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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但凡听到“诗词”二字，估计很多人心里已经等同为“唐诗宋词”了。是的，唐诗与宋词的确是诗词史上的两大高峰，两个朝代产生的诗人、词人星汉灿烂，藻句华章如恒河沙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更是家喻户晓。
但那远不是诗词历史的全部。唐宋之后，诗词最光辉的朝代无疑是清朝，且别开一番天地。这里先花点笔墨，略谈一下清代词坛。
从清初的陈维崧、朱彝尊、曹贞吉、纳兰容若，到晚清的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个中好手实在不少，甚至民国的夏承焘、龙榆生等其实也是清代词学的余绪。
宋词有豪放与婉约二派之说，这个说法其实是后人牵强附会而已。而且，用“豪放”、“婉约”来给词贴标签，更是误解了词的本质。然而贯穿清朝的，却真有以地域命名的三个词派，分别是阳羡、浙西、常州。
阳羡和浙西派就近似所谓的豪放与婉约派，分别崇尚苏辛以及南宋的姜夔和张炎。就时间而言，阳羡派属清初，而浙西词派主要活跃在康乾年间。嘉庆以后则是提倡比兴与寄托的常州词派兴起。
对这三个词派，贺光中先生有如此总结：
“浙西派取径于姜张，以清空婉约为归，不善学之，则流入浮滑纤巧。阳羡派取径于苏辛，以高旷豪放为归，不善学之，则流入粗犷叫嚣。常州派取径于清真，以深美闳约为归，不善学之，则流于平钝廓落。三派宗尚不同，而其失则一也。”
这三派词论的开创者分别是陈维崧、朱彝尊和张惠言。张惠言词作不多，也不见出色。陈维崧、朱彝尊则和纳兰容若有“康熙词坛三鼎足”之称，甚至有“清词三大家”的说法。
陈廷焯评陈维崧词“沉雄厚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用笔雄奇奔放，大起大落，想象奇特，清人实不多见。如《点绛唇.夜宿临洺驿》一词：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
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但他遣词造句有时显得过于率意了，会给人粗犷甚至叫嚣之感。这也正是贺光中先生评论阳羡派词风时谈过的。
况周颐誉朱彝尊为国朝词人之冠，《蕙风词话》说：“或问国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审度，举金风亭长对。问佳构奚若？举《桂殿秋》。”这首《桂殿秋》词如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我是完全不能理解况为何如此高举朱彝尊以及这首词的。还有，陈兼与在《读词枝语》中也评之“情韵独绝”、“疏简柔曼，有目共赏”。我认为就艺术成就上，竹垞这首词还不如他的另一首小令《忆少年》：
“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
至于纳兰容若，捧的人就更多了。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简直称得上“国民词人”了。如果做一个调查，问清朝第一词人是谁，估计绝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纳兰容若。然而真理可不是靠投票投出来了的。你进一步问为什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能是清朝词人中只听说过纳兰这个名字而已。这一定程度是因为他的词浅致直白在小资圈中传播甚广，也多少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高捧有关：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他擅长小令，如《长相思》、《蝶恋花》、《浣溪沙》，多用白描手法，因情深见著。容易动人，却欠蕴藉。加上个人经历简单，贵胄公子一名，无甚更多的个人体验。有不少人以李后主比之，是无知之见。李后主家国之恨，黍离之悲，天纵之才，又岂是纳兰公子所能体会和比拟。
上述提及的是较多人知也有代表性的一些词人。但清朝词坛最光辉的人物，不是陈维崧、朱彝尊、文廷式，也不是纳兰容若、项鸿祚或曹贞吉，而是蒋春霖。又因为元明词相对清朝来说，不见出色，所以清朝第一词人，换言之称为宋后第一词人亦无不妥。
蒋春霖生于嘉庆戊寅年间（公元1818年），距今（戊戌年）刚好两百年。关于他的生平，周梦庄先生的《水云楼词疏证》一书中，所附“修订蒋鹿潭年谱”有如下传略：
