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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难忘的知青岁月(下） 文/吴世可 五 次 遇 险 下乡后的第二年，我跟别人一起到麂子岗锤石头，就是将公路边山坡上的石头用钢钎撬下来，将其锤成2—4公分的小石头，用作铺公路。当时是住在雅安观化的农民家里，吃饭自己做，每天步行到麂子岗锤石头，干了大约20天没石头可锤了，养路段的马××给以比方、收方、付钱后，我们就赶顺道的货车回荥经县城。 我们在麂子岗上坡处（货车上坡时开得慢）爬了飞车，快到荥经县城时偷偷下车，眼见其他几人都下车了，我是最后一个下车，但自己是第一次爬飞车没经验，在下车时被汽车的惯性带来摔了一个大马趴，幸好没摔住头部，也没有骨折，只是将腰、膝、肘部擦破了皮，回家后我不敢给父亲说是爬飞车摔的，而说是不小心在山坡上摔的，在家休养了一周才回到队上。回队后，我将挣的钱全部上交队上记了工分。那时我太老实，有的人就不交钱给队上，留着自己用，也不要工分。 记得是在1972年，我与社员们在小地名叫树林头的地方做活路，社员们回去吃早饭了，我利用收工吃早饭的时间爬上一棵桐子树掰干桠枝，准备拿回去烧火做早饭。树下是一条干涸的水沟，一不小心我从树上踩滑摔了下来，头部摔在沟底的石头上，就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间，直到社员们吃了早饭上工了，才发现我躺在水沟里，把我叫醒后送回了家。幸好水沟里没有水，如果有水埋没头部可能就没命了，过后头部着实痛了好几天。 那时生产队种的玉米生旋心虫特别凶，队长彭传富就派我用敌敌畏打虫，那时又无口罩戴，自己又不知道应站上风口，用普通喷雾器连着打了几天药后，一天中午我正在地里打药，突然昏倒在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清醒过来就开始呕吐起来，是社员周佐治和毛建军轮流背着我走了7里山路，将我送到县医院治疗，医生说是农药中毒，幸好送来及时。住了三天院才痊愈出院。 有一次，喷雾器喷不出药液了，晚上我拿着空的喷雾器想修理一下，刚将煤油灯挨近喷雾器桶口，只听“轰”的一声，白光一闪，只觉得脸部火烧火燎地疼痛，我一照镜子，眉毛都烧没了，满脸通红，尽是水泡，幸好未将眼睛烧瞎。因为这，我有半个月不敢回家，一直等到烧伤痊愈后才敢回家。原来敌敌畏是易燃品，是不能接近火源的。 有一次，我感冒得了化脓性扁桃体炎，发高烧，吃了两天APC后仍然不见好转，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自己走上街到县医院治疗。医生给我开了青霉素肌肉注射，是做了皮试的，但在作肌肉注射时，刚注射完就觉得心慌，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见我睡在病床上，父亲已在床前。原来我是青霉素过敏性休克，差点就没命了，是护士陈菊萍见我危急，又立即在我手臂上注射了副肾素抢救，过了10分钟我才苏醒过来。 修建知青房 国家拨给每个知青的230元安置费，是要求修建知青住房的，但是一直等到1974年4、5月份，建房木材指标才拨下来。拿到木材指标后，生产队派我到县城木材厂去买木料。第一次我看到木材不好没有买，第二次买了两米木料，社员们将木料用架架车拉回生产队，就开始动手修建知青房。有的做房架排列，有的改檩子，椽子，有的改木板来做门窗。毛尚品和毛尚云负责和土筑土砖。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努力，知青房终于修建起来了。这是个三柱二的（三个排列，両进房，每进两间）瓦房，共四间房。 墙壁是用土砖砌的，房顶盖的小青瓦，横梁上铺的是竹楼，可以堆放玉米苞苞，红苕，洋芋之类的粮食。地面是夯平了的土巴地，剩下的门和窗，队里就安排我自己做。我完成了2道落紧门、3道一般的木门、4扇窗子，窗子做好后，我钉上塑料薄膜，既挡风、又透光，就算完工了。 