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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尔雅那是斯洛文尼亚首都。在这座城市里，“那种在巴尔干其他斯拉夫人的城市里经常可以看见的难以被驯服的表情”，“可能已经绝迹”。它所代表的斯洛文尼亚国民的精神气质，迥异于塞族及其他前南共和国。这种精神流变从何而来，其实是可以从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找到蛛丝马迹的。柏琳这篇就从访问与经典文学文本的结合入手，写出了斯洛文尼亚人特殊的气质。 我刚从喧嚣的巴黎乘坐夜车到达卢布尔雅那，在火车站大厅外注视眼前欧洲小镇样板画般的城市景观。春日细雨不停，早晨出奇得安静，除了汽车经过石板路溅起的水花重新坠落在石头上发出轻微的碎裂声，城市像一个甘心情愿的失语人，她的生活无需众声喧哗。
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的意思是“一个被爱的地方”，它的发音听上去和它的语义同样温柔，你需要稍稍嘟起嘴，让声带产生的振动气流轻轻穿过嘴唇围成的小圈，于是念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像一个牧羊人在吹他心爱的长笛，千回百转。 斯洛文尼亚是镶嵌在中东欧花色地毯中间一块不显眼的墨绿，四圈是绚烂的大团色块——周身被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团团围住，伸出一只脚踏入亚得里亚海，另外一只脚没有忘记钩住斯拉夫同伴克罗地亚。在古老的斯拉夫起源和欧洲生活经验的撕扯之间，斯洛文尼亚维持着动人的体面和宁静。首都卢布尔雅那，如同这个优雅小国的灵魂微雕，它守在阿尔卑斯山脚，面朝下游的萨瓦河，眺望着碧蓝如眼泪的亚得里亚海，目送着古老的斯拉夫情人渐行渐远。这个被爱的地方，面积九百零二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三十万，据说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首都之一。这个地区已知最早的定居点，是在青铜时代建于水上的一片木屋。公元前十五年，罗马帝国在这里建立艾摩那殖民地（Colonia Iulia Aemona），四五二年，艾摩那被“上帝之鞭”阿提拉大帝率领的匈人所毁。六世纪后半叶，南下的斯拉夫民族的一支斯洛文尼亚人抵达此地。整个中世纪没有多少关于斯洛文尼亚人的记载，他们曾被阿瓦尔人奴役，后归属于西斯拉夫人萨摩的公国，最后在公元七四八年臣服于法兰克人的统治。在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统治下，斯洛文尼亚人皈依了与东方正教会势不两立的西方天主教会。随着日耳曼人的影响与日俱增，斯洛文尼亚地区变成了日耳曼殖民地。卢布尔雅那河穿城而过，从西南流向东南，如同一条弧形腰带缠绕着半个城市。 十三世纪开始，哈布斯堡家族逐步发迹。在得到奥地利之后，这个历史上争议颇大的日耳曼家族开始了长达六个世纪的版图扩张。十四世纪，斯洛文尼亚被奥地利吞并，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从一三三五到一九一八年的近六百年内，除了一七九七至一八一四年间因法国大革命而奏响的“拿破仑插曲”之外，卢布尔雅那一直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但法国短命的占领却为斯洛文尼亚人带去了民族觉醒的情感萌芽。声名狼藉的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崩溃，卢布尔雅那成为“第一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中的斯洛文尼亚的非正式首都。“二战”中的南斯拉夫王国曾有被纳粹蹂躏的屈辱历史，卢布尔雅那也曾有过至暗时刻——这座城市也有一个和法国维希政府一样与纳粹合作的伪政权。后来的历史逐渐清晰，斯洛文尼亚游击队解放了卢布尔雅那。一九四五年，该市成为南斯拉夫联盟（第二南斯拉夫）中的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一九九一年，一场温和的“十日战争”后，斯洛文尼亚甩开了身后那个庞大却虚弱的南斯拉夫。她的自由在西方，她离开的心情是如释重负。到这个地方来寻找前南斯拉夫留下的情感痕迹，我觉得很可能一无所获。一九五五年，作为南斯拉夫联盟中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铁托授予卢布尔雅那“英雄城市”的称号。一九九一年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卢布尔雅那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她卸下了“英雄”的重负，她从来不想做英雄。