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知青的那些日子（一）

回忆知青的那些日子（一）

 

 

 

作者：过眼云烟     编辑：东江阿峰

记忆，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逐渐清澈透明起来。

最近两年，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是点燃根香烟，望着漆黑的窗外，深深地吸上一口，思绪就随着烟雾缓缓飘散开来，耳旁仿佛又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脑海中，当年上山下乡的场景也随之一帧帧地呈现着……

一

画面回到了1975年， 那是个火一样红的年代。

广播中、墙壁上，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到农村去，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温室里养不出万年松、栏栅养不了千里马”，“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些语录，对我们这些“五谷不分，四肢不勤”而又对末来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城里学生来说充满着鼓动。

我们作为茂名市第一中学75届应届毕业生，和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一样，怀揣着朦胧和幼稚，怀揣着理想和激情，兴冲冲地到各自所属的派出所排队注销自己的城镇户口勇敢地去掉吃商品粮资格，成为“上山下乡”的一名知识青年。我们决心用自己上山下乡的实际行动去缩小以致消灭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这是履行党和国家倡导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命的行动。

我国知青上山下乡波浪壮阔的历史，始于1955年，结束于1980年，历时新中国25年。当历史走到后期——1974年前后，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站在岔路口上，是采取初期——1955年后上山下乡以参办国营农场为主的形式？是采取中期——1963年前后和1968年“老三届”前后到农村以 “分散插队、各自开灶”为主形式？还是采取别的组织形式？已经在中央领导层里反复酝酿和权衡利弊之中，何去何从，需要新的抉择。

湖南株洲市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每个工厂在郊县都有支农点。市委根据株洲县和市郊区是丘陵地区，“七山一水二分田”，按照工厂的大小、毕业学生的多少，对各工厂、机关同农村社队挂钩，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安置知青的社队就是挂钩工厂的支农点。工厂派人到安置地点，向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汇报知青及家庭情况，一起研究选点、编组、建房等问题。全市300多个工厂、机关等单位职工的中学毕业生，战斗在县、郊区276个社队农、林茶场。经过厂社挂钩，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一项工作将城乡两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动各行各业都来关心，变为自己的事。很多问题，厂社一商量就解决了。

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就是借鉴株洲成功的做法推行的。

当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势和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就是“厂社挂钩”模式到市郊40里外的农村去插队落户，迎接我们的却是那样巨大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而我很快就意识到，要缩小这差别，远非红卫兵横扫“四旧”那样神速顺当简单。

公元1975年8月2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天。

那天，茂名市领导在市政府（五层大楼门前）为我们这群知青开了一个欢送会。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氛围中，我们爬上了市里为我们准备的解放牌大货车。送别我们的是人山人海的亲人。当我告别泪眼汪汪的父母和亲人上车的时候，心情忐忑。青春年少的我们，还没有领略人生离别的滋味时，就这样离开了城里。汽车开动以后，才觉得上山下乡的路就从自己的脚下开始了。那种心情不知是愉悦不是怜悯，唯有一路唱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当年最流行的）的革命歌曲，以解除心情的彷徨，去掉心中的怜悯，来到了离城里40里外的公馆公社新田坡大队插队落户。

来到新田坡已经是中午时分。还没有为我们准备宿舍，临时住进学生放假空出的破旧教室。等到设在牛轭岭上的知青场的平房基本建好后入住。一年后，我们知青场58名知青全部下到大队所属的生产队去插队落户。

在那里，让我初尝人生坎坷的滋味，但农村的生活，也培养了我的应世能力。辛苦的劳动，锻炼了我的意志，同时给我的人生拉开了不一样新的时代篇章。

二

农村，田地广袤，环境原始，人性朴实。阳光下的田野，欣欣向荣。新田坡知青场上，在机冶局带队干部柯汉的主持下，选举出老农冯召文为场长，选配陈亨青、陈庆全两名老农作为农活和日常管理指导，选举了陈柳霞、陈剑锋、邹锋、邱小林、梁淑琼、梁石蕴六名知青作为知青场管委。其中陈柳霞、陈剑锋为知青场团支部正、副书记。知青场设生产组若干个并选举出各组组长，确立各项规章制度。选举产生知青场管理人员后就进入了正常的生产和管理。