1974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搬进了新居，住了两间屋。仍然只有一间床，一个装粮食的平柜，一张小方桌。后来，自己做了两张条凳，一个装衣服的木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新房子刚完工不久，8月初成都川交一处又下放了两名女知青来。一个叫罗荣恩，一个叫孙润蓉，他们刚好住进另外的两间房子。罗荣恩劳动还可以，生活也能自理，孙润蓉就饭也做不来，劳动也不行。刚来几天就感冒发烧，还是我给她注射的青霉素才好的。后来，孙润蓉的母亲从成都来看望她们，一句感谢的话没有，还说怎么安排一个男生住在隔壁。对此话我很反感：心想这人说话怎么这样，男生又不吃人！何况你们来就享受现成的住房。她们下乡的时间不长，第二年两人都由川交一处招工回去了。 后来听人说，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生产队将知青房卖给了社员个人。现在早已拆毁。 守 火 地 1974年，当知青已度过了四个年头。算得上老社员了。 那时，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普遍不够吃。小春接不到大春，大春接不到小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到处借粮食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队长就带领社员到远离队址约八里外的的独佛台山顶上砍火地种玉米和黄豆。 独佛台，位于荥经县城东方五里山顶的背面，海拔约1000米。从县城出发，要走两里平路，然后就是陡峭的山路。从山脚到山顶，足有五里路。从我们生产队去就是一直爬山，约8 里路。我也参加了这次砍火地。就是将树木荆棘，杂草砍倒铺开晒干，然后放火烧掉（毁林开荒）。烧过的土地黢黑一片，疏松又肥沃。等地面冷了，就挖出窝子，播下玉米，黄豆。火地第一年是不需要施肥的。大队林场也在地里间种了杉树。 当玉米挂穗的时候，生产队派了一名叫彭传江的社员到火地守玉米，以防玉米被野兽偷吃。彭传江，一个50多岁、脚瘸、背驼又瘦小的男人，在生产队劳动劳力不行，守火地还可以。可是刚守不久，彭传江突然得重病死在火地的棚子里，一时间，没人敢去守火地了。生产队长动员了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全劳力，都没有人愿意去，他们说：害怕死人的阴魂找到他们。 后来，队长没法就找到我，并许诺按全劳力计工分。要知道，当时我体弱个子小，只算半劳力，干一天活路才挣6分，而一个全劳力一天挣10分！多么诱人的报酬！干！当时我年少胆大，又从来不相信迷信，觉得死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加上当时每天的政治宣传，坚信“只要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也不怕。”于是就答应了独自一人上独佛台守火地。 我背上被盖卷，挎个黄书包，书包里装上几本书，带上锅碗，一杆砂抢和一把砍刀就向独佛台进发了。那样子还真像一个探险家呢！当时，我是从朱砂溪这边的山沟路从北面登独佛台的，路很窄，两边的杂草、荆棘丛生，几乎将路掩盖。一路上不时需要用砍刀辟开荆棘、茅草。经过半天的攀登，终于登上了独佛台。 放眼看独佛台的地形，三面环山像一把大靠背椅，方圆大约2华里。东边为高崖，崖下为青龙乡，荥经至雅安的公路从这里通过，站在崖边上往下看，可见公路上的汽车如蚂蚁般爬行；南边紧靠五里山顶；西边面对荥经县城，站在高处可一眼望到花滩坝大漩口；县城和两侧环绕的荥河、经河尽收眼底；北面即从珠砂溪爬上独佛台的缺口，一条小路顺着溪沟直达山脚的唐家3队、4队。 整个地势犹如一个坐南向北的太师椅，三方高，中间一个大凹凼，四周山上尽是杂木林，生产队砍的火地就在这个大凹凼里，面积约有40亩，据说这里曾供过一尊佛，故名独佛台。