城市笼罩在朦胧的山雾之中，我赶个大早，步行去城堡山下蒂沃利公园的斯洛文尼亚现代史博物馆。博物馆藏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是一栋米白色的三层小楼。博物馆重点展示了二十世纪一百年里斯洛文尼亚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斗争和发展的历程，有许多斯洛文尼亚社会变迁的照片、实物和文献资料。我在一个贴满蓝色墙纸的小房间停留良久，房间里随意散落着成堆的社会主义风格塑像。它们主要是铜像，铁托的半身像最多，也有零星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群像，工农兵浮雕，还有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群像。它们中有许多没有完成，留下粗疏的颈部或半边脸的线条，是永远都不可能再去完成的作品了。对于此类的社会主义遗迹物品展，斯洛文尼亚的博物馆将其命名为“记忆的垃圾场”。今天的卢布尔雅那，从日常生活中已经难觅社会主义的痕迹，斯洛文尼亚意在抹去社会主义历史的那些心思，也没有遮掩的必要了。这样的事情在冷战结束后的东欧，也已经是人们心照不宣的做法。
位于城堡山下蒂沃利公园的斯洛文尼亚现代史博物馆 斯洛文尼亚独立后，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了全新的官方版本。社会主义时期被戏谑为“铁托的南斯拉夫”，并被认为已经过了时。当年那些为了纪念南斯拉夫建国的公众纪念碑、社会主义雕像纷纷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这些做法是为了强化对于历史的修正，用官方的说法，是一种“历史观的更新”。其实，铁托去世后的十年，在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式的风俗习惯已经逐渐被抛弃，从前的道德标准开始撤退，人们开始更加认同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原先主导的权力结构开始失灵，民主选举和公民意识在政党的构建中成为最重要的议题。柏林墙倒塌后，斯洛文尼亚是“回归欧洲”进程中速度最快的东欧国家之一。我朝着城中心的河流走去。卢布尔雅那河穿城而过，从西南流向东南，如同一条弧形腰带缠绕着半个城市。奔腾的河水流经此地，染上了斯洛文尼亚人的脾气，一副被驯服的模样。河道狭窄，用石头和水泥铺就，沿岸有弱柳零星点缀，六条街道在此汇合为卢布尔雅那最有浪漫气息的普列舍仁广场。这个漏斗形的广场曾是中世纪的城门所在地，如今它的中心伫立了斯洛文尼亚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弗兰茨·普列舍伦（France Pre. eren，1800-1849）的青铜塑像，诗人手握一本诗集，静立沉思。他的诗大多抒发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和光明的憧憬，有强烈的感染力。斯洛文尼亚人谈起他来，总不忘告诉别人，普列舍伦是国歌之父——斯洛文尼亚独立后，当局用他一八四四年一首长诗中的一节来谱写国歌。诗歌里写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所有的战争都消失/所有的人们成为自由的同胞。 斯洛文尼亚人热爱自由，这份热爱中缺少激烈的东西，似乎他们的爱天然就携带着宁静的基因，和邻国克罗地亚不一样，和另一个邻国塞尔维亚也不一样——后两者虽然认为彼此迥异，骨子里却含着同样的斯拉夫式激情。可斯洛文尼亚人很少会有破釜沉舟的反抗，他们只是像平静的古希腊人那样，听凭直觉追寻自由的风向。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曾在一九九三年南斯拉夫内战时到过卢布尔雅那。即使是在那个硝烟最盛、处于战争高潮的年代，托宾在这个城市也完全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混乱。他从头到尾都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恍惚状态，甚至觉得斯洛文尼亚没有战争。他把英国作家马克·汤普森那本论述南斯拉夫衰亡的著作《纸屋》（A Paper House: The Ending of Yugoslavia）作为了解这个地区的旅行读物。马克·汤普森是一个在克罗地亚居住多年的英国人，南斯拉夫灾难来临时，他写下了这本书。而关于斯洛文尼亚，汤普森写道：“在斯洛文尼亚，农业部只有一条电话线路，国家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在周一到周五是家庭医生。