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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宁富海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说来惭愧，上中学时，家乡文坛前辈姚雪垠，对我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在河南大学求学期间，上蔡人侯运华（尽管去年他出事了，但才华不否认）老师讲过姚雪垠土匪窝中一百天，当然，最主要，还是从韩爱平主编的《河南大学作家群》里边，对姚雪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实在没有想到，姚雪垠被土匪掳去地方竟然离我家乡陌陂只有十余公里，此前闻所未闻，去年疫情期间闲暇，读了《长夜》，这才能对号入座。
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自己家乡过往民风的复杂性，有些民风甚至今天还能看到影子来，也只好借助姚雪垠先生的小说管中窥豹，当然，也不希望别人误解这里的民风。
姚雪垠长篇小说《长夜》写于抗战末期，描写民国初年的土匪生活，兼述中原和北方死水一潭的农村生活，以及当时人物的精神面貌，1947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1995年10月7日，在《长夜》重印本的代序中，姚雪垠指出，《长夜》和《李自成》两书有密切关系，读《长夜》是打开《李自成》创作思路的一把钥匙。小说《长夜》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作者自己。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这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军阀混战，匪患猖獗，生灵涂炭，白骨露野，路断人稀。姚雪垠当时在信阳教会办的信义中学（初中）二年级插班。硝烟弥漫，局势失控，学校通知学生们迅速离校。姚雪垠同他的二哥，还有另外两个学生，顺京汉铁路往北，到了驻马店，然后往西，奔往邓县（今邓州市）老家。当时信阳到邓州无官道，必须绕道驻马店。这一路虽说是官道，走起来却胆战心惊，随时都会死于非命。今日的唐河县，民国三年（1914）至十二年（1923）又称“沘源县”。当时乃至今日，宛东人惯称“唐县”。姚雪垠在《我的道路》一文中，回忆走到这个地方的情景：“走到唐县或泌阳境内（实际是泌阳县饶良镇东部）一道岗坡时，几声枪响，子弹从头顶嗖嗖飞过，一行人被土匪掳去当了肉票。”……“被捉去的地方只知距离姚亮镇不很远。关于我被捉去的经过和在杆子中的生活，小说中所写的都是真实情况。” 从姚雪垠的自述可知，《长夜》故事发生地的原型，位于南阳盆地东部。从地形和政区上看，“姚亮”实为姚雪垠对“饶良”的误写；如今纸质和网络出版物中涉及《长夜》的介绍，多言“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豫西绿林生活”等也是不准确的。信阳和泌阳位于豫南，唐河及邓县等地均位于豫西南，地理上是秦岭—淮河分界线南侧。宛昌先生在其《饶良镇陈年旧事》开篇写道：“去南阳东九十里，是千年古镇饶良，东傍桐柏，西望伏牛，位盆地东缘；两岗拱卫，三河环抱。……我们泌阳县，山岗连成片，高岗下洼不平展，多山岗，少平原”，这正是泌阳县及其西部饶良一带地形地貌的真实写照。饶良镇原属泌阳县（今属社旗县），是泌阳县最西边的一个大区，其南部与西部临界唐河县。饶良及周边民众，史来惯将”饶良”讹念或讹写作“尧良”。姚雪垠先生姓姚，将听到的“尧良”会意写作“姚良”，实乃常情。饶良镇（寨）东八里的茨园（寨）和薛岗（寨），地头相连，两村大户主要是薛姓。据泌阳县志记载，自清代以后，薛姓聚族而居，成为县境内望族。茨园是方圆百里闻名的豪宅村，薛氏家族多地产，有族人在外为官，故素称“官员之家”。村中楼瓦雪片，雕梁画栋，五脊六兽，建造坚固，气势恢弘。城堡式裙房村落，易守难攻。李水沫杆子主要活动在泌阳与唐河两县交界处，经常盘踞薛岗（寨）和茨园（寨）。姚雪垠兄弟及两学友被绑票后，拘禁在杆子盘踞地薛岗村，二架子（杆子的二号头目）薛正礼的家在薛岗南邻村茨园村中。薛正礼行二，乳名双，族人及周边村邻称其“双二少”，或称“薛二哥”。家资贫穷，仅有三间草房。为人豪侠仗义，颇受族人及村邻推重。乱世之秋，为借其声望，被人推入杆子，堂而皇之地尊其为二架子。薛正礼见姚雪垠伶俐可爱，认作干儿，呵护备至。当年姚雪垠随干爹住在茨园薛二少楼院的陪房中，如今遗迹尚存。时逢乱世，国民政府号召地方自治，地主阶层力求自保，大小村寨各自为政，割据一方。宗族势力画地为牢，相互摩擦兼并。后来红25军长征北上，途经泌阳县境东部，尽量和情况不明的村寨保持距离，绕寨而行，避免意外。