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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 本书的延续， 个人翻译编纂的中文版， 《塔吉克斯坦近代史》上卷， 将定于2021年8月1日开始在线连载， 将采用付费阅读的模式连载， 目的是为了可以能将该书出版， 未来该书全本将在塔吉克斯坦出版。 《中亚塔吉克史》文本版，将会持续每周免费更新！ 2021年5月1日，（杜尚别，夏冉整理校对）按照之前的计划，在五一劳动节开始第一更，每周更新一个章节，预计19周全部更新完。对于19章之后的内容，翻译工作也在持续之中。 关于全书的目录，请参阅V.0。对于我修订的部分，则使用红色字体在括号中标注。 V.2《中亚塔吉克史》第二章（20210509） 第十二章 萨曼王朝的崩溃 喀拉汗朝、哥疾宁王朝统治下的 塔吉克人生活状况 (公元十——十一世纪） 封建内讧和 人民反对萨曼王朝的暴动 在整个萨曼王朝统治时期内，中央政权同封建领主的离心倾向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萨曼王朝的伊斯马伊尔，还是他的后继者，尽管他们为巩固中央集权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但是仍旧不能把统治扩展到中亚的许多地方和边区。花剌子模、石汗那、胡塔梁和伊斯菲贾勃等地，只是在名义上加入萨曼王朝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地方的统治者几平完全独立地管理所属地区。萨曼王朝为制止地方封建主的反抗，并吸引他们到自己方面来，采用了任命他们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办法，但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大多数倩况下导致相反的效果。 起初，为了镇压地方封建主的反抗和人民起义，采取任命萨曼王朝宫廷近卫军的著名军事长官为地方行政长宫的办法，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担任军事长官(萨尔卡尔达)的突厥人，有时利用地方封建主的不满倩绪和内部的阶级斗争，自行起来反对中央政权，并宣布自己的辖区独立。 在萨曼王朝的伊斯马伊尔死(公元907年)后，阿赫马徳·伊本·伊斯马伊尔朝（公元907— 914年)开始时，立即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叛乱。撒马尔罕、列伊、锡斯坦的统治者们举行暴动。 在镇压了这些叛乱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在锡斯坦又发生了人民起义。这是由于增加税收和农民处境急剧恶化引起的。萨曼王朝费了很大力量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阿赫马德·伊本·伊斯马伊尔由于种种原因，招致突厥近卫军的仇视，并在打猎时被自己的奴仆杀死。他的儿子纳斯尔二世时（公元914一943年），由宰相阿布阿勃多洛·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马德·贾伊霍尼负责治理国家。 贾伊霍尼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据历史学家加尔杰齐指出，在贾伊霍尼担任宰相期间，整顿了国家行政。但是内讧继续发生。例如，据阿拉伯作家伊本-乌尔-阿西尔说，公元914年末至915年初，纳斯尔二世的侄儿曼苏尔·伊本·伊斯哈克在撒马尔罕掀起暴动。过了一些时候，大军事长官胡赛因·伊本·阿利·马尔瓦齐又掀起暴动，并且先在赫拉特，后在乃沙不耳领导卡尔马特运动。大地主阿赫马德·伊本·萨赫尔消灭了胡赛因·马尔瓦齐的军队，并俘虏了他本人。但是不久阿赫马德自己也起而反对萨曼王朝。他的这次叛乱，经过一年才被镇压下去。 胡赛因·马尔瓦齐死后，河中地区的卡尔马特运动改由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马德·纳赫沙比领导。纳赫沙比的活动获得很大成功。他说服许多萨曼王朝政府的大官加入卡尔马特教派，他们中间有主要的霍吉勃、艾米尔的私人秘书、财政部的首脑和伊腊克行政长官。在这些人帮助之下，纳赫沙比进入萨曼王朝纳斯尔二世的宫廷。 在纳斯尔二世统治末期，卡尔马特运动大为加强。纳斯尔二世本人也赞同卡尔马特派的教义，并根据纳赫沙比的请求，同意付给埃及哈利发国十一万九千第纳尔，作为对于死在布哈拉狱中的法蒂玛王朝秘密特使胡赛因·伊本·阿利·马尔瓦齐的赔偿。 这一切引起伊斯兰教僧侣们的严重不满。宗教界和由突厥人组成的宫廷近卫军代表，一起策划反对纳斯尔二世的阴谋。阴谋拟由军官们以祝贺萨曼王朝艾米尔出征游牧民族为名，举行晚宴，在宴会上杀死纳斯尔，并屠杀所有卡尔马特教派的信徒。 但是，纳斯尔二世的儿子努赫知道了这一阴谋。纳斯尔二世根据努赫的建议，将阴谋的主犯骗进宫去处死，然后同努赫一起出席军官们举行的晚宴。当实会进行到最热烈的时候，纳斯尔二世宣布他破获了阴谋，并命令把主犯的首级掷到军官们的脚下，他当场宣称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努赫，谁也不能指责努赫同情卡尔马特教派。 据编年史记载，努赫·伊本·纳斯尔正式登位以后，请纳赫沙比到他那里去，命他出席同伊斯兰教神学家们进行的辩论会，并当众证明其信仰的正确性，不用说，伊斯兰教神学家被宣布为辩论会上的胜利者。纳赫沙比遭到指责，据说他在为胡赛因·马尔瓦齐之死而赔偿给法蒂玛王朝的款项中，侵吞了四万第纳尔。努赫命令把他绞死在布哈拉广场上。接着，开始到处消灭卡尔马特派教徒，并且没收他们的财产。 从那时起，卡尔马特运动只是作为一个秘密的派别，继续存在于河中地区。然而，这一异端的秘密组织，在布哈拉仍然相当活跃。在杀死纳赫沙比的次日，他的尸体即从绞架上消失，就是这一组织活跃的明证。 萨曼王朝国家的崩溃 在努赫·伊本·纳斯尔在位时期（公元943—954年)，萨曼王朝统治衰落的征兆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努赫统治的最初几年，就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据记载，早在公元942年即向居民一年征收两次捐税。财政困难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长期付不出军队（甚至包括艾米尔近卫军）的薪饷，因此引起军队严重不满。努赫·伊本·纳斯尔为了暂且安抚不满的人，把一切财政困难归咎于大臣，并将他处死。当然，这一“措施”不可能导致国内财政状况的改善。 努赫的叔叔伊勃拉基姆·伊本·阿赫马德利用努赫的困难处境，在石汗那大封建主阿布阿利·恰戈尼帮助之下，于公元947年1月夺取了政权。努赫的宫廷近卫军从纳斯尔死时起就没有得到过薪饷，因此他们支持伊勃拉基姆。努赫不得不避往撤马尔罕。但当阿布阿利返回石汗那后，努赫又重新占据王位，并笼络住参加过叛变的叔叔和两个兄弟。 努赫·伊本·纳斯尔在以后的统治年代里，主要忙于同反对他的阿布阿利·恰戈尼进行斗争，在军事镇压阿布阿利的反抗无效以后，努赫不得不给阿布阿利以官职，起先让他担任石汗那的行政长官，后来在公元952年又任命他为呼罗珊行政长官。 努赫长子阿勃杜尔马利克统治时期(公元954—961年)的特点是，突厥近卫军首领们的政治势力大为加强，差不多所有管理国家的权力都转归他们掌握。 这时，担任大霍吉勃的突厥近卫军长官和大封建主阿尔普的斤，特别显贵。阿尔普的斤势大滔天，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阿勃杜尔马利克就不得任命任何人为大臣。正因为如此，当没有任命阿尔普的斤的朋友阿布阿利·巴尔阿米为瓦齐尔时，这一职位在很短时期（公元954—959年）内连续发生四次更迭。