遍览国家美术馆的作品只需半小时。” 在这样一个袖珍国家的首都，托宾觉得很舒适。抵达卢布尔雅那之前，他在邻国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住了几天，那儿的气氛让他压抑。一旦离开了克罗地亚，他立刻感到“远离了东欧的诡异”，而当他来到卢布尔雅那，却下意识里认为自己重回了欧洲。托宾曾怀疑斯洛文尼亚是“博尔赫斯虚构的国度”，它很可能随时会消失。当他漫步在卢布尔雅那颇负盛名的“三重桥”上时，他确信这里不会是博尔赫斯的虚构。在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许多新国家之中，斯洛文尼亚显得与众不同，它没有激烈的转移和过渡，没有产生从一种意识形态一夜之间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时不可避免的震荡感，没有人头攒动的广场集会，没有激情澎湃的电视演说，生活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会和今天一样。人们珍惜并满足于平凡的市民生活，珍惜平静。由于缺乏某种明显的历史分野，生活就像那条在静止中缓缓流动的卢布尔雅那河。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斯洛文尼亚宣告独立。许多人从家里走出门，来到三重桥边的广场和河廊，一起吃晚饭庆祝。独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如果你向那些经历过南斯拉夫分裂的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问起有关独立的事，也许大部分人都会给你一个比想象中更温和的回答。他们会说：不，我们不是那个分裂南斯拉夫的人，不是导火索，也不是罪魁祸首。独立不是一种明确的计划，而是各方面情势同时发展的结果。事情就是这样成了。铁托死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内部加快了酝酿“自然爆炸”的进程，当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开始掌权时，斯洛文尼亚确信自己嗅到了不祥的味道——本来，与其他共和国相比，斯洛文尼亚可谓一直最西化、生活水平最高、失业率最低。话虽如此，一九八〇年以后它的经济增长率受到其他共和国的拖累而大幅下降，南斯拉夫的主体塞尔维亚在一系列想要力挽狂澜的经济改革中，以牺牲其他共和国的利益为代价，让大部分的钱都流向了贝尔格莱德。仅占南斯拉夫人口8%的斯洛文尼亚人负担了联邦预算的四分之一，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有点太多了。 东欧剧变波及南斯拉夫，铁幕缓缓降下的时刻，自由的因子蠢蠢欲动。在一九九〇年的春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改成多党制的自由选举，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这两个共和国的选举中惨败。但即使从这一时刻开始，温和的斯洛文尼亚人也没有想用武力来“脱身”。他们厌恶流血，厌恶“积极”的东西，宁可一步步“消极”地脱离南斯拉夫。他们不是激烈的民族，富庶的人民没有把生活过成暴风骤雨的野心。
1991年6月25日的晚上，斯洛文尼亚宣告独立时，许多人从家里走出门，来到三重桥边的广场和河廊，一起吃晚饭庆祝。 即使在历史上和神圣罗马帝国关系密切，做过意大利的附庸，还被奥匈帝国统治了几百年，斯洛文尼亚人的反抗却常常意兴阑珊。在十六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中，很早就皈依了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的确也留有反抗的痕迹。新教学说在大部分贵族和城市居民中颇受拥护，到处都设立了新教学校。斯洛文尼亚宗教改革最鲜明的特点不在神义，而在语言——使用斯洛文尼亚语是改革最重要的成果。这些教养良好的天主教徒其实早就不是什么非理性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关注生命的存在与美感，才是更重要的民族特性（如果当时有这么一种民族特性的话）。一五五五年，斯洛文尼亚人普利莫日·特鲁巴尔将《新约全书》译成斯洛文尼亚语。文教上的革新，而非具体的宗教事宜改革，才是斯洛文尼亚人引以为傲的事。 诚然，宗教改革在这里也遭遇了反宗教改革的镇压，大量的斯洛文尼亚语文献被视为异端邪说而被焚烧，许多著作都消失了，成千上万的新教教徒被迫害，斯洛文尼亚重新成为纯粹的罗马天主教区域。