“新田坡”大队座落于茂名市公馆公社（现名叫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新田坡村民委员会）的西面，距高州市（当年叫高州县）的祥山公社约十华里，距化州市（当年叫化州县）约十五华里。属丘陵地带。“新田坡”是个美丽的地方：青山绿水、茅房橉栉、村民扑实，南面一条维持全市人民用水的工业河，河水清澈见底，静静地向东流淌绕村而过，不时还有几条叫“白头婆”（俗称）的鱼儿窜出水面捕食空中飞虫，但是初到农村的我心情忐忑，对此美景无暇顾及，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前程实在不敢多想，更不敢妄猜。

第二年的秋天，在敲锣打鼓声中，我和梁陈智、关若水、柯爱梅一起被迎进了新田坡大队上村一队。

傍晚，我独自徘徊在村边荒野，俯首一条不知名的小溪（后来才知道是灌溉溪）影入我的眼帘，同样的清澈，同样的缓缓向东流淌，同样游着一群小鱼，同样的向东流动。我突然想起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成语。为什么是向东流的？为什么报上、书中所看到的和所写到的河流、大江都是向东流？为什么人工和天然河流也都是向东？我想不明白。后来我请教了我尊敬的“臭老九”柯老师。

柯老师笑着说：“你读书读到哪了？你的地理老师没教？”

我面对着柯老师，不敢说话。

柯老师还是笑着给我补上了一堂地理课。他说：“地球上的东西方向由纬线方向确定，纬线是指垂直于地轴的平面与地球表面的交线，理论上，为一圆圈（南北极为一点），其中最大的纬线圈为赤道，纬线延伸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平行。在同一纬线圈上，顺着地球自转方向即为向东，相反即为向西。由于纬线是一个圆圈，所以在地球上向东或向西都可以绕地球转圈，所以地球上的东西方向是环形（圆）方向，无限方向（永无终点）。因此，地球上所有流动的，比如说海水、河流、溪水都是向东流的。”

我听后，似乎明白了。

我对自己说：全国上山下乡的形势就如海洋，全国所有的知识青年就如河流，不管你想与不想，不管你有何种思绪，也不管你有何种理由和何种做法都必须无条件的接纳，都要奔向大海。我们知识青年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都必须无条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队列，争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呜呼”！我只能顺应规律，跟着大部队向东，再向东，把自己彻底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这番胡思乱想，还没来得及从迷茫中回过神来，就被分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户中。

这村一队队长叫任凡由。我看他面善心慈，也知道他人缘相当好，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非常关心，体贴入微，衣、吃、住、行都为我们考虑很周到，还怕我们刚到农村不习惯，特地在生产队的队屋里给我们安排了两间小房用来休息。对我们来说，条件虽然差点，环境陌生点，当我们想到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能有这样的照顾，也就相当满意了，起码开始不用分到各家各户，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

我们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按规定生产队要给“三同户”增加一角几分钱的津贴。在这基础上，生产队的其他户，特别是不能分配到三同户的户主，可以增加多几分的收入。渐渐地，我们才知道，知青和农民不同在于：农忙时，我们同农民一样，在生产队同社员一起挑担、使牛、插秧、田间管理什么农活都干。农闲时，我们回到知青农场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如柑橙、柑蔗、地菠萝等。那段时间，对于十几岁的我们，让生活的艰辛、精神的压抑以及单调乏味的农活与其说是锻炼还不如说是折磨。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充满辛酸。

知识青年如何接受再教育？接下来就是要在这里通过干农活来锻炼、来接受再教育。

毕竟童心未泯。那时候，我对村子里所发生的一切又好奇又新鲜，同时又抱着一颗向贫下中农虚心学习的红心，准备披星带月地接受再教育，下定“修补地球，改造思想”的决心。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们很快就融入了乡村的生活。最初的激动和热情过后，便是漫长枯燥的日子和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劳作，无休无止的体力付出以及近乎亘古垦荒的精神折磨。

生产队的每一次插秧，挑粪水和农田耕作，对从来没有接触农活的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什么都是生平第一次。