加尔杰齐在他的编年史《扎伊恩-乌尔-阿赫鲍尔》中指出，阿尔普的斤和阿布阿利约定互为代理人，如果未经阿尔普的斤同意，阿布阿利不得进行任何工作。 阿勃杜尔马利克之死，成为布哈拉骚动的导火线。起义的首都居民纵火焚烧和抢劫王宫。在阿尔普的斤坚决主张之下，阿勃杜尔马利克的小儿子纳斯尔三世，被宣布继位为艾米尔；但是他只当了一天君主，因为其他军事长官和大封建主们不支持阿尔普的斤这一巩固自己权力的活动，他们立曼苏尔·伊本·努赫（公元961 —976 年）为王。 阿尔普的斤同萨曼王朝的统帅们在梅而甫和巴耳黑地区进行了几次武装冲突，以后前往哥疾宁。公元962年，他夺取了那里的政权。直到公元963年阿尔普的斤死后，曼苏尔·伊本·努赫才得以恢复萨曼王朝在哥疾宁的统治。 曼苏尔死后，在他的儿子努赫二世统治时期（公元976—997 年），地方封建主和行政长官们所进行的宫廷纠纷和叛变更加扩大，他们控制了萨曼王朝国内的一些地区。其中包括呼罗珊的许多地方。 国家衰弱到不能抵御外来侵略的地步，公元992年，许多突厥游牧部落第一次袭击萨曼王国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部落的首领是从样磨部落中产生的汗，他们被称为喀拉汗。喀拉汗朝在入侵河中地区以前，已经统治了七河流域和东突厥斯坦的一部分，即喀什噶尔。喀拉汗朝突厥人中最大和最文明的部落是葛逻禄。 努赫二世动员全国武装力量抵抗喀拉汗朝的逬攻，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他不能利用宗教战争的口号鼓动居民去反对突厥人的大举入侵，因为喀拉汗国的突厥人也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这些突厥人中间传播，是由于他们同河中地区的城市和农业绿洲进行商业联系的缘故。重要的军事长官们开始不支持努赫二世。呼罗珊总督阿布阿利·伊本·阿布尔哈桑·锡姆朱里同喀拉汗朝的博格拉汗缔结秘密协定，决定不派呼罗珊的军队去保卫河中地区。由于军事长官福伊克叛变，萨曼王朝派去抵抗博格拉汗的军队失败。福伊克降附傅格拉汗，转向布哈拉推进。因为福伊克叛变，所以喀拉汗朝的军队没有遇到抵抗，毫无困难地占领了萨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努赫二世出奔阿穆尔。 由于博格拉汗突然死亡，导致形势发生变化。喀拉汗朝的军队在夺取大量财物以后，返回草原。 公元992年的一事变，表明萨曼王朝的国家很不巩固。当时阿布阿利·锡姆朱里和福伊克起来反对努赫二世，他们一个在呼罗珊，另一个在巴耳黑地区。 努赫二世回到布哈拉以后，不依靠自己的军队，转向哥疾宁的统治者萨布克的斤求援。萨布克的斤出身于萨曼王朝官廷的突厥近卫军，有卓越的统帅才能，他是阿尔普的斤的亲戚。阿尔普的斤死后，萨布克的斤巩固了自己在哥疾宁的统治地位，并且又兼并了许多地区。萨布克的斤很乐意接受努赫二世的请求，立即动身前往河中地区。他率领二万大军渡过阿姆河，先进入渴石（今沙赫里夏勃兹)，后至那色波（今卡尔施)。他从那里出发，同努赫一起去反击阿布阿利和福伊克。经过几次会战，阿布阿利和福伊克的军队被击溃，他们二人逃往古尔甘。努赫二世为了酬劳萨布克的斤的功勋，赐给他“诺西尔·乌德-金-弗-阿德-达夫拉” （宗教和国家的保卫者）称号。萨布克的斤的儿子马赫穆德，在同叛变者作战中也立了功，被授予“萨伊弗-乌德-达夫拉” (“国家之剑”)称号，并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以代替阿布阿利· 锡姆朱里。 公元995—996年间，萨曼王朝的一些地方行政长官掀起新的暴动，同时喀拉汗朝的突厥人又企图夺取萨曼王朝的领土。这一次，努赫二世又依靠萨布克的斤的帮助，镇压了暴动，并且及时防止了喀拉汗朝对布哈拉的入侵，但是他不得不把位于锡尔河流域的萨曼王朝东北地区割让给喀拉汗朝，从此以后，哥疾宁王朝在河中地区的势力进一步加强，致使努赫二世实际上不再是独立的统治者。 公元997年，努赫二世和萨布克的斤都去世。努赫二世的儿子曼苏尔继位为艾米尔(公元997—999年)，他处于哥疾宁王朝马赫穆德的强烈影响之下。乃沙不耳的统治者别克图宗和福伊克，原先曾和喀拉汗朝勾结，他们害怕曼苏尔·伊本·努赫同马赫穆德进一步接近，因而笼络曼苏尔，但不久曼苏尔即去世（公元999 年)。由于别克图宗和福伊克的拥戴，曼苏尔之弟阿勃杜尔马利克·伊本·努赫登上王位。 哥疾宁王朝马赫穆德在为曼苏尔复杀亲之仇的借口下，出兵反对萨曼王朝宫廷，并且强迫萨曼王朝的艾米尔把现在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割让给他。又过了一段时期，哥疾宁王朝的马赫穆德占领整个呼罗珊。于是，在萨曼王朝阿勃杜尔马利克·伊本·努赫管辖之下的领土，只剩下一个河中地区。 可是，也就是在公元999年，这一座最后的堡垒，在喀拉汗朝重新打击之下终于崩溃。喀拉汗朝的纳斯尔·伊列克汗占领萨曼王朝首都布哈拉，把阿勃杜尔马利克以及王室的其余成员投入监狱。 萨曼王朝国家不再存在。 首先是阶级对抗，另外还存在地方封建主同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萨曼王室同他们的突厥军亊长官之间的纠纷，宫廷代表同各季凡（部）官员之间连续不断的倾轧，这一切震撼了萨曼王朝的国家，并且导致临近十世纪末时国家的实力完全丧失。同时国家经济的袞落，越来越加速了各方面的离心活动。 地方封建主们既彼此敌对，又纷纷武装反对中央政府，不服从王朝的管辖，在这种情况之下，萨曼王朝当然没有能力抵抗任何外来侵略。河中地区的人民群众，在沉重的捐税压榨之下痛苦不堪，一再起义反对萨曼王朝，他们也不可能起来保卫政府。突厥近卫军仍然是王位的唯一支柱，但是他们没有巩固的后方，无从打退敌人的进攻。 正因为如此，萨曼王朝不可能坚强地抵抗外来进攻，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 阿布伊勃拉基姆·蒙塔西尔为恢复 萨曼王朝而进行的无效斗争 喀拉汗朝在占领河中地区以后，在十一世纪初年，不得不同阿勃杜尔马利克之弟阿布伊勃拉基姆·伊斯马伊尔·伊本·努赫进行坚决的斗争。阿布伊勃拉基姆在同喀拉汗朝的斗争中，以“蒙塔西尔”(胜利者）驰名。蒙塔西尔原先被喀拉汗朝监禁在乌支根，他从那里逃往花剌子模，从萨曼王朝的拥护者中招募军队，然后前往布哈拉，赶走了喀拉汗朝的总督，夺取了城市。喀拉汗朝败军残部退往撒马尔罕。 喀拉汗的兄弟贾法尔的斤，当时担任撒马尔罕行政长官，他率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联合部队迎击蒙塔西尔，但是遭到惨败，他本人和大多数军官被俘。所有这些人都被监禁起来，作为人质，以抵对被喀拉汗朝俘虏的蒙塔西尔的亲属。在这以后，蒙塔西尔返回布哈拉，执掌政权。 但是，当喀拉汗纳斯尔·伊列克汗派主力部队来进攻的时候，蒙塔西尔不能予以抗击，未经战斗就丢下布哈拉，逃往呼罗珊。他在那里同附和他的阿布尔科西姆·锡姆朱里一起，开始进行反对哥疾宁王朝马赫穆德的斗争。尽管他曾获得局部性胜利，但是这一斗争终以无效而结束。 公元1003年，蒙塔西尔又返回河中地区。在古斯人帮助之下，再次掀起反对喀拉汗朝的武装暴动。 古斯（乌古斯）人原先是一个部落联盟，它是在某些突厥部落和一部分马萨该达部落混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突厥语（突厥人）在其中占优势。由于突厥汗国崩溃和某些草原突厥语部族联盟的形成，十世纪时在咸海边产生了以阿姆河下游养吉干城为中心的古斯人国家。在从事畜牧业的古斯游牧民中，分化出有势力的贵族，他们反对古斯城市的定居居民，称他们为“牙塔克”，意思 是“没有牲畜可以游牧而定居穷人”。为了扩大游牧区和获得新的过冬基地，促使古斯贵族对外进行侵略性的袭击。 最初的事态发展，对蒙塔西尔非常有利。他打败了纳斯尔·伊列克汗的军队，并且俘虏了十八名喀拉汗朝的军事长官。但是此后不久，蒙塔西尔和他的军官们即因瓜分战利品而发生内讧。