“蒋春霖，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大兴籍。清嘉庆戊寅（一八一八）生。父尊典，官荆门州。春霖随侍任所。少颖悟，风流自赏。父死后，家中落，乃奉母游京师。累试科第，均不售，因赴扬州，谋就两淮盐官。咸丰辛亥（一八五二）始得权富安场大使。时杜文澜任东台盐运分司，与鹿潭相契。丙辰（一八五六）去官，遂僦居东台。庚辛之际，兵事方急，乔松年、金安清先后延致之。惜乔、金不久调官，鹿潭失所凭依。仅赖盐商数家，分粟供养，得免槁饿。鹿潭刻意为词，著《水云楼词》二卷，杜文澜刻之《曼陀罗华阁丛书》中，壬戍（一八六二）以后，尝乞食海陵，困苦益甚。故人杜文澜开府苏州，鹿潭往谒，阍者弗为通。戊辰冬，将往衢州访友人宗源瀚，舟过吴江东门外垂虹桥，抑郁佗傺，一夕暴卒。年五十一，姬人黄婉君殉焉。”
寥寥三百字，勾勒出蒋鹿谭的一生。他少负诗名，有“乳虎”之称。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科第累试不售，三十四岁始谋得一小盐官职位，稍得数年安逸。后因事去官，赖几家盐商供养，生活困顿。太平军起乱后，见识烽火涂炭。在半百生涯时，他于垂虹桥下赴水而死，结束了一生。
关于他去世的传闻，细节上有不同的说法。大致是蒋春霖不善治生，妇亡后，纳黄婉君为妾。因为贫困，黄不安于室。鹿潭往投苏州杜小舫，却不得见。有说是门人不与通消息，有说是杜不愿意见。失望之余，他在垂虹桥赴水而死。婉君亦以死殉。
五十岁的年寿在清朝并不算太低。谭献认为“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的另外二人，项鸿祚三十七岁去世，纳兰容若更是只有三十岁。不同之处，蒋春霖是投水而去的，这一点倒和近六十年之后的王国维相似，而且都是五十岁！我们已无从得知词人那时的真实心境，只是这种悲剧结局一百五十年后让人唏嘘。
前文谈及的清朝三大词派人物，蒋春霖不在当中。水云词兼得三派高旷、清空、闳约之长，又能避去浮滑、粗犷之失，自成一家。比如《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一词，有如驭马旷野，笔力沉雄又收放自如，恐怕是陈维崧文廷式也难达至。在起承转合间有厚重的历史感，寄慨遥深。谭献《箧中词》称“子山、子美把臂入林”，是比诸前贤庾信和杜甫了。
还有他的小令词句，“遥凭南斗望京华，忘却满身清露在天涯”、“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而今翻说羡杨花，纵解飘零犹不到天涯”、“不是悲秋泪少，如今住惯天涯”，“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等，深婉清雅，哀而不伤。而他悼亡妇的《四字令》，“垂杨一路黄昏，到东风墓门”，十一个简单的字，哀婉沉痛至极。
这第一词人之称，当然不是我首创的。吴梅先生在他的《词学通论》就这样说了：“鹿潭律度之细，既无以伦，文笔之佳，更为出类，而又雍容大雅，无搔头弄姿之态。有清一代，以水云为冠，亦无愧色焉。”
还有岭南名家朱庸斋也给水云词极高评价，《分春馆词话》这样评述：
“蒋春霖词疏宕婉秀，高健沉郁，恪守格律而又自然流畅，字面玉田、碧山，笔势则东坡、稼轩，格调则清真、白石。沉郁顿挫，谭献以'词中老杜’称之，虽似过誉，然其慢词慷慨悲愤，于艺术上自为有清一代之冠矣。”
周念永的《水云楼词续跋》也说得好：
“翁以沉博绝丽之才，为悱恻缠绵之体。燕钗蝉鬓，传恨空中，錦瑟瑤琴，知音弦外。綜其一生，忧时念乱之怀，牢落坎壈之遇，而一以倚声出之。故语该正变，体兼风谕。于引商刻羽之中，寓沉郁苍凉之概，卓然为一代之大家。”
当然，对蒋春霖其人其词持批评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可以王国维和饶宗颐为代表一观。王国维认为蒋春霖和项鸿祚都比不了纳兰容若，说“《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馀,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
王国维发词论“境界说”之滥觞，颇惹无知之徒拾慧附和。“三重境界”更是几乎人尽皆知，我就不止一次在社科类会议上听发言者大谈自己的三重境界。《人间词话》中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不外乎“情景”二字而已。我认为“情景”容易误人入歧途，在词中探寻所谓客观的世界以及比较境界之大小，文学变成了科学、哲学。
饶宗颐先生对蒋春霖和水云词的批评，则更为甚之。在为香港大学黄嫣梨女士的博士论文《蒋春霖评传》写的序言中，他这样说：
