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蓝
1862年9月的“安提塔姆之战”成功地阻止了罗伯特·李在东部的攻势。就在“马里兰战役”的同时，西部也上演着同样的戏码。10月8日，在肯塔基的佩里维尔（Perryville），北方的唐·布尔将军与南方的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将军决战。布尔有5万5千人，布拉格只有1万6千人。对北方来说，“佩里维尔之战”打得跟“安提塔姆”一样难看，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畏手畏脚，损失大于南军。但是，南军因实力不济，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出战斗，并在不久后撤出肯塔基。于是，“佩里维尔”成了西部的“安提塔姆”，南方的战术性胜利变成了北方的战略性胜利。再加上之前南方的厄尔·范多恩（Earl Van Dorn）将军在“第二次考林斯之战”中受挫，南方对马里兰、肯塔基、北密西西比的三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联邦暂时转危为安，但南方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北方的胜利。北方主将在战斗中的被动和保守使联邦再次失去彻底歼灭敌军、迅速结束战争的机会，也让国会和总统大失所望。10月24日，布尔被解除职务，“俄亥俄部队”由威廉·罗斯克兰斯（William Rosecrans）将军接管。11月5日，乔治·麦克莱伦被撤职，“波多马克部队”归入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 Burnside）将军麾下。西部和东部的军事统帅同时大换血，对林肯来说，这既是策略的转变，也是无奈的选择。
麦克莱伦和布尔的失势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夏洛之战”和“七日之战”后，“全面战争”成为北方朝野的最大共识。很不幸，麦克莱伦和布尔都反对这样做，他们要的是“有限战争”（Limited War）。他们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充分尊重人权，坚决反对废除奴隶制，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他们对南方的心慈手软。“半岛战役”后，麦克莱伦给林肯写了一大篇“忠告”，告诫总统“战争不应针对平民，只应针对军队……任何激进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奴隶制的激进观点，都会立刻瓦解我们的军队。”这话如果放在一年前，林肯百分之百地同意。但是，现在，他变了。
在讲林肯的观点前，让我们先看看随着“共和党”的诞生（1854年）而诞生的“第三政党体系”（Third Party System）。我们以前讲过，“第一政党体系”以“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的斗争为主线，以“共和党”的胜利告终；“第二政党体系”是“辉格党”与“民主党”的舞台，“民主党”是无可争辩的赢家。1860年大选把新兴的“共和党”推向权力的中心，“第三政党体系”便开启了美国政治的新天地，“民主党”与“共和党”从此缠斗不休。1862年的美国，“共和党”占绝对优势，原因很简单，“民主党”最大的阵地，南方，已退出联盟。虽然北方的“民主党”人不少，但独立难支，做为“北方党”的“共和党”霸屏也就不奇怪了。
北方的“民主党“人分为“和平派”（Peace Democrats）和“战争派”（War Democrats）。“和平派”被“共和党”人称为“铜头蛇”（Copperheads），意思是，他们有毒。“和平派”反对“内战”，主张立刻通过和谈，而不是军事胜利，来重塑联邦。这个“白日梦”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与南方和解，承认南方的独立。因此，“铜头蛇”们被“共和党”视为叛徒，恨不得把他们全抓起来。“战争派”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麦克莱伦和布尔就是“温和派”的代表，他们愿为战争效力，但同情南方的诉求，拒绝“全面战争”。“激进派”最极端的代表是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和占领新奥尔良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共和党”人，很多时候甚至比“共和党”还激进，支持对南方的军事征服和铁腕统治。尽管“民主党”人对战争的态度不同，他们对奴隶制的态度是相同的（斯坦顿和巴特勒除外），那就是，维持现状，反对废奴。
