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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9日，起义爆发当晚，亚辛召集了兄弟会领导人开会协调行动。他们决定将加沙的穆兄会改造为抵抗运动。 12月14日，哈马斯诞生，并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传单。 哈马斯的新颖之处在于用严格的伊斯兰主义理念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从第一份传单起，哈马斯就表明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立场，将对抗犹太国家与拒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哈马斯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打倒犹太人，摧毁他们的梦想。”依循阿卜杜拉·阿扎姆关于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皆为“圣战”的观点，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宣布，他们抵抗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占领者，而不是像赛义德·库特卜所主张的那样，反抗专断的阿拉伯领导人。哈马斯在其1988年的章程中强调:“一旦有敌人占领某处穆斯林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责任。在反抗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必须竖起'圣战’的旗帜。” 再看民族联合指挥部，他们尽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约旦河西岸本地的活动分子在未与阿拉法特和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约旦河西岸，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哈马斯的第一份传单发布后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这份公报是由“两名当地的巴解组织积极分子”撰写的，他们在以色列当局大规模的镇压中被捕，“在公报投放街头时已经入狱了”。该公报呼吁举行为期3天的大罢工——完全停止被占领土的经济活动，并警告不要试图破坏罢工或与以色列人合作。 民族联合指挥部继续每隔几个星期发布通讯(仅在大起义的第一年就发布了31期)，并开始在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停止征敛土地和在被占领土上建以色列人的定居点，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这些传单鼓励人们悬挂巴勒斯坦国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的，并高呼“结束占领!”“自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万岁!”民族联合指挥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大起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独立运动。 大起义的爆发完全出乎身处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的意料。巴解组织被所有巴勒斯坦人承认为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现在，主动权已从突尼斯的“外部”领导层转移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活动的“内部”的巴解组织活动分子。这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让巴解组织领导层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夜之间，阿拉法特和他的副手们看起来像是多余的，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自己开始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  1988年1月，阿拉法特采取行动，以将大起义置于巴解组织的管辖之下。他派遣了法塔赫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哈利勒·瓦齐尔——他以别名艾布·吉哈德而更为人所知——去协调突尼斯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行动。1988年1月18日，民族联合指挥部发布的第三份传单是首次由突尼斯的法塔赫领导人批准的。在几个小时内，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共分发了10万多份。被占领土的居民欣然回应来自阿拉法特的政治机器的权威声音。萨利·努赛贝赫观察到:“这就像看着音乐家从指挥那里得到指示一样。”此后，大起义将由阿拉法特和他的官员来运作。 以色列政府决心阻止巴解组织利用大起义以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政治利益。1988年4月16日，以色列刺客在艾布·吉哈德位于突尼斯的家中枪杀了他，这位巴解组织官员的任务被截停了。但是，既然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巴解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突尼斯就能够继续控制参加大起义的世俗主义力量。 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散发的传单中呼吁举行的罢工与示威继续有增无减。以色列当局曾预计这一运动将失去动力。可恰恰相反，它似乎越来越强大，对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大起义进入第三个月时，以色列当局采取了法外手段加以镇压。对于如何对待占领下的平民，早在《日内瓦公约》确立相关国际法标准之前，英国委任统治官员曾起草过《紧急条例》。参照这一条例，以色列军队采用了大规模逮捕、未经指控的拘留和拆毁房屋等集体惩罚措施。 全副武装的士兵用实弹向投掷石块的示威者开火，这个场面令国际舆论哗然，迫使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下令用“威慑、暴力和殴打”取代致命的火力。1988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播放了以色列士兵在纳布卢斯附近殴打巴勒斯坦青年的可怕画面，揭露出这一看似温和的政策的残暴之处。在一段尤为让人动容的片段中，一名士兵被拍到拽着一名囚犯的手臂，用一块大石头持续敲击以砸断他的骨头。以色列总检察长力劝拉宾去警告他的士兵不要做这些违法行为，但以色列军队继续暴力殴打巴勒斯坦示威者。大起义的第一年，有3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殴打致死。  历史照片：伊扎克·拉宾（右）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左）。图源：《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面对以色列的暴力，巴勒斯坦人对非暴力抵抗策略的坚持引人注目。巴勒斯坦人宣称的非暴力受到以色列当局的质疑，后者指出，抗议者投掷石块、铁棒和燃烧瓶，这些投掷物会造成严重伤亡。然而，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人的对抗中从未使用枪炮，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几十年来西方舆论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描绘成被围困的大卫的形象。以色列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往日;如今，它需要去消除自己在国际媒体上那独特的歌利亚形象。 非暴力使这次大起义成为全民参与度最高的巴勒斯坦运动。示威和非暴力抗争并不优先选择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而是动员被占领土的全体男女老少共同进行解放斗争。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地下传单介绍了大量抗争策略——罢工、抵制以色列商品、用家庭教育来对抗学校关闭、通过后院种植来加强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增强了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并逐渐生成了深深的共同使命感，使大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强力镇压。 随着大起义从1988年春季持续到夏季，世俗的民族联合指挥部同哈马斯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声称代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传单中称自己为“你们的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民众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听从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的号召”。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相互参阅对方的传单，争夺对街头民众运动的控制权。8月18日，哈马斯在传单中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组织罢工是巴解组织宣称在被占领土上拥有的特权，因此，民族联合指挥部首次直接批评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声称“对民族阵线团结的每一次打击都相当于为敌人服务，损害起义”。 