然而，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里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宣誓主权行为——奥地利统治者不会允许一切在宗教改革名义下寻求自治的做法，罗马教廷也需要挽回颜面。但是，理性精神已经在这里扎根，世俗性被注入斯洛文尼亚人的性格，成为一种关键的镇静剂。这种镇静剂改变了他们的基因构成，和信奉神秘主义的东正教信徒塞尔维亚相比，他们缺乏向死而生的献祭精神。和同样是天主教徒却没有经历宗教改革的克罗地亚相比，他们又缺乏狂热的信念。激情的缺失，导致斯洛文尼亚民族早早地和斯拉夫性分离。那些有神启性质的、浓烈的、凶猛的、昂扬的东西，到了这个国度仿佛都化为了绕指柔。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我和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女教授维斯娜相约河畔，在著名的洛丽塔（Lolita）甜品店见面。我记得那个夜晚，若有若无的春雨像小松鼠的尾巴尖，轻抚行人的脸。维斯娜骑着脚踏车，像一阵风一样穿过桥面，赶来赴约。她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个子娇小，梳一条油亮的栗色长辫子，喜欢用有点跳跃的姿态骑车和走路，有一种和年龄毫不相关的天真烂漫。维斯娜在大学里教授文化政治学课程，在卢布尔雅那市区有一间面积很小但很舒适的公寓。她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里人才辈出，有科学家、教授、艺术家，还有运动员。身处这样一个富裕的小国，维斯娜并不愿意过某种物质至上的生活。她说，她的家族里都是典型的现代斯洛文尼亚人——“避免让自己的生活沾染上任何'主义’的色彩，无论姓'资’还是姓'社’”，他们真切地希望远离“东欧的教条”，即那种认为“从冷战的铁幕下获得解放的人，会不顾一切地奔向物质主义”。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性”。在我眼中，他们是令人困惑的巴尔干人，也是令人困惑的欧洲人——不像巴尔干人那么激烈，甚至看不到狠狠抽烟的面目——那种在巴尔干其他斯拉夫人的城市里经常可以看见的难以被驯服的表情，在卢布尔雅那可能已经绝迹；可他们似乎也没有西欧人那么注重理性。维斯娜认为，无论是在南斯拉夫王国还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无论哪个时代，巴尔干邻国都不能理解斯洛文尼亚——文学、艺术、语言、教育，这些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东西。不是抽象的“民族”，不是自我催眠的狂热宗教信仰，也不会是那种三天三夜大摆宴席招待亲友的“热情”礼仪，当然，更不是战争。 一九八九年，在就南斯拉夫的未来所提出的“新型国家联合模型”遭到拒绝后，对于失望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来说，与南斯拉夫分手似乎成为唯一的结局。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斯洛文尼亚单方面发表了从南斯拉夫独立的宣言，之后由于边界关卡问题和南斯拉夫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这场冲突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历时十天左右即宣告结束，史称“十日战争”。这是一场被巧妙挑起的短暂对抗后赢得完全独立的战争，它甚至不像一场真正的战争——斯洛文尼亚以八名军人和五名平民死亡对南斯拉夫人民军三十九人死亡为代价，七月十八日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被贝尔格莱德正式承认。我对这场温和的战争迷惑不解，虽然国际上通行的解释认为，是民族构成的单纯性——在斯洛文尼亚的斯洛文尼亚人占了90%以上，南斯拉夫中98%的斯洛文尼亚人都住在自己的共和国中——让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名正言顺。因为高度单一的民族构成符合民族自决原则，具有国际法上的正义。就连声称绝不让南斯拉夫分裂的米洛舍维奇，也对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在他的“大塞尔维亚”蓝图里，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在其列。似乎这个共和国从源头上就是南斯拉夫的远房亲戚，分家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