蒙塔西尔在河中地区的居民中得不到支持，他害怕军官们同喀拉汗朝妥协而背叛他，因此决定另找同盟者。公元1003年晚秋，他带领七百名步兵和骑兵渡过阿姆河，打算在阿比维尔德或尼萨 (现在阿什哈巴德附近）扎营，但是在那里同花剌子模的军队遭遇，被击溃，在这以后，他率领残余的部队转向河中地区。 随后，蒙塔西尔在反对喀拉汗朝的斗争中，打败了伊列克汗所属布哈拉总督的军队。由于这些胜利，蒙塔西尔在河中地区的许多地方，开始进行恢复萨曼王朝政权的活动。以外号伊本·阿拉姆多尔驰名的撒马尔罕军队首领霍里斯，率领三万军队归附蒙塔西尔。此外，城市里的谢赫们，把他们的许多奴仆也武装起来。最后，古斯人又重新希望归蒙塔西尔指挥。因此，蒙塔西尔加强了他的军队，在布尔纳麦德战役中击溃了伊列克汗的主力部队。 蒙塔西尔虽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并未能在河中地区坚持下去，因为伊列克汗很快就召集新的军队，在吉扎克和哈瓦斯之间的平原上向他进攻。古斯人由于在布尔纳麦徳战役中夺得了大量战利品，不愿意再参加这次会战，他们自动撤回自己的牧区。加之，正当战局危急之际，蒙塔西尔的一个重要军事长官率领四千士兵叛变。投降伊列克汗。因此，蒙塔西尔未能击退喀拉汗朝的进攻，不得不逃往呼罗珊。 在这以后，蒙塔西尔仍未放弃恢复萨曼王朝的信念。他很快召集新的军队，第四次前往河中地区可是这一次又因军官们叛变，遭到失败。公元1005年初，蒙塔西尔被一名游牧部落首领杀死。 阿布伊勃拉基姆·蒙塔西尔也是一位诗人，下面是他留下的诗篇： 我经常听说：“你为什么避开生命的礼物？ 你本可以住在豪华的宫殿里，地上铺着彩色缤纷的地毯。" 难道我将用音乐和歌唱去代替利剑和响亮的号角？ 难道酒席和大宴上的话音不比马蹄声更好听？ 我将永远愿意热血在锁子甲上沸腾， 这远胜近臣令人陶醉的亲热， 远胜热烈宴会上的神秘气氛。 战场和苍天，这是我最好的宝座，最好的住所。 箭和弓，是我花园中的郁金香和百合花。 蒙塔西尔是萨曼王朝为在河中地区恢复统治而不断斗争的唯一代表人号。但是，由于萨曼王朝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已丧失了立足之地，基本的居民集团也不再支持它，因此蒙塔西尔的一切企图和努力得不到成功的结果。 蒙塔西尔死后，瓜分萨曼王朝遗产的斗争，在哥疾宁王朝的马赫穆德和喀拉汗朝之间继续进行。 喀拉汗朝在河中地区确立统治 操突厥语居民在中亚显著增加 喀拉汗朝的诸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象哥疾宁王朝的马赫穆德一样。正式承认巴格达的哈利发为最高统治者。他们甚至率先铸造刻有阿拔斯王朝哈利发名字的钱帀。 马赫穆德和喀拉汗朝之间关于瓜分萨曼王朝遗产的争执，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 纳斯尔·伊本·阿里·伊列克汗和哥疾宁王朝马赫穆德瓜分萨曼王朝遗产的协议，较早即已达成。阿姆河被确认为哥疾宁王朝和喀拉汗朝之间的界线。位于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归属马赫穆德，河中地区属喀拉汗朝。公元1001年，两国互派大使。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过联姻得到巩固，马赫穆德娶纳斯尔·伊列克汗之女为妻。但是，这并不妨碍喀拉汗朝很快就违反条约。当公元1006 年哥疾宁王朝马赫穆徳远征印度的时候，喀拉汗朝入侵属于哥疾宁王国领土的巴耳黑地区和呼罗珊。喀拉汗朝的主力部队进入呼罗珊，占领了途思、赫拉特和乃沙不耳；辅助部队夺下了巴耳黑。 巴耳黑的居民剧烈抵抗喀拉汗朝的突厥人，因而遭到征服者的彻底洗劫。但是, 乃沙不耳的贵族上层，却由于对马赫穆德的中央集权政策不满，因而不作任何抵抗，就象当初河中地区的大土地贵族那样投降喀拉汗朝。 马赫穆德得知喀拉汗朝侵占乃沙不耳和巴耳黑的消息后，不得不迅速返回哥疾宁。喀拉汗朝的军队从巴耳黑被逐往帖耳美兹。控制乃沙不耳的伊列克汗的主力部队也被击溃，只有一小部分回到河中地区。 第二年，纳斯尔·伊列克汗为了打算重新侵占乃沙不耳，同和阗（东突厥斯坦）的统治者卡迪尔汗·尤苏夫结成联盟。他们的联合部队共有四、五万人。哥疾宁王朝的马赫穆德也准备了大批军队，并拥有五百头战象。会战发生在离巴耳黑四个法尔萨赫的地方。喀拉汗朝的军队不能抵挡战象的冲锋，这决定了战局的胜负。伊列克汗的军队惨败，许多战士死于阿姆河的激流之中。 这次失敗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在很长时间内，完全消除了纳斯尔·伊列克汗的任何征服意图。加之喀拉汗朝内部发生王朝斗争，因此从根本上排除了喀拉汗朝进攻呼罗珊的任何可能性。 在纳斯尔·伊列克汗死（公元1012年)后，他的兄弟阿里的斤在河中地区确立了统治权。这是一位果敢而又精力充沛的执政者。但是，喀拉汗朝其他的汗同他争夺统治权。哥疾宁王朝马赫穆德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已经指出，六世纪时，操突厥语的部落和部族向中亚境内渗透的过程已经大为加强。这一过程导致操突厥语的部落和部族，同中亚原来的居民互相接近。 突厥人和粟特人一起反对外来的侵略者。在几个世纪之内，突厥游牧民中的贫穷阶层首先实现了向定居农业的过渡。突厥部族和粟特人、花剌子模人、塞人-马萨该特人部族的混合过程加强了，并且因而使突厥语在新形成的部族中占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乌兹别克民族，她和中亚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吸收了古代中亚居民的文化遗产，到十一世纪时，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过程更加强化，越来越从中亚北部扩大到南部，这种情况也具体表现在喀拉汗国的建立和城市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土库曼和中亚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迅速形成，也属于这一时期，正是在此时期内，“图尔克-乌-托吉克” （“突厥和塔吉克”）这两个用来表达中亚两种基本民族成分的术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总之，早在萨曼王朝时期，在中亚的定居地区，已有大量突厥居民，他们分布在费尔干纳、花剌子模、柘折和其他定居农业的地区。萨曼王朝时期，在城市和定居农业区中，塔吉克人仍占居民的大多数。但是到了喀拉汗朝时期，由于操突厥语的游牧民实行定居和当地居民的突厥化，操突厥语的民族已在中亚开始占优势。 突厥部落贵族和古老的塔吉克封建贵族，在共同加强剥削劳动群众的基础上，互相亲近起来。同时，在劳动人民之间，通过反对剥削的共同斗争，如强了塔吉克族人民和操突厥语各族人民，特别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友谊。在以后许多世纪所有人民起义中，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亚各民族（其中包话相邻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祖先们一起并肩战斗。 我们研究由这些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对文化宝藏提供独立发展的贡献时，将同时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喀拉汗朝的管理制度和“伊克塔” 手工业和商业 城市的发展 喀拉汗朝征服河中地区以后，萨曼王朝企图加以巩固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束了。 