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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鼻子发酸，眼睛发潮，告别家人走出村子……宗祠、地坪、道路、天井、池塘，塘边的芭蕉树，无所谓的猪，沉思的狗，无动于衷的鸭子，悠然散步的鸡……我与它们一 一说再见！ 上大学前母亲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一条蓝裤子，一件白衬衫。那条蓝裤子其实叫黑裤子也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对的，五十步可以笑一百步，如果拿它与一条浅蓝的裤子相比较，它就是一条黑裤子。那件衬衫有点偏黄，尼龙料，摸起来有点像玻璃纸，滑溜溜的。那时候人人都觉得穿布料衣服掉价，尼龙衬衫时髦而高贵，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服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不少人用“日本尿素”包装袋改成衣服，像穿着龙袍一样招摇过市，并不全是因为穿不起布衣服。 人靠衣服马靠鞍。穿上这件尼龙衬衫，我有一种翻身得解放的感觉。上文体班时我有一件麻料的白衬衫，穿着透汗挺舒服，但摸起来粗拉拉的涩手，被大家笑话是“苎麻白”，我羞愧得只穿了一次就把那件衣服压到了箱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穿麻料衣服成了时尚加环保。苎麻又叫“中国草”，穿进口尼龙料的居然笑话穿中国原料的，不仅伤害了我的自尊心，还伤害了我的中国心。 母亲在煤油灯下，看着我试衣服。她帮我扯平衣角，折好领子，一枚一枚地扣好钮扣，这种无微不至的代劳让我很不自在。从我考上大学后，她就常常这样眼睛发粘地看我，好像要诀别似的。 （我的第一个母校） 我考上的是广西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我考上大学成为村里最重大的事件，用现在的话叫“普大喜奔”，在村人的眼里，考上大学就是中了状元。虽然没有金街可游，但见了面都纷纷道贺，我像一条鲤鱼变成了一条龙。自然不少人也替我操心。有人说，学机械的将来工作可能有些辛苦。马上有人替我分辩：有什么辛苦！大学生，你以为要当翻砂工呀！顶多就是在工厂坐办公室吹着电风扇画画图纸罢了。就像笑话里农民认为皇帝用金子做的潲盆喂猪一样，坐办公室吹电风扇是村里人想象得到的最高贵的享受。 我沉浸在考上大学的满心喜悦中，却像在田里捉到一条大塘角鱼生怕别人知道，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填满心里的念头就是不用父母为我今后的出路操劳了。无意中看到当年的招生报考登记表，让我感慨万千。上面填写报考第一志愿重点院校分别是西北轻工业学院、中山医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工程学院；第二志愿是一般院校，除广西大学外，还有广西机械工业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广西医学院、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填的中专学校有洛阳建材工业学校、湖北邮电学校、衡阳铁路工程学校、广西邮电学校、广西建筑工程学校。我不知道当年怎么会报这些学校，它们就是一摞亮闪闪的“饭碗”，我饥不择食，只要抢到一个就行。我侥幸考了全公社第一，但祖母说，“在家以为衫儿白，出门更有白衫儿”，别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人考得比我好，有一个学校读就好了。 招生登记表照片上不到十七岁的我，像足一只怯生生的小萝卜头，满头又浓又软的黑发，神情惶惑，衣服最上面的纽扣勒着脖子，严严实实，整个人像是刚从一个瓶子里倒出来。小时候扒松毛时坐在后山梁上，听着松涛一阵一阵的呼啸，看着青山叠翠，猜度着那些看不到的圩镇、城市的模样，现在终于要走出大山了。我知道自己再不会像列祖列宗们那样在这个地方土里觅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终老此生。 原先一直觉得大学是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我是一只短尾巴小狗，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家在农村，因为父母是公办老师，属于“非农”户口，家里无田可种，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蝙蝠，长着翅膀却不会下蛋，非禽非兽。每年农历七月十四，生产队围网捉鱼都没有我家的份，等到村里人分完了鱼，好心的会计才会让缩在一旁眼巴巴的我，拿走特意“剩下”的几条小鱼。我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毕竟我家是“非农”。我每次填简历，出身一栏填的是“干部”而不是“农民”。读高中时星期天回学校，同村的同学要从家里挑着学米，跋涉十几公里山路，我只需带着父母的米簿，身轻步快到学校交给出纳剪下几个格子。 （那丛绿树处是我曾经的家） 父母无力给我找一份我向往的工作。公社办有茶厂、炮竹厂和一个做锅碗盘碟的陶瓷厂，它们大概是我惟一的去处了。