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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禾 《读书》第四期有朱维铮先生论辜鸿铭一文，对于这位学贯中西的怪才，朱文于考辨生平和析言其文化保守主义旨趣之外，揭言“历史的误解”，是实在的话。其中说到所谓“回忆”文字究竟“有多少值得历史研究者征信”，尤为针砭之言，好读史者也许会想到，这情形亦如当今世态，正在短缺一样颇要紧的东西——信用，不免生出几分怅触。 不过，朱文似犹存可议之处。譬如关于辜鸿铭的“复辟派”问题，朱先生说是“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将他钉死在复辟论的中心位置”，其实，陈、蔡、胡讲的当属事实，尽管辜鸿铭的保守并非全缘于此人在政治上的保皇，还有别的意识取向，但说他是复辟派正无甚不确，根据之一，就有朱文所引罗家伦的回忆语。另外的根据也多，如冯友兰先生回忆。(《三松堂自序》) 又，朱文在说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对辜氏的评骘产生广泛影响后指出，“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的《新潮》，很快对出版《东方杂志》的商务印书馆发出指责，……吓得重实利的商务印书馆老板们赶快用撤换《东方杂志》主编的手段，以图保住他们最大的读者市场。”此处，“吓”字不确。为什么？因为，一，商务印书馆拟改革原有杂志的面貌，是在一九一八年末，而罗家伦在《新潮》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抨击商务几种杂志，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据《张元济年谱》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元济与高梦旦等议事，谈到“新文化运动高涨，商务各杂志内容陈旧，销数逐年减少，为求出路，先生多次与同人商议”。二，商务的改革和向新文化思潮靠拢，多缘于主持人张元济的开明方针，他曾于一九一八年夏两次到北京，同北京大学蔡元培、陈独秀、马幼渔、胡适、沈尹默等人座谈，谋求改进商务的出版。这其中固然有适应潮流、保住读者市场的考虑，却也决非是罗家伦的文章吓出来的变化。《东方杂志》主编易人，自然出于商务印书馆改变自我形象的考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亦先后改组)，诠诂却也难以朱文所谓“重实利”三字尽之。“五四”前后，作为国内出版重镇的商务印书馆能够不因循故步，也许还应诉因于商务主持人张元济等人的开明姿态。 说到“实利”，怕是出版家最牵挂亦难言的事情，商人重利自古已然，否则为慈善家矣。怕出书之商尤须图利而不忘义才好，既能保其生存、发展，又植功于社会文化教育，庶几两安。所以商务老板还不仅是“重实利”才如此那般的。例子很多，如建立公共图书馆、开办学校，收集和出版古籍等等，张元济为此还遭到来自部分股东的压力。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说，“图利”存在着自己给出的某种限制，亦即第四期《读书》“说读书”某文所举罗素“开明的自私自利”云云，对于“自利”这种似乎不大光彩的字眼儿，“开明”提供了使其变得合理的支持。 《张元济年谱》某条记，张氏曾访辜鸿铭准备为他出文集，不知道后来刊行否，但从张氏多年的努力看，处于新旧思想，现代与传统冲突激荡的时代，他始终不以此废彼，恪守道并行而不背的宗旨，他的气象，一生尽于“开明”二字。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这样的出版家或思想家也不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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