我要住宿的“家”原来只是一个用几根木棒搭成架子，再盖上茅草的棚子，棚子内面积约有10平方米，潮湿的地面上已有几处长出蕈子和杂草，除了悬空绑了一张“床”和棚子中间有一个火坑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在棚子外不远处有一个水坑，这就是我每天饮用的“甘泉”。晚风吹来，火地周围的树林和玉米林发出悉悉嗦嗦的响声，虽然是夏天，但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紧贴着脊背，只觉得凉气透心。整座大山没有一户人家，更不见人迹，只有不时的鸟鸣和阵阵林涛声陪伴着我，再加上棚子里刚死过人，还真有点毛骨悚然。 好在有杆砂枪给我壮胆，在夜间不时放上几枪，吓唬一下野兽，火坑里的火得一直燃着，不能让其熄灭，听老人们都说野兽怕火光，有火野兽就不敢来伤人。在大山上几十天不见人影，甚是寂寞，但有充足的时间看书，使我在这段时间里学了不少知识。看书乏了，吹吹笛子，放开喉咙唱唱歌，歌声在山间回荡，也甚感惬意。渴了，喝一口山泉，饿了，煮几棒嫩玉米，烧几棵黄豆杆，挖几棵野菜就着吃。 有一次我还居然用砂枪打了一只斑鸠，用它来烧土耳瓜，美美地吃了几顿。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在火地守了一个多月，玉米成熟了，终于等来了生产队来收获玉米的人们。我也参加了收获玉米、黄豆，然后就离开独佛台，回到了生产队。 那一年，由于在独佛台守火地多挣了工分，全年挣了3047分，再加上当年生产队卖桐子、卖佛手柑增加了收入，每个劳动日值0.56元，因此进红102.20元，是我下乡以来进红最多的一年，这102.20元已经够满足的了。后来读雅安卫校毕业时，我用进的红钱买了一块110元的海狮牌手表，一直用了20多年也舍不得换。 当赤脚医生 新民公社曾经是血吸虫病疫区。1971－1973那几年，每年夏天新民公社都要开展血防粪检工作，记得当时在庙岗3队搞粪检，县血防站的医生有王洪均、刘大军、余有昌、周湘玉、王文国、朱朝富、王华碧等人，每天早上穿着长统靴从县城走到庙岗3队，到下午搞完粪检后又走回县城。 大队书记石文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兰绍玉退休后接任了大队书记。他关心人，对我很好，他叫我负责收集每个生产队送的人粪，每天将这些用南瓜叶，桐子叶包的粪便背到庙岗3队，然后参加每天的血吸虫粪检（现在的青年们看到肯定嫌脏，那时，这是很轻松的活路）。 医生们将每一份粪便编号，取一定数量的粪放在凹陷的铜纱里，铜纱下边是一个盛水的瓷缸，铜纱凹陷处有水，在铜纱上搅粪便，使细微的东西过滤下去，粪渣弃去。然后将缸里过滤了的粪水倒入三个孵化瓶（如果粪便里有血吸虫卵，在水温20摄氏度以上，虫卵就会孵化出毛蚴）。2小时后观察瓶颈部有无呈直线运动的毛蚴。如果有，医生们还会进一步复查。确定了，就会对病人进行治疗。每天检查完后，用来苏尔水浸泡瓷缸，孵化瓶，然后用清水反复冲洗。洗完了，就可以收工走回县城，我也收工走回生产队。不管天晴下雨，每天如此。 血吸虫防治，粪检是一项辛苦且工作量巨大的任务。每年五月开始，检查时间又正逢农忙，人手不够。由于我查人的粪便有了经验，后来有一段时间，新民公社的兽医彭怀煜也将我抽去参加耕牛的血吸虫粪检。还对查处有血吸虫的耕牛喂药。就是将一节竹筒削成斜面，将药水装入竹筒，灌入牛的口中。我还跟彭怀煜跑遍了新民公社的每个生产队给猪打预防针。那时打的是猪瘟，猪丹毒，猪肺疫这三种预防针。打针要翻进猪圈，我也不怕脏，还学会了在圈外给猪打飞针。我这个“冒牌”赤脚医生，就既医人，又医猪。 1974年，大队书记石文玉安排我给各生产队的小孩打预防针，发小儿麻痹糖丸。由于自己之前自学了针灸和中草药书，大队就选我当上了正式的赤脚医生。这样我一边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边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挣点补助。1974年4月8日，公社派我去参加县里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为期43天，地点在安南寺。 