喀拉汗朝的汗们，始终没有把自己的政权扩大到所有被喀拉汗朝突厥人占领的境域以及边远的省份。喀拉汗朝的国家属于王室所有成员，国土被划分成一块块封地，分封给王室的所有代表。因此，王室的每一成员，基本上独立地管理自己的采邑。 伊列克汗的封地包括河中地区在内，他的首都起先设在乌支根（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十一世纪时迁都撒马尔罕。布哈拉归撒马尔罕管辖。乌支根则成为费尔干纳汗的首都。 喀拉汗朝管理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大力实行给国家统治阶层的代表赏赐（别涅菲齐伊）“份地”的办法，这种“份地”名为“伊克塔”。在伊斯兰教法律中，伊克塔被说成代替薪金的酬劳。许多转为伊列克汗效劳的萨曼王朝的髙官大臣，也成为伊克塔的享有者（“伊克塔多尔”）。 “份地”（伊克塔）的赏赐，在喀拉汗朝以前也有过，例如在萨曼王朝统治下的河中地区。但是，只有在喀拉汗朝时期，伊克塔制度才得到广泛实行。 最初，伊克塔多尔只有权每年从农民那里征收他们收入的一定部分；在这以前，农民把这一部分收入交纳国库。成为伊克塔 "份地”的土地，以及种地的农民，都仍归国家支配。土地不是伊克塔多尔的私人财产，他们也不能干涉农民的生活。伊克塔多尔是伊列克汗的附庸，他们必须缴纳一定的贡赋，并且必须按照伊列克汗的要求，带着自行装备供应的武装队伍去为伊列克汗效劳。 渐渐地（在十一世纪，特别是十二世纪），伊克塔的大部分土地实际上转变成为世袭的领地，即伊克塔多尔的私人所有的土地。历史材料证明：耕耘伊克塔土地的农民们也落到完全依附于伊克塔多尔的地位。因此，在十二世纪代替季赫坎（从前的世袭大地主），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即伊克塔多尔地主。在这个社会集团里，不仅包括喀拉汗朝的突厥游牧贵族，也包括河中地区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除原先萨曼王朝的大官以外，当地季赫坎出身的旧贵族也成为伊克塔占有者中的一部分。 这里必须指出，在喀拉汗朝征服河中地区的时候，季赫坎们估计能在河中地区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很快就归附喀拉汗朝。当纳斯尔·伊列克汗重新出兵呼罗珊时，他得到河中地区季赫坎们的支持。在喀拉汗朝统治时期，季赫坎受到重视，他们大部分转变成为伊克塔多尔。因此，在蒙古征服前夕，即十三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史料里找不到有关季赫坎（世袭大地主贵族）的材料。新的领主伊克塔多尔取代了他们。 十一到十三世纪，河中地区农民的处境更为恶化，因为伊克塔多尔们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贡赋徭役和向农民增收捐税。此外，河中地区的农民还被夺去一部分可灌溉的土地，给喀拉汗朝的突厥游牧民作为牧场。 在人烟稠密的泽拉夫善河、锡尔河和卡什卡河流域，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特别明显，那里的居民往往被迫拋弃土地，离开故乡，阿布曼苏尔·库巴维（他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把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从阿拉伯文译成塔吉克文）说：在他那时代，布哈拉的土地价格跌落到如此地步，即在萨曼王朝时期估计值四千第尔赫姆（货币单位）的一块土地，现在即使不要钱，也没有人想要它。他写道：“库什基穆冈（位于布哈拉大广场西北的城市土地）地方的土地就是这样，它无代价出让，但是谁也不要。由于统治者暴虐和残酷地对待臣民，人们即使买了土地也无法耕种。”这是农民遭受残酷剥削和处境悲惨的鲜明写照。 喀拉汗朝竭力庇护伊斯兰教宗教界，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可耕地，并且在城市中拥有大量房屋和店铺。伊斯兰教僧侣动用教会和宗教的一切威信，去维持封建秩序，同时他们自己也无情地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宗教界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施加巨大影响。喀拉汗朝的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宗教界。从喀拉汗朝撒马尔罕统治者阿赫马德汗垮台的例子上，不难看清楚伊斯兰宗教界的这种作用。阿赫马德汗在自己的都城中看来很有声望；伊斯兰教的僧侶们无法使他服从于自己，于是僧侣们决定和军阀进行联合，当阿赫马德汗出征叛乱的卡桑军事长官时，僧侣们迫使军官们逮捕阿赫马德汗，并带回撤马尔罕。以后他被指控不信神，于公元1095年被处死。 游牧经济同农业绿洲和城市的相互接近，以及商品交换的扩大。不能不影响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从十一世纪直到十三世纪初，中亚的城市显著地繁荣起来。城市的地域扩大，人口增加。例如，撒马尔罕在这一时期的末尾，人口差不多达到了四十万。城里设有堡垒，进行着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撒马尔罕生活的中心在城外，许多商业和手工业的街坊区集中在那里。城市贵族、僧侣和富商们的房屋也坐落在该处。布哈拉也重新修建了城墙，扩大了城市面积。建筑了许多新的宏伟的大厦。十一到十二世纪时的帖尔美兹城，比萨曼王朝时期扩大了许多。十一世纪时，它的城堡加固了，城砦用熟砖砌面。也就是在这一百年中，建起了“帖尔美兹统治者之宫”。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部分开始具有特别的意义，在那里围绕着某些地点 (一般为市场），各种手工业生产逐渐集中到一起。胡塔梁的首都胡利布克（现在的库利亚布）城，是南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城市之一。仅仅它的中心部分就占地约七十公顷。这里曾髙耸着堡垒，在堡垒的考古发掘地点近旁，发现了胡塔梁统治者富丽的宫殿遗址。城里存在各种手工业生产，有陶器和金属制造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在从前是城市堆放垃圾的场所或者灌溉栽培农作物的地方，出现了住人的房屋。 城市生活显著提髙，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发展和手工业的进一步脱离农业。另一个重要因索是，使农民成为农奴的过程加强了，从而导致农民大批逃往城市 (順便说说，这在城市物质文化生活的某些形式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逃亡的农奴”在欧洲中世纪城市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原理推广应用于中亚细亚的中世纪城市。 这时，中亚城市手工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各种各样不同形式、不同大小和不同质量的器皿，使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上釉的餐具，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碗、碟和盘，在陶磁产品中占重要地位。它们上面覆盖着各种彩色的图案装饰，其中褐色占多数；图案装饰往往和浮雕结合在一起。除了几何图案（有时很复杂）以外，还有鸟、兽和人的画像。