这种权势争夺掩盖了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根本分歧:哈马斯寻求推翻犹太国家，而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希望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不可剥夺的穆斯林土地，需要通过“圣战”从非穆斯林统治中解放出来。它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相比之下，1974年后，巴解组织倾向于两国方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经由大起义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建国，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即便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并将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领土拱手让给这个犹太国家。两个抵抗运动的立场无法调和，因此巴解组织继续走两国方案的道路，不再考虑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抵抗和以色列的镇压使大起义完完全全占据了世界各国报刊的头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1988年6月，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以应对大起义。巴解组织借此机会提出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互承认双方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哈马斯断然拒绝巴解组织的立场，并重申其关于穆斯林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权利的主张。哈马斯领导人在8月18日的传单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传单中坚称:“穆斯林世世代代都对巴勒斯坦拥有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权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巴解组织没有被伊斯兰主义反对者镇住，而是继续利用大起义使其呼吁的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合法化。1988年9月，巴解组织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巩固大起义的成果，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回归、自决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我国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哈马斯再次拒绝并谴责巴解组织的立场。哈马斯在10月5日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反对放弃哪怕是一寸我们的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浸入了圣门弟子和他们追随者的鲜血。”哈马斯坚称:“我们将继续起义，在(真主的帮助下)将我们的整个土地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对立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拉法特定于1988年1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就是巴勒斯坦宣告在被占领土上建国。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许多人来说，11个月的大起义和以色列的暴力报复使他们筋疲力尽，建国带来了独立和结束占领的希望，这似乎是对他们所做出牺牲的充分回报，他们因此热切期盼11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 尽管萨利·努赛贝赫对巴解组织的政策有所保留，但他认为即将宣布的独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帷幕揭开”。努赛贝赫提前获得了阿拉法特的讲话文本，他希望巴勒斯坦独立的宣布成为让世人铭记的时刻，他希望向“尊贵禁地”——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上的寺清真建筑群里的“成千上万人”朗读这一文本。“我想要那个正在经受占领的民族，那个正在进行大起义的民族，聚集在宇宙的中心，庆祝独立。”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当天，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行严厉宵禁，禁止汽车和平民上街。努赛贝赫选择无视宵禁，设法穿过偏僻的街道，来到阿克萨寺清真。在那里，一小群政治活动分子正和宗教人士们一起，踱来踱去。“我们一同走进了阿克萨寺清真。当圣墓[教堂]的钟声响起，宣礼塔发出宣告时，指定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一起庄严地宣读了我们的独立宣言。”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这代表了巴解组织对既往政策的大幅调整。该宣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分治计划，并批准了1967年和1973年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其中确立了归还被占土地以换取和平的原则。该宣言意味着巴解组织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自1974年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萨义德·哈马米首次尝试提出两国方案以来，巴解组织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巴解组织不再是一个游击队组织——阿拉法特现已断然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恐怖主义’”。面向国际社会，巴解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等待建国的临时政府。  国际社会很快给予承认。84个国家对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给予完全承认，其中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些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传统支持者。大多数西欧国家给予巴勒斯坦外交地位，就差完全承认独立，但美国和加拿大却完全不予承认。1989年1月中旬，巴解组织取得了另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成员国平等发言的权利。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发表书面声明，谴责这一宣言是“欺骗性的宣传活动，旨在制造一种印象:那些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领土上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是温和的，且取得了成就”。以色列内阁将宣言斥为“旨在误导世界舆论的虚假信息”。 哈马斯也对这一宣言不以为然。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巴勒斯坦所有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不仅仅在被占领土上建国:“不要听从任何试图赋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巴勒斯坦土地合法性的联合国决议……因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民族的财产，不是联合国的财产。”  无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独立宣言带来了多少振奋，都并没有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带来任何实际利益。1988年11月15日之后，以色列并没有表现出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宣读之前更多的放弃被占领土的意愿。在经历了一年的兴奋和期待之后，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然而，巴勒斯坦人却为这么小的成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88年12月大起义周年时，据估计有626名巴勒斯坦人被杀，3.7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超过3.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年中被捕，其中许多人在起义第二年开始时仍在牢狱之中。 到1989年，大起义初期的理想主义已让位于愤世嫉俗，目标的统一已让位于宗派主义。哈马斯支持者同法塔赫成员爆发公开冲突。巴勒斯坦社会中的治安队员开始恐吓、殴打，甚至谋杀涉嫌与以色列当局勾结的巴勒斯坦同胞。公报还在发布，示威还在进行，石块还在投掷，伤亡还在增加，大起义还在继续，结局仍不明朗。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阿以冲突的最新阶段，国际社会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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