“共和党”人对战争的态度一致，就一个字，打，直到胜利。但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主张立刻、全面、强制性废除奴隶制，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是财政部长萨缪尔·奇斯。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倾向于“激进派”，但他顾及总统的感受，愿意平衡两派的矛盾。“温和派”先是要保持现状，后来变成循序渐进地废奴，补偿奴隶主，由联邦政府出钱为奴隶“赎身”，然后给他们自由。林肯是“温和派”最大牌的代言人。
林肯从来都认为奴隶制是罪恶，私下里的林肯也许很激进，但做为总统，他不仅有道德考量，更有法律和政治考量。一年前，他手抚《圣经》，信誓旦旦地维持奴隶制的现状，确信宪法没有赋予总统废除奴隶制的权力，也没有赋予任何公民这样做的权利。拯救联邦、维护统一是战争唯一的理由。为此，他罢免了约翰·弗里蒙特（参看《美国的故事（129）- 全新的战争》），赶走了西蒙·卡梅隆（参看《美国的故事（133）- 等待》）。废除奴隶制意味着失去五个“边界州”，失去一大部分军队的支持，甚至引起兵变，也很可能失去1864年的大选。这是他不能承受之重。
即使撇开“边界州”，单看北方选民的态度，废奴也不是个招人待见的话题。最大的反对声来自中西部的爱尔兰裔和德裔天主教徒。他们大部分是“穷白人”，收入本来就比东部低，若黑人被解放后大批北迁，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还活不活？他们穷得只剩下肤色优势，现在连这点种族“尊严”都不保，何以为人？其他北方人也是类似的想法，没有人认为自己与黑人是平等的。战士们不喜欢奴隶制，但也不喜欢奴隶；他们愿意为联邦而战，但不愿为黑人的自由而战。一个来自纽约的战士说：“我们首先要征服（南方），然后再说那些倒霉的黑奴的事。”当黑奴趁乱投奔北方军队，大部分北方战士能善待他们，但也有施暴行为，有人就看见八、九个纽约军团的士兵追逐几个黑人女子，还强奸了一个八九岁的黑人女孩。战士们没有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受到任何惩罚。所以，林肯不能不慎重考虑反对废奴的声音：“让宪法维持现状，让联邦恢复原状。我们不为解放黑人而战。”（The Constitution as it is. The Union as it was. We won’t fight to free the nigger.）
反对的声音有多大，支持的声音就有多大，而且越来越大。当天主教教会反对废奴时，其他的基督教派别，特别是“贵格派“（Quakers），也叫“朋友宗教协会”（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或“教友会”，正忙着游说总统。一天，一位“贵格派”女信徒来到白宫，要求见总统。林肯正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满肚子没好气儿，但他还是忍了忍，决定接见这位“朋友”。女教友说，她受上帝之托来告诉总统，他就是被上帝指派来完成废奴任务的人。林肯沉默了一会儿，问：“朋友说完了吗？”女士回答：“说完了。”林肯说：“我既没时间也没意向与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上帝指派我做这项工作，他难道不能在告诉你的同时也直接通知我一声吗？”另一次，一个来自芝加哥的教会代表团来见总统。神父长篇大论地讲了半天废奴的必要性，说这是上帝的意志。林肯深深地看了他好一会儿，说：“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但如果这真是上帝的意思，你不觉得奇怪吗，他传达意旨的唯一途径竟然是绕道芝加哥那个可怕的邪门的城市？”林肯就这样对付着党内、党外、政府、军队、民间、宗教等各方面的压力，反反复复地纠结着奴隶制的问题。他的好脾气被渐渐地消磨，幽默成了他最强大的盾牌和最锐利的武器。