保存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中的画着骑士（也许是鲁斯塔姆）像的大碟子，是这种陶器的出色典型。不上釉的产品（带把的高水罐等）也往往具有精巧的装饰图案，并有专门的模压器用于加刻图案，或者在产品上刻画明显的线条。这时的手工制陶器，除了群众家庭制作这一特点以外，还具有稳定性和按一定形式成批制造的特点。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的后半叶，陶器产品生产的大量增长，导致了一种新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比多种颜色的彩绘少花工夫，即出产一种颜色（淡蓝或绿色）的上釉产品。 玻璃生产的发展特别广泛。吹制是制玻璃器皿的主要方式，包括成型在内。然后，往往在玻璃制品的表面上布满彩色的玻璃线和玻璃圈，以及镀金等等。大玻璃瓶、雅致的大酒杯和小巧玲珑的小瓶等物就是这样制成的。吹玻璃的工人吹出大玻璃泡，然后把它切开，铺平，这样就制成平板玻璃。这种玻璃适合安装在窗户上。在窗户上安着特制的雪花石膏格框，玻璃装在这些格框的小孔上。 金属生产在城市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帖尔美兹的“金属工人街坊区”的面积多达五公顷。在大量生产日用品、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同时，也制造不少具有高度艺术的产品，例如小锅、卡拉姆顿和灯盏等等，在这些物品上用题词和图画描绘出各种情景。例如，在中亚发现的青铜卡拉姆顿（文具盒）就是这样。它用白银镶嵌，它的主要装饰为题词、鸟的雕像和花纹。其中一个题词表明，它由工匠奥马尔·伊本·阿尔-法兹利在公元 1148年4月2日制成。在布哈拉发现一个出色的青铜小锅，它用铜和银镶嵌，在公元1163年2月，由赫拉特的素描画家马斯乌德·伊本·阿赫马德和铸工穆罕默德·伊本·阿勃杜尔沃希德制成。在小锅上刻划着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游戏、打猎、跳舞和其他景象。 由于建造许多宏伟的建筑物，导致了实用艺术手工业的发展。为了装饰建筑物，生产出各种图案的砖。中亚的工匠们在制造砌面用的陶板方面，达到了很髙的水平。焙烧以前，在这种陶板上描绘装饰图案（几何图形和植物）并题词。广泛使用雪花石膏的雕刻品，在它上面刻出极复杂的几何图形的和植物的花纹，以及题词，刻出某些画像和完整的场面。粘土片的雕刻品比较罕见，保存下来的这种类型的古物是观赏艺术中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典型。当年装饰华丽的木柱保留了下来（公元1954年，在阿什特发现十一到十二世纪的门幅，它的表面上布满非常优美的雕刻）。这一时期开始在建筑装饰中釆用釉砖。 在大批城市和乡村的建筑中，仍旧广泛使用生砖，但有时也大规模采用生砖和熟砖（直角的、方的）相结合的方式。在宏伟的建筑中，熟砖起更重要的作用。 宏伟的建筑物宫殿、清真寺和陵墓等，附有最豪华的装饰“帖尔美兹统治者之宫”和胡塔梁统治者的宫殿，用富丽堂皇的雕刻等等加以美化。用砖块铺砌几何图形（“镶木地板式的”）的地板，其中包括用釉砖铺地（例如在吉尔吉斯的斯列坚卡村附近的居民点），有时还在地板表面上覆盖一层厚厚的硬雪花石膏。确立了新的陵墓形式，它们不同于更早的形式，其中有的外观不对称，在正门所在的正前面墙上附有支柱。乌支根城三个陵墓的综合体，是显示这类陵墓进化的明显例证，并且是陵墓图案装饰的出色典型。苏尔汉河州的阿克-阿斯坦墓是从旧向新过渡的形式。萨亚特（沙阿尔图兹区）和霍贾-纳赫什兰（塔吉克共和国列加尔区）的陵墓，以其富丽堂皇的装置而与众不同。布哈拉保存着许多十一到十二世纪的古迹。应该特别指出其中五十米高的阿尔斯兰汗高塔（公元1127年建）、纳莫兹戈赫清真寺和马戈基-阿什塔里清真寺等等。在克尔米涅附近存在着民用建筑的庞大废墟拉巴季·马利克。 在堡垒建筑方面，仍和过去一样，基本工事通常用生砖建造，只用熟砖砌工事的表面。在这一方面，近几年来査明了特别重要的事实：苏联科学家们在研宄伊斯法拉区的卡拉伊鲍洛要塞城堡时，得出了关于在十一到十二世纪的城堡建筑中，存在稳定地不断继承六到八世纪传统的结论（在建筑材料、建筑方式和设计的解决方法等方面）。斯·普·托尔斯托夫查明了古希腊罗马传统在花剌子模中世纪城堡建筑学中“复活"的事实，这些事实重新证明，阿拉伯人的征服未能破坏中亚物质文化发展的继承性。 矿物开采续续进行，很多矿场网仍旧起着作用。 生产力的增长，手工业脱离农业过程的加快，同游牧草原的密切联系，导致中亚诸国同远近各地之间贸易的发展。无论考古材料（特別是中国和伊朗方面的），还是文献资料，都证明这一点。 丰富的古钱学材料，证明当时存在货币兑换。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初，在中亚境内流通着各国铸造的钱币（同中亚所包括的各个地区相适应）。哥疾宁王朝的和塞尔柱王朝的货币通常发现于中亚南部地区，首先在塔吉克斯坦，其次在南土库曼，在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北塔吉克斯坦，发现越来越多的喀拉汗朝钱币。在整个中亚，可以见到穆罕默德·伊本·捷克什的花剌子模沙赫钱币。 这一时期中亚铸造货币的特点是，它受名为银币危机的现象所制约。十一世纪东方各国银币的成色开始下降，在某些场合甚至重量减轻。不足值的第尔赫姆（一种银币）已经不能输往东欧 (与前一时期不同，那时可输往东欧）。它的流通范围缩小，不足值的货币只能在发行国范围之内流通。 但是，尽管存在银币危机和货币流通领域内的周期性震荡，对内和对外贸易还是发展和扩大了。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前提。 哥疾宁王国中的塔吉克人 早在十世纪后半叶，哥疾宁（加兹尼）即开始作为政治中心而兴起。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描述了这一兴起时期。 哥疾宁王国的基本居民群众是塔吉克人。 在历史文献中，萨布克的斤被认为是十世纪时哥疾宁王朝国家的直接奠基者，他保证了哥疾宁的独立，并且把喀布尔河流域的土地合并入哥疾宁。由于他帮助了萨曼王朝的艾米尔努赫二世，呼罗珊的统治权也转到了他手中。萨布克的斤死于公元997 年。 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是萨布克的斤的长子，并被认为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是，萨布克的斤在病重时宣布幼子伊斯马伊尔为继承人。伊斯马伊尔在位不超过七个月。当时国内频繁发生地方封建主反对中央政权的叛乱。马赫穆德利用这种情况，进军哥疾宁，夺取了政权。 公元999年，当喀拉汗朝从北方进攻萨曼王国时，马赫穆德从南方反对萨曼王朝，并且占领了整个呼罗珊。 巴格达的哈利发承认马赫穆德政权，并賜给他荣誉爵位，这有力地巩固了马赫穆德的地位。公元1002年，马赫穆德占领锡斯坦，并宣布自己为苏丹。 马赫穆德在位期间（公元998—1030年），哥疾宁王国达到了全盛时代。 从公元1002年至1026年期间，苏丹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远征印度达十五次以上。这些以“圣战”为名的远征，其主要目的是掠夺印度，搜取它的财富。马赫穆徳远征的地方，大都是据间谍报告那里有大量财富的地区。 马赫穆特·哥疾宁维德的远征，使印度人民遭受不可胜数的灾难。他的士兵抢劫居民，破坏珍贵的历史古迹。马赫穆德不仅掠夺城市，并且破坏城市，他非常残酷地对待居民。公元1019年占領马霍凡（或马哈班）城堡后，马赫穆德为了报复城堡统治者在他到来之前逃跑的行为，把全城居民都杀掉。 公元1019年远征结束时，马赫穆德苏丹从印度运回哥疾宁大量宝石和其他贵重物品，还有三百五十头大象，五万七千名奴隶。据历史记载。马赫穆德运回的俘虏为数过多，城里没有足够的房屋可以安置, 不得不为他们建造专门的住所。 