不久，我又被分到队里的一个独身老农任坤隆家“三同”。

任坤隆中等偏矮的身材，黑里透红的皮肤，浓眉大眼,让人一看就知道位汉子在农村是一个强劳动力。

走近任坤隆，我恍忽听到一个伟大的声音：

“你们来农村接受我们的再教育。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你们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要把贫下中农又红又专的优良传统传授给你们，让你们带回城里生根发芽，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责任就算完成了。”

现在回想起老农任坤隆的这番话，当时我差点没昏倒。这样的语言在书本上我看过，临毕业的时候老师也给我们讲过，真没想到的是一个普通农民会说这种话。我佩服，老农就是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和阶级觉悟。我真不知道他是从那里学来的。他把这话活生生套用到我们身上。

现在回头细想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当时的广播、报纸等都是这么说的，小学生、老农都会学着说嘛！而我的老任更是说得很有感情，说得很生动。村里的高音喇叭千篇一律的反复高叫着“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每天这样的起早摸黑地干，日晒雨淋地干，我估摸着，我要偷懒，没有脱胎换骨，最起码也要脱几层皮。

老任看我黑得像个鬼样时，严肃地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

转过背后，我心里在骂娘：“谁叫你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

每每回想到这，我对着窗外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缓缓地呼出去。

三

天还没亮，村子的那头就响起哨子声，接着是老队长“开工啰！”的吆喝声。接下来，残酷的“教育”拉开了序幕。

白天，任坤隆带着我到生产队里劳动。放工吃饭时回到他家和他一起吃饭，晚上也就住在他家。农忙时，我们知青就和农民一样在队里干农活，收稻子、插秧、种番薯（地瓜，也叫红薯）等等农作物。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割稻子和插秧时的场景。

稻谷收割时正好是夏天。

那稻田里干枯得快要裂开了。

当我左手抓住稻杆右手拿着镰刀弯着腰收割时，稻田里的稻杆灰扑鼻而来，呛得鼻子象火烧一样特别的难受。而最害怕的当属插秧，插秧和收割是两个不同的慨念，前者稻田里是干的，而后者稻田里是湿的。插秧的那天，我跟着农民到水田，一下一下弯腰把秧苗插到水田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插秧，感觉到很新鲜。

但是这种新鲜感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在我把秧苗分开的时候，手上抓着的竟然是一根软绵绵的、还在扭动着的蚂蟥。

“哎哟，我的妈呀！”我惊呼着。

那蚂蟥伸直了那又黑又软的头直往我皮肤上爬。从小就害怕软体动物的我，顿时吓得眼泪狂飙，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刚满十六岁的大小孩啊，给这玩意“活活吓死”！这一幕，让39年后的我回想起那一次水田插秧的情景，我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由于害怕软体动物，我就刻意学铲秧这份农活。

铲秧，就是将秧苗铲到框里，再由人挑到田边，由插秧的人拿去田里插。铲秧在农村可以说是一门技术活。你铲厚了泥太多，放在框里就很重，没人愿意挑。铲薄了又容易铲断秧苗的头，所以力度要把握得很好才能适中。我铁了心，哪怕铲秧比插秧少两个工分我也愿意干，也不去插秧，不去与马蟥接触。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铲秧学会。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周的练习，我终于学会了铲秧这门技术，而且技术不断提高，直到我离开新田坡，也没再去插过秧。那一次与马蟥接触的插秧就成了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插秧。

还记得有天晚上收工的时候，队长突然宣布：

“各位社员晚上回家准备好粪桶，明天去公社供销社挑氨水。知青可以到老农家借粪桶。”

第二天一早，我们知青也随社员一起出发了到公社去。

从大队到公社（也就是现在的公馆镇）要走有十三里路，挑担来回要走二十六里路。我们几个知青走在泥泞又湾曲的路上时，跟不上社员的队伍。我们还没到镇上，那些农民伯伯已挑着氨水往回走了。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要肩挑几十斤重的氨水，步行十三里回程路，怎么能跟他们比？

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才赶到公社供销社，随便在镇上吃了几分钱的白粥，装好氨水马上往回赶。等我们挑着氨水回到队里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知青把氨水放下时，一个个卧倒在地象死蛇一样，全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似的，整个人好象都不属于自己的了……，这就是十六、七岁的人生呀！