卢布尔雅那，深夜的普列舍仁广场 马克·汤普森在《纸屋》中写道：“斯洛文尼亚人利用南斯拉夫壮大了自己，他们是南斯拉夫衰亡的唯一受惠者。”维斯娜对此非常不认同——“在南斯拉夫的这场悲剧里，只有受害程度的差别。当'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观念代替南斯拉夫统一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说：不，我们想要邦联制(Confederation)，请让我们彼此保持松散的联系，但我们依旧在一起。那些指责斯洛文尼亚的人必须明白，斯洛文尼亚并不是要抹去南斯拉夫的存在，相反，我们是想用邦联制的形式来最大可能地保存这个'南斯拉夫国家’。” 维斯娜不认为这种形式一定行得通，但起码要试一试。“可马其顿和黑山完全不去思考这种可能性，而是选择站在塞尔维亚一边。至于波黑，原本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现在可还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人吗？——他们也渴望摆脱贝尔格莱德的控制，他们本来应该站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边的。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归顺塞尔维亚，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一旦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真的离开了南斯拉夫，那么自己只能和马其顿、黑山这样更虚弱的共和国相依为命，听候塞尔维亚摆布了。事实是，南斯拉夫内部看似势不两立的两边矛盾，导致了内战的发生，而波黑成了最大受害者。”维斯娜说，历史的发展走向已经证明到底谁是输家。但我觉得这不是输赢的问题，撕裂的波黑是南斯拉夫大家庭中最令人心碎的成员，而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心理距离上，斯洛文尼亚都更像一个对大家庭依恋最少的亲戚。但进入二十世纪后，斯洛文尼亚越来越想为民族事业做得更多。一九〇八年在萨格勒布发生的那场奥匈当局旨在污蔑斯拉夫人的臭名昭著的“阿格拉姆审判”（阿格拉姆即萨格勒布的奥地利名称），让斯洛文尼亚人义愤填膺；同年里奥匈帝国吞并波黑的举动，更是在卢布尔雅那引起了骚乱。随后，塞尔维亚又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巴尔干战争中漂亮地赢下了全局，这一切都让斯洛文尼亚对于靠拢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理想国”的渴望变得真实而迫切。
“从前的爱是真的，后来的失望也是真的。”维斯娜乐于用一种女性化的方式去解释政治，这和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很不一样，她喜欢用情感模式来帮助别人理解现实： 斯洛文尼亚并不是南斯拉夫大家庭的土生子，说“远方亲戚”也不合适。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自由的情人，我们有迥异的民族性格、生活习惯，我们有独立的语言。请注意，语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前南时代，我们的兄弟国家几乎没人听得懂斯洛文尼亚语，在军队里，发号施令的语言只能是塞尔维亚语，不能用斯洛文尼亚语，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我知道，现在的克罗地亚、波黑、黑山等国都在拼命“创造”自己的语言，但他们的语言和塞尔维亚语难以区分，因为那几乎就是同一种语言！可斯洛文尼亚与众不同。我们不容易激动，我们是稳定的，可以被信任。我们是温柔的，会为了情人庇护我们的那份勇敢而甘心委身，可一旦发现这个情人自以为有权予取予求，他就不是英雄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斯洛文尼亚人的字典里，生活应该是一幅云淡风轻的水彩画，绝不是一首以流血和荣耀、掠夺和吞并、歌颂英雄为主旋律的战争进行曲。当然，我们很感激情人的放手，这让我们的爱情故事有了一个好聚好散的结局。 卢布尔雅那夜色已深，城市了无倦意。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我看见许多打扮时髦的年轻人正成群结队沿着河岸走向灯火通明的酒吧长街。长街就在甜品店附近，我记得中间隔着一家黯淡的二手书店，人们总是先路过这家书店，再遁入迷醉的酒吧，喝啤酒，抽烟，跟随空气中的慢摇音乐，轻轻地摇晃身体，轻轻地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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