兵荒马乱，分崩离析，农民遭受盘剥，或被欺凌，伸冤无路，报仇无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拉杆子造反，带着痛苦、仇恨和希望，“下水”当蹚将。人们口语中的蹚将，是对入伙为匪的贬义称呼。这些土匪杆子，同地主阶层既拉拢又矛盾，与地方各路小军阀之间既相互摩擦又相互利用。杆子内部等级森严：枪多的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从中渔利；没有枪的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 《长夜》所描述的时代，中国各地军阀林立，混战频繁，各自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到处都立有招兵旗，呈“立下招兵旗，自有吃粮人”的景象。帝国主义乘机加紧经济掠夺，大肆进行殖民侵入及宗教和文化侵略；各种天灾人祸接二连三，民不聊生，暗无天日。民心涣散，国势崩溃，史来罕见。中原现代工业一穷二白，城镇吸收不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失地、失业农民要么外出逃荒，要么活活饿死。年轻男人最方便的道路是当兵吃粮或为孤匪劫掠，或下水加入杆子。当兵是为吃粮，吃粮是为活命。打胜仗则继续为兵，乘机搜刮；打败仗则结杆为匪，杀人越货，绑票屠掠。土匪受招抚就成了兵，兵战败就做了匪。如饶良西北小李岗的李连长杆，南曹岗的曹红玉杆，都是这种情况。兵匪演替，混为一家，看似矛盾，却是当时离奇地融为一体的怪胎和毒瘤。活命要吃粮，有奶便是娘，有枪想称王。沦为孤匪或杆匪的人，只是为了活命，为了养家、保家或发财，没有政治信念和目的。这是民国几十年间，从汉水、淮河、黄河流域各地，一直到关外，大半个中国相当普遍的社会情形。愈是偏僻落后（远离城镇）的地方，匪患愈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自顾不暇，对农民、农村、农业还没有深刻地洞察与冷峻地审视。土匪成分形形色色，又缺乏正确革命思想引导，无恶不作，奸掳烧杀，成为“家常便饭”，土匪成为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破坏力量。红枪会、黄枪会、绿枪会、大刀会、红灯照、金钟罩等自卫组织开始和土匪争斗。红枪会等武装组织，本质上属于地主武装，也依附于比较富裕的农民阶层，所以后来毛泽东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能得到党内和劳苦大众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小说《长夜》中李水沫攻打刘胡庄（今属社旗县苗店镇），抢劫牲畜财物，掳掠妇女，綁票屠杀，烧毁村中房屋，就是对红枪会的报复。姚雪垠耳闻目睹了那次血洗，“陶菊生”在这里第一次用一根木杠打死了一个将死的老人，“这使他以后好长时间都会想起老人在死时的样子和他的呻吟声”。苗店镇退休干部刘万营先生近年来大量走访刘胡庄幸存者及其后代，确认当时刘胡庄二百多口人，不包括缺胳膊少腿致残的，被打死一百零三口，以致于劫后周边乡邻不得不帮助收尸埋葬。《长夜》小说结尾，当地驻军和李水沫杆子火并，军队剿杀杆子，杆子从双塔回龙寺血战突围。双塔回龙寺在泌阳县泰山庙南十里的温凉河边，距饶良镇约二十五里。当时民间暗传：有革命党人分地主田地，救济穷人。他们从暗传的只言片语中，流露出对分田分地济穷人之举的好奇和向往。虽认为长夜漫漫遥不可及，终有一些散兵游勇，抱一线希望，寻息去投奔源潭附近的刘莪青。小说《长夜》中的刘莪青，是个真实人物。他是一位年轻的同盟会成员，唐河县源潭镇贾营村人。书中所说的“刘家寨”，实际是贾营村，或者当时刘莪青家族在贾营村中有独立小寨。源潭与饶良两镇相距四十里，镇辖地界相连。《长夜》再版时，姚雪垠备注说：“这个人名叫刘莪青，并没有上任的信阳道尹。我几次在开封同他闲谈，可惜不好意思提到我少年时随土匪到过他们寨中。”这里顺便插入一段未经考证的传闻，如有出入敬请姚老后人及社会各界纠正批评：薛正礼不知从何途径看到《长夜》，很有可能是到了开封（或武汉，或北京），亲自找到姚雪垠认干亲，但姚雪垠矢口否认。小说虽虚，但情节是真；现实虽真，但人情会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向大变，连姚雪垠自己都感叹：“但是历史条件变了，宿愿只能任其幻灭。”1906年刘莪青在开封河南高等大学堂学习，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重赴开封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国民党议员。中共建国后，在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交通厅厅长，1955年病逝于开封。