公元1010—1011年，马赫穆德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夺取了古尔人的部分地区（今阿富汗境内）。1017年，马赫穆德利用花剌子漠沙赫（王）马蒙被害之机，占领花剌子模，将它归并入自己的国家。1024年，他带领大批军队前往巴耳黑，并以从喀拉汗朝阿里的斤的暴政下解放河中地区居民为借口，渡过阿姆河，将石汗那、卡巴迪安和胡塔梁等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1029年，马赫穆德占领列伊，将当地统治者投入监狱，把所有掠夺到的财富运回哥疾宁。于是，大批地区被并入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的国家，从印度的北部和西北开始，直到石汗那和花剌子模，而在现今伊朗境内直到伊斯法罕和列伊。 马赫穆德苏丹的侵略性远征，特别是他在印度进行的战争 (印度成为苏丹、他的近卫军和军队的主要财源），使劳动人民遭到破产。在每次出征以前，向本土的居民征收大量捐税，居民纳税以后完全丧失生活资料。因此，国家的经济趋于衰落，农业绿洲荒芜，许多地方的灌溉系统完全废弃。 农业这样衰落的结果是，公元1011年呼罗珊开始饥馑，早来的秋天和干旱的春天，导致大规模歉收。据编年史记载，在乃沙不耳及其四郊，数以千计的人饿死。虽然在乃沙不耳市场上常有多达四百曼（里量单位）的谷物卖不出去，但是居民实在太穷，没有能力去购买。居民们吃猫肉和狗肉，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完全有可能使呼罗珊的居民免于饿死。但是他在这方面不采取任何措施，仅仅为了装点门面，命令呼罗珊行政长官发放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去帮助穷人。 在出征间歇期间，马赫穆德苏丹致力于美化自己的都城。著名的哥疾宁清真寺和经学院，就是在他那时建成的。这些建筑工程使居民作出很大牺牲。据史料记载，铺设哥疾宁大礼拜寺庭院的大理石板和其他贵重岩石，都由建筑者用手工劳动的方式，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甚至每年为维持著名的马赫穆德花园（位于巴耳黑）所支出的经费，也完全由巴耳黑城的居民负担。 马赫穆德把国内居民分为两类：军队和非军事的居民。他付给军队薪饷，要求他们顺从地执行任何命令。他要求非军事居民也必须绝对服从地履行他的每一指示，并且交纳国家税收，据说这是因为他——马赫穆德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免避外来敌人的袭击。 以下的事实很有代表性。当公元100S年马赫穆徳远征印度的时候，喀拉汗朝进攻巴耳黑和呼罗珊，巴耳黑的居民进行剧烈的抵抗，因此城市遭到洗劫。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却对巴耳黑居民的英勇斗争大为不满，暴跳如雷。他认为居民们决不应该进行抵抗。他说：“居民与战争无关。因此，喀拉汗朝破坏我们的城市，烧毁给我们带来巨大收入的财产，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些财产的价值应该由你们赔偿。但是，我豁免你们，只要你们将来不再重犯这种错误。现在比你们强有力得多的王，要求你们边纳捐税。他保护你们，你们应当为此纳税，并爱惜自己的生命。” 马赫穆德是非常吝啬和贪财的人。他把所有从印度和国内各地通过各种途径掠夺来的财富，藏在宝库里。十五世纪的历史学家迷儿洪的引用了一则很有趣的故事，以证明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的贪婪和吝啬：“人们说，苏丹在临死前两天，命令从宝库中拿来装满银第尔赫姆的口袋和盛着金第纳尔的钱包，各种最好的宝石与形形色色的瑰宝奇珍，这些都是他在位时收集起来的。他吩咐把这一切在广场上铺开，于是这场地看来好象装饰着红、黄和紫罗兰等各色鲜花的花坛。苏丹十分惋惜地看着它们，并且嚎啕大哭。哭了很久以后，他命令把所有的东西送回宝库，而没有从这些现成的东西中拿出任何一件，哪怕是只值一个费利斯（小铜钱）的东西，送给应分得到这些东西的人。” 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以宗教战争，即伊斯兰教的圣战为借口，掩盖自己的掠夺性战争，因而获得哈利发的支持。他召集大批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者“保卫信仰的战士”加入他的军队。他宣布自己是逊尼派（当时在伊斯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信徙，而同旨在反对封建制度的一切表示不满的行为和一切运动进行斗争。这些行为和运动主要反映卡尔马特派、伊斯玛仪勒派、十叶派和其他派别的异端观点。他没收这些运动拥护者的财产，通过这种办法把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因此，他对伊斯兰教正统的一片忠忱，其实只不过是他巩固其政权和增加其财富的一种手段而已。 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认为国家的秘密侦探能起重大作用。除了派暗探监视每个行政长官以外，还有直属于马赫穆德的专门官员，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有关行政长官们的内幕、活动和心情的情报。马赫穆德苏丹甚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派暗探，其中包括王储马斯乌德。 毫无疑问，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是自己时代的伟大统帅，是精力充沛、刚毅坚强的统治者。马赫穆德为使自己国家的外观富丽堂皇，建筑了许多豪华的大厦, 并且优待官廷诗人和学者。但是，他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没有做任何事情。在他统治之下，农业陷于衰落，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削弱。马赫穆德死（公元1030年）后，他所建立的强国的不巩固性，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 塞尔柱人入侵和哥疾宁王国崩溃 根据马赫穆德的遗嘱，以霍吉勃为首的大臣集团。宣布他的小儿子马赫穆德·穆罕默德为王。马赫穆德的长子马斯乌徳起而反对。马斯乌德弄瞎了穆罕默德的眼睛，把他及其子女拘禁在城堡里，自己夺取了政权。 马斯乌德在吝啬和贪婪方面不比他的父亲差，他在位期间（公元1030 —1041年）漫无止境地掠夺居民。各个地区的统治者也都勒索贿赂，规定不合法的捐税，对人民进行搜括。马斯乌德不但不禁止舞弊行为，反而从中捞取许多钱财。 马斯乌德继续实行他父亲的政策，力求同喀拉汗朝保持睦邻关系，因为在国内存在人民骚动和内讧的情况下，如果再同喀拉汗朝敌对，势必将给哥疾宁王国带来很大危险。下引1030年花剌子模沙赫（王）阿尔童-塔什写给马斯乌德的信，明显地流露出这种关系的实质：“大家知道，已故的艾米尔（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力图使喀拉汗朝的卡迪尔汗登上王位，为此花费了大量钱财。现在我们必须支持他，以巩固我们同他的友谊。他们永远不会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仍在表面上维持同我们的友谊关系，他们不会唆使任何人进行反对哥疾宁王国的暴动。” 