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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肇源自汉代。汉初的政府由一班宗室、外戚和功臣组成。宗室被打掉了，外戚随皇帝兴废，而功臣多是武人，流传几代后即趋糜烂。汉政府逐渐扩大，用人之处正多，遂开始从民间吸收人才。最初的形式是汉廷诏命地方守、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举贤良”。此事并无定制，名义亦多，如“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文学高第”、“明阴阳灾异者”、“可充博士官者”、“勇猛知兵法者”等等皆有诏令求举。汉廷以此来弥补荫任、赀选的缺陷。举贤良偏重于人物的才能，与之并行的还有“举孝廉”。“孝廉”即是“孝子廉吏”，偏重于人物的品行。进入东汉以后，朝廷即将各种举荐人才的名目统一为“举孝廉”，并定为制度，上至三公朝臣下至州郡牧守皆有定额，每年举荐人物以百数。这些“孝廉”被举之后还要经过考察和考试始能正式进入政府机构，其形式亦渐向后世科举制度接近。这套制度即为“察举制”，到了东汉后期，宗室已无势力，与外戚和宦官对抗的朝臣皆出于察举。 汉初的政治习惯是“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得封侯的都是功臣之后，所以政府的上层还是以武人为核心。汉武帝始重用儒家士人，他拜公孙弘为相，是士人拜相的第一人。从此儒家士人即渐成汉朝政府的主流，到了昭、宣之世，则是非儒士不拜相。儒士既然掌握了政府的核心，他们的学术自然也成了人才的标准。东汉的察举制主要考察的就是士人的儒家学问。儒家学术发展到东汉已经是一门庞大的学科，不穷十数年的精力是难有所成的。士人要潜心学术，首先就得有经济支持，一般务农的平民是断然没有这种条件的。所以虽然说学术是走向民间了，但真正把持学问的还是有产阶级。另一方面，地方上的豪强虽然被政府消灭掉了，但是土地兼并还是存在的，新的地主还是不断的出现。地主阶级既然有经济上的地位，自然也要争取其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这时现成的途径就是治学入仕。以地主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一家数代人皆能潜心于学术，于是形成一种家族性的学术集团，此即所谓的“累世经学”。政府以学术吸收人才，“累世经学”就进一步变成“累世官宦”。 民间有经济实力可以治学有成的人物到底比政府中的官职要多得多，从这些人中再进一步选人入仕，尤其是入中央的要职，就是察举制度的作用。“察举”工作由政府的在任官员兼职，既没有相应的机构也没有客观的标准，执行者仅凭主观的裁断，故极利于营私。即使执行察举的人有公心，他考察人才的依据首先还是地方的舆论，而地方的舆论自然要受当地巨室的左右。政府系统本是一个关系网，察举制的执行中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久之政府中的重要官职就渐渐集中到一些以家族为核心的官僚集团手中。这些家族中的子弟虽然不能世袭父辈的官职，却能继承其政治地位，而政府又依其地位授予官职。于是在这些家族中，土地、学术和政治地位三者父子相传，互为辅助，历久弥盛，遂形成士族门第。士族门第在政治上有特权，在地方上有经济和社会基础，其性质很像以前的封建贵族。所不同的是，士族门第不受封建宗法的保护，在变乱之际较易破灭；且他们并无军事上的基础，无法用武力反抗中央政府。汉末的群雄中，只有袁绍一系是出自士族大家的，可见士族门第不长于乱世掌兵。 汉末的察举制虽然本质上已成为士族门第垄断政治特权的工具，但名义上还是一个广泛的选才制度。曹丕篡汉时为了安抚中央政府中的门第势力，就创建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将天下的人才按照祖上的家世和自身的“行状”分成九等，朝廷有不同等级的职缺就从不同等级的品第中取人。这样士族门第的政治特权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九品中正制从在朝高官中选人做各州的中正，中正负责裁定本州人才的品级，依其品行、政绩还有所升降，所以此制度最初还有察举人才的目的。不过中正官本就是门第中人，时间一久这种初衷也就自动放弃了。进入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成为国家正式的用人制度，人物、门第的品级划分既严格又不可逾越，其沿用一直到南朝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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