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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命运主题与其内涵性主题一样古老。康德早就指出，“形而上学如何成为可能”一向是没有落实的问题，他希望借助“批判”为形而上学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形而上学的研究包含因果关系，针对休谟对因果关系提出的不可证明的问题，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中的”四。论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提出并分析解释数学也时先验的综合命题的结论，把形而上学扩展到包括认知论，认知论的研究和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但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些观点认为，形而上学非但没找到自己的应许之地，反而更加命途多舛。一些开现代风气的思想家（如尼采或维也纳学派中人）从不同方向聚焦在一个与康德取向完全相反的问题，即“形而上学如何成为不可能”——反形而上学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起点，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的一种声音。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或争议，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批评实际上仍然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或者甚至最终会返回到形而上学的形式上，证实了一种典型模式的持久性，即形而上学与其批评之间的循环关系。 康德对早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发展 康德表示，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主观构想不自觉地当成绝对的客观原理来认识的自然倾向与禀赋。这是人所不可克服的自然冲动，它促使我们总是将我们自身受到局限的经验作为完善的东西、也就是物自身的表象来加以表述。所以，作为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就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思维中。 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前提就是对'知识’的反思”，或者说对知识产生前提的批判。形而上学认为知识来源于先验而不是经验，完全是主观思维的产物。 他不只是上面谈到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他更是发展了形而上学，把其扩展到包括认识论。 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发展 在经过柏拉图到康德的漫长的哲学思考之后，黑格尔把形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用辩证法进行了统一，开展了对当时旧形而上学的批判。黑格尔在康德对知性批判的基础上，认为知性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方法使之知性成为孤立的、静止的，因此这是有限的方法。常被引申为形而上学是“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说法。与康德把知性的有限性归结于主观思维之必然不同，黑格尔认为其有限性是知性本身的性质所具有的抽象的同一性所形成，黑格尔企图用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内化的具体同一性的辩证发展关系达到本体，在克服西方哲学的存在形式化上有所突破。 文献的形而上学条目提到，黑格尔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把形而上学看成一套体现实在的理性推演体系,是由正题、反题、合题反复组成的辩证系统,包含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大部分。其体系把形而上学看成对超经验对象的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是在批判旧形而上学基础上提出的，其本身也是无法用经验证据来验证的，也是属于形而上学的；比如，吉林大学哲学教授孙正聿在他的文章（“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中将辩证法称为“后形而上学“，并且解释为黑格尔以辩证法改造形而上学、实了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以实践思维方式为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性、唯物性和辩证性的相互贯穿和内在统一，终结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开启了后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新视野。 在哲学通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哲学，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把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把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追寻的价值目标。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发展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在于把动态的存在弄成了静态的存在者。为了寻找各种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和原因，形而上学追溯到了存在，但没有把存在理解为动态的缘起发生过程，而是理解为永恒不变的现成本质。它因此就不但没有展示存在，反而遮蔽了存在。 海德格尔“清楚地知道，形而上学以及在其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近现代科学都是命运性的东西，都是人类所不能拒斥的。我们可以反思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弊端，但无法拒斥形而上学和科学”。虽然海氏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不言而喻地把自己的东西看作“形而上学”，但这种“形而上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文献第二节）。在早期弗莱堡时期，海氏就已经通过“形式指引”方法而清楚地把自己与传统形而上学区别开来。海德格尔的新形而上学总结在其著作《形而上学导论》中。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批判了传统的本体论为主的形而上学，并用其理论发展了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 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反思 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论者们反对某些形而上学议题。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形而上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见维特根斯坦前期在其《逻辑哲学论》的观点。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 学术界认为，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 以上对维特根斯坦批判的介绍，只是他前期在其《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但他后期的思维从其早期哲学的纯粹、朴素的逻辑中，回到了现实生活的模糊性，不再持有上述观点。维特根斯坦后期在其《哲学研究》序言中说明，在弗兰克·拉姆齐的帮助下，认识到自己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犯了严重的错误。然而，他也说过要把前后期著作对比，以前期著作作为背景来理解后期哲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它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主要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指的是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这个原则认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批判者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 上个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消亡了（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第五章开始,'Logicalpositivism,then,isdead,orasdeadasaphilosophicalmovementeverbecomes.”）。奎因的论文被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失败的标识。可证实原则的本身既不是分析命题，又不能被经验证实；那根据可证实原则，它就是没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原则是自我挫败的。 中文译名争议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只在中国有，是中国思想和智慧领域的精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不够恰当，然而更有一部分人认为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学科用“形而上”的名称可以算得上是语言翻译中信、达、雅的境界。讨论世界本源问题等本身就是不可分明的，就像中国道家所言的大道一样。但道家所言的道比形而上学这一学科的形而上之物要更加的宽泛一些。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定义来解释这一区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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