花剌子模在名义上从属于哥疾宁王朝，而在实际上却象独立的国家一样，它在哥疾宁王国的命运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阿尔童-塔什死后，马斯乌德虽然采取措施限制花剌子模王的权力，但是仍让他的继承人掌握自己的国家。马斯乌德授予自己儿子花剌子模沙赫（王）的称号，而任命阿尔童-塔什的儿子霍鲁恩为总督头衔的花剌子模行政长官。可是，霍鲁恩在同喀拉汗朝的阿里的斤和塞尔柱人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后，在公元1034年宣布花剌子模独立，并且禁止在祈祷时提哥疾宁王朝苏丹的名字。1035年春，霍鲁恩出兵呼罗珊。阿里的斤（他死于1034年）的儿子们支持霍鲁恩的行动，也侵入哥疾宁王朝的领域。但是，当出征伊始之际，霍鲁恩的奴仆被马斯乌德收买，他们把霍鲁恩杀死。阿里的斤的儿子们也因而返回撒马尔罕。马斯乌德同喀拉汗朝开始和平谈判。结果，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及时防止了花剌子模和喀拉汗朝对哥疾宁王国的威胁。 也是在公元1035年，马斯乌德不得不抵抗进攻呼罗珊的突厥塞尔柱人。塞尔柱人早在萨曼王朝时期就被准许在布哈拉地区定居，以示友好。马赫穆德在同喀拉汗朝争夺河中地区与呼罗珊时，和塞尔柱人缔结同盟，并准许他们移居呼罗珊北部。塞尔柱人的势力在这里大为增强，以致开始威胁哥疾宁王朝的统治。马斯乌德从乃沙不耳派遣大批军队去尼萨迎击塞尔柱人。这支军队中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信印度教的印度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和塔吉克人，等等。他们特别把希望寄托在战象身上，会战开始时，在霍吉勃别克图格利指浑下的哥疾宁军队获得胜利。但是，晚上塞尔柱人袭击他们的营垒，使他们遭到惨败。别克图格利费了很大气力才逃了出来。 马斯乌德得到关于塞尔柱人又从河中地区出动的消息，于是在巴耳黑集中自己所有兵力，在1040年初经过乃沙不耳，向塞尔柱人分布的地区进发，塞尔柱人的军队退往丹多纳康（今塔什拉巴德）, 该地离梅而甫六十公里，是便于游牧民转向进攻的地点。这年五月，马斯乌德苏丹的军队到达丹多纳康，在剧烈的会战中被塞尔柱人击溃。 这次会战（据史料记载，这是中亚各民族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役之一）的结果是，永远结束了哥疾宁上朝在呼罗珊的统治。战役结束以后，塞尔柱人的领袖图格拉尔在战场上安放宝座，他登位宣布自己是呼罗珊的最髙统治者。 必须指出，梅而甫和乃沙不耳的城市贵族由于哥疾宁王朝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给予塞尔柱人很大的支援。 马斯乌德苏丹渡过马尔瓦鲁德河，经过古尔人地区，回到哥疾宁。但是他不敢再重新集合军队去和塞尔柱人进行战斗。他明了自己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无论是反对中央集权的贵族，还是被苛捐杂税搞破了产的呼罗珊和吐火罗斯坦的居民，或是哥疾宁附近的人民、锡斯坦人和山区的古尔人，都不愿意保卫哥疾宁王朝的国家。丹多纳康会战中，在马斯乌德亲自监督之下，仍有整批整批的士兵逃跑，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决定很快就前往印度，在那里征集军队，以便依靠这些军队制止塞尔柱人的活动。 据历史学家别伊哈基记载：马斯乌德在去印度以前，写信给阿尔斯兰汗,请求他帮助自己反对塞尔柱人。随后，他命令释放监禁着的兄弟穆罕默徳，打算把他带往印度。穆罕默德的拥护者们，彼此商妥，突然袭击马斯乌德，加以逮捕。他们宣布穆早默德为苏丹。过了些日子，将马斯乌德处死（公元1041年）。 马斯乌德苏丹的儿子马夫杜德，得知父亲的死讯后，赶到哥疾宁，在这年四月宣布自己为苏丹。在季努尔（法特哈巴德）附近的会战中，他击溃穆罕默德的军队，将穆罕默德及其绝大部分子女杀死。 马夫杜德不仅镇压了企图夺取政权的自己的兄弟，并且控制了哥疾宁，以及帖尔美兹和巴耳黑。在这以后不久，他在印度征集了强大的军队，派往呼罗珊去进攻塞尔柱人。但是，塞尔柱人粉碎了哥疾宁苏丹的这些军队。最后，马夫杜德同印度、突厥斯坦以及其他邻国的王们结成同盟，于公元1049—1050年间，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呼罗珊。但是，他在路上得了病，不得不返回哥疾宁，在那里死去。 公元1059年，塞尔柱人占领巴耳黑，从而切断了河中地区同哥疾宁王国的联系。从此以后，哥疾宁王朝日益丧失威力。十二世纪末，哥疾宁王朝的最后一个苏丹，被古尔的军队俘虏。古尔是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兴起的塔吉克人的新国家。 十一世纪塔吉克人的文学与科学 十世纪末发生的政治变化，即萨曼王国崩溃，喀拉汗朝占领河中地区，哥疾宁王朝兼并呼罗珊等等，不能不在塔吉克人的科学和文学上反映出来。这时中亚各民族的科学与文化正开始上升，达里语与塔吉克文学正在发展，但是由于战争和内讧导致了暂时的停滞。 马赫穆德的哥疾宁强国的产生，整个呼罗珊、石汗那、胡塔梁与吐火罗斯坦地区，现在伊朗的主要部分与北印度，围绕一个中心而统一起来，这就为科学和文学的发展重新创造了某些前提。 王、大封建主和省或区的行政长官们，把诗人和思想家们召集到自己身边，并不是为了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而是为了传布他们个人的声誉和增加宫廷的豪华。 这一传统起源于萨曼王朝，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追随者。他在首都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诗人。 这一时期，巴格达同中亚之间，特别是同呼罗珊、吐火罗斯坦之间的关系发展了。巴格达的影响，在哥疾宁王国境内，在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特别加强起来。 在哥疾宁王朝时期，阿拉伯语言的使用大为推广。管理国家公文往来的季凡（部），起先使用达里语进行工作，但是后来完全转为使用阿拉伯语。各季凡主要吸收会阿拉伯语的人参加工作。 因此，从哥疾宁王朝时起，阿拉伯语的词汇和成语，开始日益渗透入塔吉克语中。 在哥疾宁王国中，塔吉克文学主要集中于宫廷。文学资料表明，在马赫穆德苏丹的宫廷中，聚集着好几十位诗人。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马赫穆德提倡文学，是由于他要诗人们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个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奥达（喀西达）颂辞体裁的诗获得广泛的发展，而象菲尔多乌锡《沙赫纳迈》那样的塔吉克历史传统题材的作品，却不受欢迎。 在马赫穆德时代，出现了名为“马利克-乌什-舒阿罗”（"诗人之王_)的职位。 巴耳黑人阿布尔科西姆·哈桑·伊本·阿赫马德·翁苏里（生于十世纪六十年代，死于公元1039年），是马赫穆德苏丹宫廷中被授予"诗人之王”称号的大歌颂诗人之一。他受过教育以后，经马赫穆德苏丹的兄弟纳斯尔艾米尔介绍，进入哥疾宁苏丹的宫廷。翁苏里曾参加马赫穆德的大多数远征，他的喀西达（颂扬诗）大部分为歌颂苏丹的胜利而作。 和翁苏里同时代的人，称赞他是文艺巨匠。 阿布尔哈桑·阿里·法鲁希（死于公元1038年）和阿布纳吉姆·阿赫马德·马努切赫里(死于公元1041年)，散文作家阿布尔马奥利·纳斯鲁洛·伊本·穆罕默德（《卡利雷和季姆纳》的译者），也是著名的宫廷诗人。 在国家独立的情况下，从十世纪开始的科学发展，延续到十一世纪。这一时期科学的卓越代表和先进的学者，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阿布阿利·伊本-锡诺。