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文字内容均为本人读书笔记，摘录自《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特此说明。） 到1987年12月，加沙人民已在以色列占领下度过了20年。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长25英里，宽6英里，当时居住着大约62.5万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居民中四分之三是来自1948年被新生的以色列国征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他们在1948-1967年期间遭受了极大的孤立。加沙人被埃及政府限制在这块孤零零的地块内，同敌对的以色列接壤，又切断了他们与所失去家园的联系。 以色列1967年的占领让加沙人重新有机会进入巴勒斯坦（历史意义上的地理名称）的其他地区，并与留在这片土地（隶属于以色列的城镇以及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接触。 1967年之后，加沙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在占领下，加沙人能够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并相对容易地跨越边界来来去去。以色列人在加沙购物，以享受免税价。从许多方面来看，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加沙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而，在占领下，没有人感到幸福，巴勒斯坦人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独立。当埃及1979年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时，由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解救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破灭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勒斯坦武装驱散到阿拉伯世界各地，由巴解组织来解放巴勒斯坦人的希望也破灭了。 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始自己起来对抗占领。以色列政府记录了“非法行为”的升级：仅在约旦河西岸，“骚乱”从1977年的656次上升到1981年的1556次和1984年的2663次。 被占领土内的抵抗引起了以色列的严厉报复：大规模逮捕、恐吓、酷刑和羞辱。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羞辱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占领者视巴勒斯坦人为“不值得被尊重的次等人”，这加剧了尊严和自尊的沦丧感。 更槽糕的是，巴勒斯坦人配合以色列的占领，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同谋。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并吸引以色列顾客到他们的商店购物，这些事实暗示他们也参与了占领。鉴于以色列人正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没收土地和建造定居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合作更像是通敌。 两个地下组织形成，领导大起义的发展方向。在约旦河西岸，巴解组织各派的地方分支机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组建了一个地下领导层，自称为“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加沙，与穆兄会有关联的伊斯兰主义者创建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哈马斯”更为人所知。以色列的强力镇压使这些地下领导人无法在公开场合见面或行使其权力。相反，他们各自定期印发宣传品，哈马斯有自己的系列传单，民族联合指挥部也有单独的系列公报，印发这些宣传品是为了阐明各自的目标并指导公众行动。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宣传品包括行动呼吁与新闻简报，反映了巴解组织这样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与正在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为控制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斗争。 哈马斯的新颖之处在于用严格的伊斯兰主义理念表达坦人的愿望。从第一份传单起，哈马斯就表明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立场，将对抗犹太国家与拒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哈马斯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打倒犹太人，摧毁他们的梦想。”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宣布，他们抵抗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占领者，而不是反抗专断的阿拉伯领导人。哈马斯在其1988年的章程中强调：“一旦有敌人占领某处穆斯林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责任。在反抗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必须竖起'圣战'的旗帜。' 再看民族联合指挥部，他们尽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约旦河西岸本地的活动分子在未与阿拉法特和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协商5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约旦河西岸，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哈马斯的第一份传单发布后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 民族联合指挥部继续每隔几个星期发布通讯,并开始在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停止征敛土地和在被占领土上建以色列人的定居点，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这些传单鼓励人们悬挂巴勒斯坦国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的，并高呼“结束占领！”“自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万岁！”民族联合指挥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从1988年春季到夏季，世俗的民族联合指挥部同哈马斯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声称代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传单中称自己为“你们的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民众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听从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的号召”。“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相互参阅对方的传单，争夺对街头民众运动的控制权。8月18日，哈马斯在传单中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组织罢工是巴解组织宣称在被占领土上拥有的特权，因此，民族联合指挥部首次直接批评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声称“对民族阵线团结的每一次打击都相当于为敌人服务，损害起义”。 这种权势争夺掩盖了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根本分歧：哈马斯寻求推翻犹太国家，而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希望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不可剥夺的穆斯林土地，需要通过“圣战”从非穆斯林统治中解放出来它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相比之下，1974年后，巴解组织倾向于两国方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经由大起义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建国，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即便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并将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领土拱手让给这个犹太国家。两个抵抗运动的立场无法调和，因此巴解组织继续走两国方案的道路，不再考虑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抵抗和以色列的镇压使大起义完完全全占据了世界各国报刊的头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1988年6月，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紧急首脑会议。巴解组织借此机会提出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互承认双方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哈马斯断然拒绝巴解组织的立场，并重申其关于穆斯林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权利的主张。哈马斯领导人在8月18日的传单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传单中坚称：“穆斯林世世代代都对巴勒斯坦拥有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权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巴解组织没有被伊斯兰主义反对者镇住，而是继续呼吁的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合法化。1988年9月，巴解组织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巩固大起义的成果，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回归、自决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我国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哈马斯再次拒绝并遗责巴解组织的立场。哈马斯在10月5日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反对放弃哪怕是一寸我们的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浸入了圣门弟子和他们追随者的鲜血。”哈马斯坚称：“我们将继续起义，在（真主的帮助下）将我们的整个土地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对立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拉法特定于1988年1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就是巴勒斯坦宣告在被占领土上建国。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当天，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行严厉宵禁，禁止汽车和平民上街。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这代表了巴解组织对既往政策的大幅调整。该宣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分治计划，并批准了1967年和1973年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其中确立了归还被占土地以换取和平的原则。该宣言意味着巴解组织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自1974年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萨义德·哈马米首次尝试提出两国方案以来，巴解组织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巴解组织不再是一个游击队组织——阿拉法特现已断然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恐怖主义””。面向国际社会，巴解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等待建国的临时政府。 国际社会很快给予承认。84个国家对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给予完全承认，其中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些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传统支持者。大多数西欧国家给予巴勒斯坦外交地位，就差完全承认独立，但美国和加拿大却完全不予承认。1989年1月中旬，巴解组织取得了另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成员国平等发言的权利。“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发表书面声明，遗责这一宣言是“欺骗性的宣传活动，旨在制造一种印象：那些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领土上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是温和的，且取得了成就”。以色列内阁将宣言斥为“旨在误导世界舆论的虚假信息”。 哈马斯也对这一宣言不以为然。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巴勒斯坦所有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不仅仅在被占领土上建国：“不要听从任何试图赋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巴勒斯坦土地合法性的联合国决议……因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民族的财产，不是联合国的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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