记得上课的老师有程明让，李银寿，罗秀珍，任跃先等医生。那时，合作医疗站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兴起，并要求全国山河一片红，新民公社三个大队都要求成立合作医疗站。我学习结束后，大队没有马上成立合作医疗站，到75年11月份，才在大队管理区的一间房子里设立了大队医疗站。刚开始医疗站什么都没有，我就发挥自己会木工的特长，与人上山砍伐了树木，改成板子，晒干，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做出了药柜和药架。还做了5个挎着出诊的保健药箱。 当时大队选派的赤脚医生是3人，唐家2队的刘先群，唐家4队的陶明建和6队的我。刘先群认识许多草药，我虚心向她学习，因此认识了不少草药。我们上山采集了不少草药，还自己开出一片空地，种了板蓝根，川芎等中药。当时坚持“一根针，一把草”的治疗方向，大队医疗站的医疗器械只有2具5毫升和1具50毫升的玻璃注射器，一把镊子，一个铝饭盒（煮针锅），和一包针灸针。药品只有一点APC,SM2、消炎粉，还有一点棉花，纱布，胶布，碘酒，酒精，就只能处理伤风感冒和小外伤，但社员们也很乐意到医疗站治病，每次治病只花5分钱。 记得唐家5队（在6队上边的山顶上）有一位老太婆脚杆被开水烫伤后，有3×3公分面积皮破后感染了流黄水，不能行走，我用医疗站自制的“卫东一号”每隔一天到她家里去换药，硬是换一次药看到创口愈合一点，上了10次药后就基本痊愈了。唐家6队的毛尚品脸上长了一个汤圆般大的瘤子，我给他开刀割了，很快就好了。大队书记石文玉的亲戚住在大田坝，因患血吸虫病已肝硬化腹水，腹大如鼓，因无钱医治就在家里等死。石文玉叫我给她放腹水，我用粗针头行腹腔穿刺，给她放了几次腹水，但最后终因病情恶化死掉了。 想起来那时的我真够胆大的。唐家4队的一个社员腿上长了一个汤圆大的大疮，红肿得厉害，还伴发了淋巴管炎，我用马齿苋、紫花地丁、见肿消3味草药，只敷了一次就明显消肿，敷了3次就痊愈了。我见社员们大多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就买来桐油熬制了风湿膏药。正当自己雄心勃勃，要将医疗站发展壮大时，刘先群、陶明建二人嫌大队给的补助少，生产队又有意见，就各自回生产队了。后来，唐家7队又派了刘怀全来医疗站，我和他很合得来。 他劳力比我好，也勤快，我们俩经常上山去挖草药。有一次，我俩在名叫“一把伞”的山上挖药迷了路，天黑了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只好在山上露宿。时值九月下旬，深秋的夜晚已经感到凉飕飕了。为了驱寒，我将头上的草帽拆了，一圈圈的点燃，烧着取暖。挨近天亮时，黎明前的寒气更重，草帽也烧完了，我和刘怀全就只好摸黑找路下山，有几次都摸到了悬崖边，幸好没有掉下去，最后终于摸出了山林，尽管浑身的衣裤被荆棘挂破，被露水湿透，双手满是挂伤，但总算平安回到了唐家7队，这时天才微微发亮。一回到刘怀全的家里，他的母亲感到很吃惊，问我们这一夜在哪里睡的，当她得知我们在山上过了一夜时，她说没有碰上野兽算是万幸的了。 由于大队缺少经费，无钱发补助，社员看病每次给的5分钱也不够买药品花销，后来7队又将刘怀全喊回生产队了。这样，唐家大队医疗站于1976年年底就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当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无力再撑下去，只有惋惜地回到生产队。 离 开 农 村 由于自己在农村表现好，1975年5月4日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员，终于使我长期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阴影中得到一点慰藉。