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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事面前的所有行为反应都来源于意识形态，而中国文化发展这么久，早已形成了丰厚的意识形态土壤。 在中国的宗法一体化要求下，需要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组成国家官僚结构，用统一的国家学说治国。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必须是有为的，入世的，要有现实性，其行为价值观必须是积极的入世的现实主义态度。 所以，儒学在由孔子搭起框架，孟子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将之细致化，明确化后，又由荀子和董仲舒传承发扬，逐渐勾画出一条由学而官，而贵，而富的道路，称之为“儒效”。 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学是封建儒生信仰和优越感的源泉。 然而，信奉儒家的封建士大夫们，在他们仕途坎坷，官场失意或憎恶如政腐败时，往往就会退隐。 这时候，他们往往沉醉于老庄和玄学，或炼丹行散，或隐居山林，放鹤种梅，求得保身，全生，以尽天年。 如果我们把儒家和道家相对照，就会发现儒道之间有相反又相通的关系，可以互为补充求得共存。 儒家行为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为”，道家行为结构正好是对儒家“有为的”否定，“无为”。儒家主张大一统的大国统治，而道家主张小国寡民。儒家主张积极干预事物，而道家主张听其自然。 可见，儒道两家在感情色彩，处世态度上是相反的，然而，两家在思想方法上却是相通的。 所以，这两种意识形态互为补结构， 一般说来，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占统治地位以后会排斥与他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但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古代哲学百家凋零，道家作为补结构却可以生存下来。 因为信奉正统意识形态的人，只要将自己的处世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不需要改变自己熟悉的看问题的方式，就很容易转到它的补结构里去。他可以成为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者不满于现状又无力改变的那些人的精神避难所。 所以，这种思维方式的相通之处，就为儒生们由儒入道铺垫了一条坦途。 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二重人格，儒道兼而有之。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一方面“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一方面又求闻达于世。 比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吟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心里却并不悠然，按捺不住要吐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心声了。 而舶来品佛教在很多地方与道教类似，道家讲“无为，超脱”，佛家讲“性空，觉悟”，对于深明老庄之学的人来说是一点即通的道理。所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玄学为桥梁过度到佛家境界中去的。 明末李贽可以说是反对儒家名教的激进分子，他极力提倡新道德，但他在晚年时也被补结构吸进去了，信奉禅宗，不能自拔。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出家也是这样，他追求爱情，反对没落的封建道德，但是缺乏新的理论武器，看破红尘后，只好遁入空门了。 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发展完善的主导意识形态和补结构的存在，使得怀疑者和反对派很容易陷进补结构去消耗自己的学识精力，他们逃出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枷锁，却又掉进了非正统意识形态的陷阱。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魏晋七贤有之，唐伯虎也是。 所以，某些看似自己自主产生的想法，可能也是历史与环境对你洗脑的产物。 唯有千古第一人物王阳明，在遇到人生的挫折面前，没有将自己的思想被模式化。 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游太空。”王阳明一颗强劲的心，和超凡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得他悟到自己的心学：“知行合一，以致良知。” 被贬后他回乡开私塾，用兵平判乱，主动作为，将自己的学问充分体现在事业中。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面对生活中的挫折，非儒即道的思维迷雾里，王阳明的学说，散发着极具穿透力的光芒。 人生的磨难，将某些人碾压成灰，也将某些人淬炼成金。 当大部分儒生在内心渴望入仕，外表却放浪形骸，闲云野鹤中，含着不甘与消沉，消耗完自己的一生时，王阳明却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而，现实中的你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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