不管林肯在战争初期的态度如何，不要忘了，他是个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改变的人，每一天的林肯都是不一样的林肯。战争改变着力量的平衡，也改变着人心。当最初的浪漫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北方人忽然意识到，战争比他们想象得更残酷，更持久。单纯的军事上的输赢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原本就不是一场单纯的战争。南北双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那简简单单的“分家”纠纷正在变成一场革命。说来很讽刺，如果林肯最初选择的军事将领不是麦克莱伦，而是像罗伯特·李那样的“战神”，凭北方的实力，最多一年就能把南方摆平。如果真是那样，结果必然是南方很快重新加入联邦，奴隶制依然故我，因为战争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废除奴隶制。南方顶多花钱买了个教训，以后再也不敢闹分家了，其余的什么都不会改变。然而，林肯碰上了“怂包”麦克莱伦，该赢的仗都没赢，不该流的血流成了河。在付出了上千万、上亿美金的代价和成千上万的生命之后，联邦还能回到从前吗？“内战”的结果不再只是分与合，而必须是罪与罚。南方和南方人必须为他们的选择受到严惩，如林肯所说：“我们的政府再也不能玩那种自己冒所有的风险而敌人不冒任何风险的游戏了。敌人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做十年摧毁政府的实验，然后毫发无伤地重返联盟。”林肯在失败和挫折中超越了自己，北方人也在失败和挫折中认清了形势。他们现在要的，不再是重建旧联盟（Old Union），而是毁灭旧南方（Old South）。只有彻底消灭南方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财富，这一切才值得。这，就是“全面战争”。
“全面战争”意味着南方的和平居民要为他们的政府付出代价。从此，联邦军队所到之处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庄园和庄稼被烧，财宝被抢，桥梁、铁路被毁，同情叛乱者被拘禁、处死，“人身保护令”被废除。在这“铁手套”（Iron Gauntlet）之下，奴隶和奴隶制当然不能幸免。到1862年年中，“全面废奴”（Universal Emancipation）的呼声就在新英格兰地区产生、发展、壮大，新英格兰籍的国会议员们掌握了立法权的大多数重要的委员会，国会连续通过了五项与奴隶有关的法律：一，禁止遣返逃跑到北方阵营的黑奴；二，解放首都华盛顿的黑奴；三，在美国领地禁止奴隶制；四，重修与英国的协定，打击国际奴隶贸易；五，没收叛乱者的财产。正是这最后一条让解放黑人奴隶成了躲也躲不开的话题。既然奴隶是南方人财产的一部分，没收财产当然包括没收黑奴。奴隶成了“违禁品”，那么，这些被没收的“违禁品”是否应该被解放？那些还没被没收的是否也应该被解放？
“夏洛之战”和“半岛战役”后，林肯知道是该改变的时候了。他已为战争想尽各种办法，用尽各种手段，现在只剩下一张牌：解放黑奴。解放黑奴的作用明摆着：一，军事需求（Military necessity）。让自由黑人为联邦军队挖战壕、修工事，在医院照顾病人，做饭，等等，节省下的人力可以去扛枪打仗。二，打击南方经济。把黑人从他们的主人手中夺走，或鼓励他们逃走，对严重依赖黑人劳动的南方会有什么影响不言而喻。三，阻止国际社会对南方的同情和承认。北方打着解放黑奴的旗号，谁帮助、承认南方谁就为道义不容，英法至少不可能公开支持南方。林肯所有的考虑都是为现实利益，这听上去很高尚的行为不带丝毫理想主义的光环。他说：“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会被征服。”
当然，解放黑奴说说容易，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合法性成问题。宪法显然没给总统解放黑奴的权力。但是，没关系，总统不还是三军统帅嘛，他可以命令联邦军队解放所占领的南方领土上的黑奴呀。奴隶制受宪法保护，总统必须绕着弯子走才不违宪。第二，咋跟选民和战士们解释。大家凭什么要为黑人打仗？一年前说的话还算不算了？当然算，但要换个说法。在一次集会上，林肯说：“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依然是战争的目的，解放黑奴只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手段。下面这段话是林肯写给《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它是否表达了他的真实意图不重要，但至少这是他最有技巧的“公关”说辞：
“如果我不解放任何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我必须解放所有的奴隶才能拯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我只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不解放另一部分就可以拯救联邦，我会这样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联邦，我忍耐的一切也是为了拯救联邦。”