1976年2月，我出席了荥经县知识青年第二次先代会，但这次会议没有73年那次热闹，会议显得冷清、枯燥，还组织学习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到1976年，全公社与我同批下放的知青就只剩我一人了，我眼看着别的知青都当工人，或参军、或入学了，心里真不是滋味。难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没有教育好，要一辈子受教育吗？难道我就在农村干一辈子吗？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但又找不到答案，就只有迷茫，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前途在哪里？我感到苦闷、彷徨。 有一段时间，我已对离开农村没有信心了，我就在知青房的背后挖了一个茅坑，准备搭建一个茅草房，修个猪圈养猪，当一个地道的农民。记得在1976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生产队保管室外的晾杆上扯豆把子下来打豆子，姐姐和她的小姑子跑来生产队，叫我赶快回家，一家人商量大事，我就和她们一起回到县城家里。爸爸和姐姐都说，马上大中专学校要招生了，今年你一定要争取，难道就安心在农村一辈子？我想到74年大中专学校招生时，我也报过名，但是大队不愿放我走，公社也没有推荐我，所以对这次招生也没有报多大希望。但是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积极争取。 1977年元月，开始了大中专院校的春季招生。那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手抓教育的措施。全公社有6个推荐名额。这次我写了申请交大队，请大队书记一定要推荐我，也交了申请到公社，请公社袁书记让我参加考试。这次招生要通过考试，我又没有上过初中，语文还可以，但数理化英语，我就一点也不会。 这时念过初中的姐姐就给我打气，叫我马上停止回生产队劳动，她教我一点。在家里，由姐姐教了我一点解方程式，英语的26个字母和化学元素符号等。你别说，姐姐教我的东西在考试时还真的用上了。 1977年元月2日，我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新民公社的小学校里进行。就只有2间教室，大约六、七十人参加考试。事后，据说我的成绩还算是全公社最好的。 在填写志愿书时，当时，我只知道雅安卫校和雅安师范校，对其它的学校一无所知。由于我一心想当医生，就填报了雅安卫校。 1977年元月18日，我到县上参加了体检和面试。是在县政府招待所内进行的。记得当时体检的医生有方联森、徐商玲、程明让、严康平、任耀先等。在面试的时候，那位雅安卫校负责招生的老师问我为什么要读雅安卫校？我回答说“为了落实毛主席发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疾苦，所以要选择读雅安卫校。”当时我说的有一半是真心话，农村太缺医少药了。 1977年2月26日，我终于接到了梦寐以求的雅安卫校入学通知书，我是多么激动啊！从此我将走向人生新的起点。 3月6日，我背着铺盖卷，提着网兜，还扛着一把锄头，只身出发去雅安卫校报到。想起7年前下乡也是同一天，也是我一个人，也是一样的装束，不禁心潮澎拜，感慨万千！告别了，唐家6队，我的第二故乡；告别了，曾经给我快乐与艰辛、希望与苦闷的地方；告别了，我可亲可爱的父老乡亲们。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新的生活。 后 记 作者简介：吴世可，1953年9月生于成都，1958年随母举家迁往四川雅安地区荥经县中学，1970年3月到荥经县新民公社唐家6队插队落户，做过赤脚医生，1977年春考入雅安地区卫校，毕业后在荥经县卫生部门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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