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花剌子模人阿布莱杭·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马徳·别鲁尼(公元973—1048年)。别鲁尼出生于花剌子模城郊。据传说，他每年除了纳夫鲁兹节（春天的节日，“新年”,三月二十一日）和麦赫尔甘节（收获节，九月二十一日）以外，所有的日子都从事科学工作。 别鲁尼很喜欢带着科学目的进行游历。他居住较久的一处地方是里海附近地区的朱尔姜(古尔甘他在那里停留时，朱尔姜的统治者是科布斯·伊本·武什马基尔。科布斯被认为是有学问的人、精通文学的行家和科学的保护者。他本人也写了一些书。公 元999一1000年之际，别鲁尼完成了名为《阿尔阿萨尔乌尔巴基亚·阿恩库沦伊尔哈利亚》（《前人留下的足迹》）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他叙述了历法和纪年的方法，以及粟特人、古代花剌子模人、波斯人、希腊人、犹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节日。这一著作，至今仍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公元1010年，别鲁尼回到花剌子模。他在这里同阿布阿利·伊本-锡诺及其他学者会面。这些学者，由于十世纪末的政治变化，从布哈拉，从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其他城市逃跑出来，聚集到花剌子模。据史料指出，花剌子模沙赫（王）马蒙二世庇护学者，其中包括别鲁尼。公元1017年，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占领花剌子模后，把别鲁尼带往哥疾宁。因此，别鲁尼以后的科学活动在哥疾宁进行。 别鲁尼参加了马赫穆德苏丹的远征。当他在印度的时侯，研究了那里的梵文，以及这个国家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旅行回来以后，他写了《塔赫里尔·马·利尔欣德·明·马卡拉·马克布拉·菲尔阿克尔·阿乌·马尔祖拉》（《可以被理性接受或拒绝的印度教徒学说的说明书》）一书，被认为是印度史方面的重要史料之一。正如别鲁尼自己在这一作品中指出的那样，哥疾宁王朝，特别是马赫穆德苏丹统治时期，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他说：“现在的时期（即马赫穆德苏丹统治的时侯一加富罗夫注）对科学不利。现时代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进步的发展，没有任何有利条件。我们在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拼凑古代科学知识的残余。”从这个意见中，可以看出，别鲁尼不得不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在从事科学工作时，必须不惹起象马赫穆德苏丹那样的伊斯兰教宗教狂热者的愤怒。 别鲁尼编了两本关于天文学、几何学和星相术问题的书。其中一本在公元1024年用阿拉伯文写于哥疾宁，是献给莱杭的，她是花剌子模沙赫家族成员阿尔-哈桑之女。第二本著作《阿尔卡农乌尔马斯乌季·菲尔哈伊阿·瓦恩努朱姆》（《天文学和星辰方面的马斯乌德经典》。），写作于公元1030—1036年之间，是献给马斯乌德苏丹的。上述别鲁尼著作，是东方各国在这一领域中的第一本作品，是编绘地图的指南。 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以外，别鲁尼还创作了许多科学著作，但是很可惜，大部分没有传到我们手中。据阿拉伯学者亚库特记载，他在梅而甫的一座清真寺里，在文件堆中见到六十页别鲁尼作品的抄本。在十九世纪中叶伊朗编的目录中，被保存下来的他的著作尚有二十七种。最近若干年来，在世界上的某些图书馆中，发现了一些过去无人知道的别鲁尼著作。 关于别鲁尼箸作的意义，可以从以下情况中得到了解：他作出了一系列促进当时科学发展的发明；他远远超过自己时代的学术水平，在著作中常有接近现代科学的某些材料。例如他关于北印度低地形成过程的理沦，关于阿坶河水流变迁经过的见解，就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十一世纪上半叶，历史编纂学也发展起来。阿布纳斯尔·乌特比（马赫穆德·哥疾宁维德的一名宫廷官员）用阿拉伯文编了一本献给苏丹的《塔里希·亚明尼》。其中引用了许多有关萨布克的斤和马赫穆德统治的重要资料。后来，十八世纪时，这一著作由阿布沙拉弗·诺谢希译成塔吉克文。 阿布萨伊德·加尔杰齐被认为是哥疾宁王朝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公元1048—1052年期间，加尔杰齐用塔吉克文写了《扎伊恩-乌尔-阿赫鲍尔》（《值得报道的事件》)。 还有，哥疾宁王朝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阿布尔法兹尔·别伊哈基（公元995 — 1086年）。阿布尔法兹尔在哥疾宁王朝文牍部担任秘书十九年，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目击者。他用塔吉克文编了三十卷编年史《塔里希·奥利·诺西尔》（《保卫者家族的历史》）。但是，这部重要历史著作，只有零散不全旳几卷保存到现在。这些卷叙述马斯乌德苏丹称帝的情况，和他那时代的事件，而以《塔里希·马斯乌季》或《塔里希·别伊哈基》的书名著称于世。其实，这几卷只不过是阿布尔法兹尔·别伊哈基庞大科学著作中的一小部分。 《塔里希·别伊哈基》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因为尽管作者是哥疾宁王朝的一名廷臣，但是他仍然比较真实地描述了他所亲见的亊件。 这时，喀拉汗国的科学与文学正处在衰落之中。 据十三世纪穆罕默德·阿乌菲的文选记载，在喀拉汗朝诸汗中，大概只有一位克雷奇·桃花石汗对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起过某些作用。然而可以提出名字来的十一世纪河中地区的作品，寥寥无几。例如马吉杜金·穆罕默德·伊本·阿德农的《塔里希·穆尔基·突厥斯坦》（《突厥斯坦史》）等，可借这些著作只有一些个别的片段流传到现在。 这一时期，在河中地区的塔吉克文学界，也有一些有才华的诗人，例如阿姆阿卡·布霍罗伊(死于公元1149年）、苏扎尼·撒马尔罕季（死于公元1173年）、拉希季·撒马尔罕季等，但是他们的创作在作用方面怎么也比不上他们的前辈。 把十一世纪的文化衰落，同十世纪在中亚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的萨曼王朝的文化高涨相比，不能不想起斯大林的名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割据和贵族纠纷，就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经济和文化有重大发展。只有统一于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的国家，才能指望有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可能性，有确立自己独立的可能性。” 202105101337于乌鲁木齐校对完毕 （第十二章完） 注释略 来源：《中亚塔吉克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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