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年前（200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国庆日），我步入海德拉巴旧城查米纳尔后面的贫民窟。我的生活就此永远地改变了。 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为起点，我成了一名私立教育领域的专家。二十年前，每一个人都认为：私立教育只针对精英和中上阶层。当时我在印度为世界银行的私营部门——国际金融公司做顾问，工作是评估该地区的精英私立学校。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总觉得我的生活应该服务于贫困社区。 因此在做咨询工作之余，偶尔偷闲一天，我走进了海得拉巴的贫民窟，穿过一条小巷，在居民楼里发现了一所小学校 这不是一所公立学校，而是一所私立学校，收费低廉。在那个时候，每月收费约一美元。 然后我发现了一所又一所，不久之后，我联系上了一个由500所低收费私立学校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致力于为该地区的贫困社区提供服务。 在那些最初将我带到海德拉巴的精英学校结束日常会议以后，我尽可能多地呆在这些学校里。我旁听了一堂又一堂课，目睹了年轻而有活力的老师教导挤满教室的儿童。他们的教学方式往往让人印象深刻。 我记得，当回到位于城市高档区域的酒店房间之后，我开始思考，也许完全可以把我生活中的不同部分协调在一起。我作为私立教育领域的专家，而在印度，私立教育似乎也关注穷人，就像关注其他任何人一样。 我的生活突然变得完整。 多年以来，我孤独地奋斗着，试图说服那些拥有权势的人，让他们相信私立教育对穷人有好处。 20年后的今天，低收费私立学校席卷了整个发展中世界，掀起了一场非同凡响的颠覆性革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有时甚至越来越重视这一点。 在城市的贫民窟和农村，贫穷的父母正在一块放弃公立学校，把孩子送到低收费私立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是由教育企业家创办的。 这些私立学校无处不在。例如，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有14,000所低成本私立学校，招收了212万儿童，约占学龄前和小学年龄段儿童的70％。内罗毕（肯尼亚）、坎帕拉（乌干达）和阿克拉（加纳）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坎帕拉比例最高，贫困地区84％的小学年龄段儿童接受私立教育。 同样，在印度城市地区，至少有70％的儿童就读于私立学校，而《教育状况综合年度报告》(ASER)显示，有30％的农村儿童就读于私立学校，这一数字每年都在增长。根据最近的研究推断，印度大约有9,200万儿童就读于大约450,000所低收费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要好于公立学校，后者缺乏问责。 研究表明，公立学校的老师通常只教了预定时间一半的课。毫不奇怪，国际发展部（英国的一个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海外援助）的一项评估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背景的变量之后，低收费私立学校的孩子表现也要优于公立学校的孩子。 在私立学校通常不会遭受性别歧视，并且费用便宜，可以负担得起，即使对处于贫困线下的家庭也是如此。 而且大多数低收费私立学校，都是由教育企业家经营的小企业（少数由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经营），没有国家补贴或慈善机构的资助。这就意味着：廉价私立学校已经成了提高所有人教育水平的一个完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但仍然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 有时，一些国家的政府试图完全关闭这些学校。更常见的是，它们通过法规施加了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例如在城市人多拥挤的地方非要配备非常大的操场，或者坚持要求所有教师必须达到与政府同行相同的认证水平和报酬，尽管以上对于收取低廉费用的学校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斗争仍在继续。 20年前我在印度贫民窟开始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目前正在白金汉大学建立一支团队，准备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捍卫低收费私立学校的成功。只要繁重的政府监管不会成为障碍，私立学校及其为数百万贫困儿童提供的教育将继续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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