十六七岁的人生原本是在父母亲的呵护下，在学校里读书学知识、学文化的年龄！可我们就这样开始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回想起来，惨！真惨！

每到晚上，我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屋里只有豆点大的煤油灯，昏暗昏暗的，感觉好像我们的前途也是这样昏暗昏暗的。喜欢读书的，点起煤油灯在读，有点吹、拉、弹、唱的，自个儿在自娱着。而我们一小群人唯一的娱乐就是聊天。但是，每次聊着聊着，情不自禁地伤感起来，鸣鸣抽泣，到最后大家就抱在一起痛哭。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那时候是真的想哭，尤其是想到自己可能一辈子就要呆在这个地方了，那种绝望真的不是言语能表达的。晚上睡觉以后，常常能听到有人在偷偷地哭，然后哭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是在哭声中睡着的。幼小的心灵，发育中的身体，加上强体力的劳动，我们这一代就在硬扛中度过。

在新田坡，最摧残要命的是喷洒农药这农活。

每当要喷药时，特别是喷代号4502（剧毒农药），生产队会在队屋里做一顿“绝命饭”给准备喷药的社员吃。

饭，很简单，就是大米饭，一点青菜，一锅肥猪肉。大家蹲在地上铆劲地吃（据说吃饱了人就不容易中毒）。吃完了就各自去准备，每人用自己的万能巾（一块方格布，大约一米五长、六十公分宽，根据各人的高度来购买。万能巾在劳动时可以用来擦汗，太阳大时可披在肩上，放下到两个手掌处然后扎住象一件长袖上衣，在河里洗澡可用来擦身、遮丑，当毛巾用，买东西时还可以打包走人，所以农民都称它叫万能巾，因为它一物多用）湿水后往脸上一包，把鼻子嘴巴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将农药按比例用清水配好，挑到田边，用吸筒从桶里抽出往田里喷。干完了往河里一跳，全身上下洗个痛快，洗个够。

就是那一次喷农药，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几个知青皮肤全部过敏，当时极害怕。就因为这次的皮肤过敏，我们找到了借口要回市里看大夫。好心的大夫心痛我们，稍稍地开了病假单给我们，一再叮嘱“在家好好休息！”

我们就在家里休息一周才回去。

在家里的这一周，我才更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温馨。而再想想往后的日子，真的是不寒而栗。

那些日子里，我们也有最痛快的事情。

最痛快的事情是大队成立了冲击队。我有幸被选中入选进冲击队。所谓冲击队，就是由十五名知青组成的“执法队伍”。主要任务就是打狗，还有就是看到有猪、鸡、鸭等家畜、家禽跑到田里吃庄稼就赶、抓，然后拿回大队部由大队处理。冲击队由大队直接领导和安排工作任务。队员们每人手里拿根棍子在村子里转，听那哪户农家里有狗叫声，或者在村里看到狗猪、鸡、鸭跑出来吃庄稼，我们就将狗打死，将猪、鸡、鸭抓回大队部由大队处理。这样的工作，虽然得罪很多农民，但农民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村民们大家都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有点害怕，生怕今后他们将来到城里我们会找他们的麻烦。这样的“狗腿子”工作任务，村民们是不敢干的，而且也不愿意干。因为他们害怕乡里乡亲的会找麻烦，而最终得到黄世仁般的下场，所以这活只有让我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知青来干。干这样的活，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太舒服了，最起码我们能作威作福地欺榨养狗人。每次我们一队人马快进村的时候，村里的小孩都在喊：

“知青打狗队进村子了！”

真象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喊叫完后谁家有狗的就赶快把狗叫到屋里锁起来。因为村民们都知道我们进村是打狗，所以他们出来干农活前都会将自己的狗关好。这样一连三个月，我们一共才打了五条狗。回想这些狗，真有点象喜儿的遭遇。到了农忙，冲击队解散，各人回各自的队里参加劳动，就这样短短的三个月冲击队生活，使当时的我们自由舒服了三个月，真痛快。后来聊起这事，我们都说：“原来当狗腿子也有好日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