那么，“边界州”怎么办？林肯本来是想劝“边界州”逐步废除奴隶制，由联邦政府出钱补偿奴隶主，为奴隶赎身。这等于用北方纳税人的钱为奴隶制买单，多美的事？奈何人家不听劝，说这样做是联邦政府侵犯州权。算了，由它自生自灭吧。
1862年7月22日，林肯向他的内阁宣读了他起草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也叫《解放黑人宣言》或《解放宣言》，征求大家的意见。奇斯和斯坦顿赞成，但想把措辞改得更强硬；贝茨觉得正好；威尔斯想更弱一点；布莱尔和史密斯不赞成。国务卿西沃德提了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建议：宣言可以有，但现在不是发表的好时机。应等到联邦军队打胜仗之后再发表，否则，别人就会以为咱黔驴技穷、恼羞成怒似的。林肯立刻领会了西沃德的智慧，他同意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直到“安提塔姆之战”，联邦军队总算勉强翻盘。甭管胜得多难看，林肯趁机在9月22日，也就是“安提塔姆之战”5天后，向公众发表了“预备解放黑人奴隶宣言”（Preliminary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之所以“预备”，是因为这是“预防针”，正式的宣言将在1863年1月1日发表并生效。“预备”宣言还起到了“劝降书”的作用，任何南方政府或个人若在1863年1月1日前向联邦宣誓效忠，他们的奴隶将不受影响。当然，南方视之为赤裸裸的威胁，大骂林肯无耻。
宣言的内容包括：
命令联邦军队自1863年1月1日起解放所占领的叛乱地区的黑人奴隶。这些奴隶“从此自由，且永远自由。”（then, thenceforward, and forever free）
“边界州”和大部分已经被联邦占领并归顺联邦的南方地区不在此列，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奴隶不会被解放。
《宣言》是军事命令，不是法律，它是战争的手段，也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失效。那么，它的功效如何？答案是，在它生效的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功效。在联邦控制的地区，比如“边界州”，《宣言》不适用。它只解放了很小地区的很少一部分奴隶，有人说大约2万人，有人甚至说它的设计本身就是不解放任何奴隶。《宣言》真正适用的“叛乱地区”都不在联邦手中，说白了，这是张空头支票。难怪西沃德说：“我们表达了对奴隶制的同情，解放那些我们管不着的奴隶，却奴役那些我们能解放的人。”听上去有点滑稽吧？那么，既然宣言是“聋子的耳朵”，要它干吗？西沃德讲了个故事：独立战争胜利时，一位纽约上州的爱国者却心神不安，直到他立起一支自由杆才觉得踏实。人们问他：这杆子有什么用？值得费这么大劲吗？他说：“没有标杆的自由算什么自由？”所以，“没有宣言的战争算什么战争？”
随着联邦的军事进展，被解放的奴隶越来越多，《宣言》的功效也越来越彰显。更重要的是，一般的读者谁会去认真扣那些字眼呢？大家只知道这是份解放奴隶的宣言，感觉就是解放了所有的奴隶，管它到底解放了几个。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它标志着“内战”有了全新的内容和不同的目标，标志着这场战争变成了革命。这就是有人把“内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的原因。八十七年前，美国人为白人的自由而战，现在，他们为所有人的自由而战，不管这是否是他们的初衷。
《宣言》在欧洲引起热烈的反响，南方就不要指望任何欧洲国家会承认他们了。随父亲出使英国的亨利·亚当斯写道：“《解放宣言》比我们以前打的胜仗和外交努力更管用。”正流亡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热情地赞颂《宣言》和美国内战的意义，认为这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也是“工人阶级”的战争。总之，人们关心的，不是《宣言》到底说了什么，而是那意犹未尽的联想。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为“内战”翻开新的篇章，而“内战”也正在让美国变成一个不同的国家。它将怎样以人们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一切？“共和党”又将怎样在战火中领导美国走向现代？请看下一个故事：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