明清佛山体量庞大的佛寺道观,皆统于一尊,即归属于祖庙的无上权威。祖庙对诸庙的整合,是一个持续不断且多头并进的历史过程,诸庙分布的范围每扩大一点,祖庙的地位就抬高一步,进而将其纳入祖庙的势力范围。 于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候选人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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