严加炎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姚雪垠辞条”下关于《长夜》有一段话： 《长夜》以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是姚雪垠的座右铭，《长夜》在语言上很能表现出作者的的独特成就，语言的朴素自然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作者多年后还引以为豪之事，也是我们在解读他的作品美学风格时所应遵循的初心所在。“如果我丢掉了故乡的人民口语，我在文学创作上将很难发挥力量”。1981年1月，《长夜》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立刻在法国的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兴趣。这年10月，作者应邀访问法国。到巴黎以后，密特朗总统送给作者一封亲笔签名信，对作者访法表示欢迎。马赛市政府授予作者马赛纪念勋章。乡土中国的原生态叙事是被授予“马赛勋章”的重要原因。这种勋章只授予两种人：一是初到马赛访问的外国元首，二是到马赛访问的对国际有贡献的文化名人。法国许多报刊对《长夜》发表了评介文章，读者之所以喜欢《长夜》，是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在法国人眼中十分新鲜，富于传奇色彩。姚雪垠不为这些评论所惑，保持可贵的独立认知。姚雪垠从杆子里回到家乡后，于1929年来到开封求学，并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开封也注定与姚雪垠和他的创作结缘。作者曾亲言“我是十九岁到开封才有了读书机会”。姚雪垠老人终其一生，并不知道就在他被迫“入伙”，拜干爹、见干娘之际，近在咫尺的饶良镇，宛东名士韩主事的长子韩源波，正在省府开封从事革命活动。韩运章字自步，早年师从薛岗薛公瑞（名执桓），是晚清末届科举殿试进士。历任大名府道尹、礼部主事，民国中央检察院秘书长等多种职务。其长子韩绍湘，字源波，此时是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韩源波联合同学，于春期在省城组织“青年学社”，是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泌阳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1925年8月初，李大钊再赴开封，团地委领导人韩源波邀请李大钊为省城学校青年演讲。李大钊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六号楼作了题为《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后经马员生记录、韩源波整理，发表在青年学社创办的刊物《雷火》杂志上，在河南产生巨大影响。1925年10月，韩源波受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河南当时大约有十人。由此可见，当时韩源波在中共河南党组织中已有相当影响力了。1929年7月，韩源波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9月，任满洲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化名王文成）。1931年1月被敌人杀害于博克图，牺牲时宁死不屈，年仅26岁。他身死为国殇，气壮山河。自韩源波赴苏及壮烈殉难，其后五六十年间，乃至直到今天，家乡泌阳饶良（今属社旗），大多数人以及他的本家族人，对这位中共高级将领在东北牺牲的详情一无所知，让人感怀唏嘘不已。同样，这里的人们，也错失《长夜》和《李自成》出版后在社会上所掀起的阵阵热潮，对姚雪垠作品中的故事原型地缺乏深度认知与推介，与旅游目的地开发擦肩而过，成为乡村振兴中的遗憾。
斗转星移，转瞬百年，姚雪垠笔下《长夜》中的“姚良”与“薛岗、茨园”，已成为乡村记忆的经典文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片昔日多灾多难的土地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本文经宛昌先生审阅，并做了增删、修改与相关细节考证，特表由衷感谢。对我这篇作文中的不足之处，也诚望大家指正。宁富海，1976年生，社旗县陌陂镇前宁洼村人，开封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名学会地名与姓氏专委会委员，思远教育《作文与阅读》主笔。业余从事姓氏移民与客家文化、商会与旅游经济、革命老区红色寻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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