“余少咏《水云楼词》而悲之，惜其能为抚时感事欺老嗟卑之词，而不能抗志高旷，为他人莫能追蹑之词，盖徒沉溺于词之中，而不能自拔于词之外，靡有会于坡老所指向上一路，宜其侘傺早死，词有以促之。盖才人而力仅足为词，其遇之蹇，为害有如此者！复翁特许之为词人之词，余则怜其仍未脱才人窠臼，去婉约遥深之高境尚远，犹有待于衡量也。”
在接受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的访谈中，他更认为:
“蒋春霖就是为词所害的一个人。因为不能向上，一辈于沉沦下僚，不过于花间、尊前，写几首小歌词罢了。即只是在第一境界纠缠不清，无病呻吟。至其若干有关背景的作品，也未能达致较高境界。所以，我极力自己追求向上一路，主张以积极态度，培养人的精神。”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访谈中，他谈王国维的局限，认为要放眼宇宙，从宗教中吸取营养，在更宽广的时空上去思考。又说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加入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施议对先生也捻其词帮他总结出“三重境界”分别是：“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此即饶常提的所谓“向上一路”。
我觉得无论是王国维提倡的“境界”说，还是自认为更上一层的饶宗颐先生，都是以科学或哲学观的眼光去打量词。要知道，凡是要说理的，或者要追求所谓境界的，不会是好的作品。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便是科学或者哲学诗。而上述饶先生的几句词，其实也正属这类。这样的作品是很难打动人心的。
哲学与科学都是在经验之上的逻辑演绎和加工，是“理性”之学。而文学作品是“不讲理”的。饶先生着眼之处，是如何安顿自己，是功利性的。然而要明白，词心的根本，是感情的抒发与宣泄，是心里的无可奈何与痛苦的迸发。如果是无时无刻想着如何解脱，如何安顿自己，绝不可能是一个好词人。如果想着如何安顿别人，只是在煮高级版的心灵鸡汤而已。
水云词的一大特色，是无论小令还是慢词，皆精绝。小令类似诗中绝句，看似简单，但正因为字数有限，要填得好是很难的。相对而言，长调还有足够腾挪空间可供发挥。一般词人，同时精于小令和长调的并不多见。蒋春霖无疑是其中一位。
水云词兼得诸家之长。以《甘州》（记疏林霜堕蕲门秋）一词为例。就主题而言，只是送别故友。“击珊瑚欲碎，长歌裂石，分取狂名”高旷豪迈，“一醉江湖老，人似春星”疏宕深婉，这种糅合诸家优点于一体的词作，《水云楼词》中不鲜见。而且词句之间，恪守格律又流转自然。
“待攀取、垂杨寄远，怕杨花比客更飘零”一句我感慨有加。这句意思容易理解，是说本来想攀折柳条送别友人的，但是却担心杨花（即柳絮）飘零，比人尤甚。大概是2001年左右，我也写过一首关于杨柳的词，有“惜别请君同惜柳，江南春色已无多”句，颇为自得，后来读到水云词，肃然乃知差距。
我认为折柳会损害春色，其实还是一种人的“自私”，而鹿谭是推人及物，端生一种万物情深的慈悲之心。但这和宗教情绪还是有区别的，本质上是词人对自然万物的敏感与关爱。春花秋月，岁序物候变迁，容易触发情绪。没有这种敏感的“词心”，做不了一个好词人。
另外，在水云词中，无论是写给朋友，还是高蕊、阿素、顾莺、陈小翠等青楼歌姬，“杨花”、“天涯”、“飘零”等意象常见，这和鹿谭个人遭遇有关，也寄喻着他对同样无从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的深深同情。弃官之后他生活困顿，又加上家乡一带为太平军占据，有家归不得，流离泰州，依靠盐商接济。个中感慨，不可能不深。
如《满庭芳》（黄叶人家，芦花天气，到门秋水成湖）就是这段时间写下的。“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庐。漫托鱼波万顷，便秋风、难问莼鲈。空江上，沉沉戍鼓，落日大旗孤。”可以见到，虽然词中不乏飘零意象，但即便在烽火中流寓他乡，依然是雅健词笔，磊落胸襟。
我负鹿谭多矣。当年水云词一见倾心，如今十多年后，还不时夜深之时诵读。今年春末，因事困扰，数夜不寐，一天黄昏，在灯火车声中对着如麻雨丝，恸感天涯飘蓬，唯默诵水云词数首，《甘州》小序“秋窗话旧，清泪盈睫，其漂泊更不余若也”一句也浮现脑中，挥之不去。网络上我更顺手拿他的小像做头像，至少这一点还欠着他的“版权费”吧。如今已经是戊戌岁杪，我想着一定要写写鹿谭了，至少对自己是一个交代。是有此文，纪念我心中的宋后第一词人蒋春霖诞辰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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