相反，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村里人都把考上大学说成吃上“国家饭”。“国家饭”，多么香喷喷诱人的字眼！有一次过年，一个吃国家饭、在煤矿工作的工人回老家，从身旁经过时一股香味扑面而来，后来才知道是“香碱”——一种专门用来洗澡、不用来洗衣服的“洋碱”——的味道。浑身香风习习的煤矿工人擦身而过，他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吃国家饭就是不一样，连挖煤的浑身都是香的，不像农民从身边经过，只会闻到一股汗馊味。 摆过升学酒第二天，父亲搭着我出门。先从家里骑车到罗秀，再乘汽车到玉林坐火车。临行前的晚上，祖母从床板压着的凳子下摸出一个纸包，里头是一叠钱，最大的貮元，其余都是一元、五角、两角的，大概有二三十元，她倾其所有，要我拿着。我说这是妈妈给你的，爸妈已经给我钱了。祖母说：“他们给是他们的，我给是我的。穷家富路，多带几文在身上没有错。”硬塞进我口袋里，又怕我不小心弄丢了，摁摁我的口袋，叮嘱我放好。祖母暗红色枯藤一样的手抖抖索索一层层揭开纸包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鼻子发酸，眼睛发潮，告别家人走出村子。离别的时候为什么会流泪呢？我似乎并没有舍不得离开，但跟祖母说“我走了”的时候，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我怕被人看到，赶紧擦掉，它像砂锅漏水一样又渗出来。宗祠、地坪、道路、天井、池塘，塘边的芭蕉树，无所谓的猪，沉思的狗，无动于衷的鸭子，悠然散步的鸡……我与它们一一说再见！ 在罗秀坐上汽车，把行李绑到车顶——现在电影里看到印度和非洲的长途汽车好像还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三十多年的确是从非洲穿越而来。汽车像开进海里一样颠簸着起程，没开多远，父亲就脸色发白。他虽然当过兵，却坐不惯汽车。他很快就呕吐起来，我又焦急又担心，不知所措。我不记得他吐了几次，反正感觉好像过了差不多一万年才到了玉林火车站。车站像菜市一样闹哄哄的，摩肩继踵，尘土飞扬，我看到很多像我一样入学赶火车的新生。 （树根下的狗） 脸色苍白的父亲排队给我买了票，在候车室里送我上火车。午后的太阳白晃晃的十分刺眼，父亲坐了一会，忽然走出站台外，十多分钟后，他拎着一个袋子回来，里头装着四个苹果。 “你拿着路上吃，”他说，“苹果最有营养，书上说一只苹果的营养相当于一只鸡蛋。” 我拿出一只“鸡蛋”递给他：“你吃一个吧。” 他说：“我不吃了，你留着吃。” 我坚持着递给他：“你吃嘛。 父亲接过去，用衣服下摆擦了擦，卡嚓一下咬起来，“我在部队的教导员是山东人，他说苹果带皮吃最有营养。”他说。父亲复员快二十年了，苹果的味道已经离他遥远如天边。 火车来的时候，父亲和我跟着混乱的人群拖着行李，一溜小跑，跑到前头找乘坐的车厢，没有找着，又跑回来。我被人群裹挟着挤上了车，父亲把行李从窗口递给我，在窗外催促我赶快坐下来，免得位子被别人占了。我坐下后从窗口探出头说：“爸，你回去吧。”父亲说：“不着急，你走了我再回。”我忽然间发现父亲变老了，黑发中掺着许多白发，脸庞清瘦，我嗓子里有什么堵着。 火车像牛一样怪叫一声，徐徐开动，站在月台上的父亲缓缓地向后面退去，朝我挥手的身影越来越小。我不再像小鸡依赖母鸡一样伏在他的翅膀下了，或者说我要用自己的翅膀飞翔了。我想起那个电闪雷鸣、雨脚如麻的黄昏，父亲披着雨衣给我买习字簿的背影；想起坐在单车尾架上用力推着他后背，叫他出力蹬车冲上陡坡；想起他把我抛进水里逼我练习游泳，带着读一年级的我到泗福小学拉练摸黑回来一路高声唱歌。父亲有一帧在部队时的半身脱帽照片，头发浓密，少尉军官服毕挺，英气逼人。年轻时的父亲是多么意气风发！他当年读高小时不辞而别参军是怎样的情形呢？是不是跟我现在上大学一样？他那么决绝地走出了六雷村却又走了回去，是否每个人年轻时的心都很大，装得下全世界？ 我怯生生地一路端坐在座位上不敢走动，车厢里的每一张脸都风格迥异，唯一相同的是全都像砖头一样面无表情。现在的人比那时候的人表情丰富多了，但我说不好这是打开了更多的心灵窗口，还是戴了更多的面具。我猜测父亲是否回到了家，坐车回去时是否也呕吐不止。与我同行的是一名容县石头公社的新生，他考上广西大学化工系。我们都没有出过远门，穿着像是别人的新衣服，像两只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土豆。 车窗外田野、房屋、树木忽忽而过，还有田里扛着犁耙、赶着牛牯的农民，一条条土路像蛇一样蜿蜒伸展，偶尔划过的水塘像镜子一样，浸着蓝天白云。我们小声说着话，感受到世界的博大、浑厚，充满无穷无尽的奥秘。火车“蒙喳喳、蒙喳喳”地响着，它的轰鸣像足我自己的心情。火车中间停下过好几次，每次重新起动时都发出杀猪一样的凄厉惨叫，哧嗤哧嗤地喘着粗气，像池塘里打滚的水牛打着醒鼻，喷出一团一团白烟。 （树犹如此。记得小学山顶球场边这棵桉树是在我还没入学时种的） 一块块菜地和一幢幢像四方盒子一样的楼房撞入眼睛时，列车员说南宁快到了。这就是“省城”！我唱得最好的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但“省城”却是我向往的最遥远的地方。它不仅在远方，更在高处，在比县城、地区更高更远的地方，即使它坐落在河水流往的下游，每个人说的都是“上省城”。 许多骑自行车的人被铁路道口的栏杆挡着，他们家里这时候正在煮饭，都在赶着回去吧？我惊讶地发现铁轨居然锈迹斑斑，一些挑着包袱的人从一堆死蛇一样的铁路中横穿而过，走出车站的人都神色匆匆。城市到底是人们的归宿还是驿站？为什么都那么向往城市，又那么希望叶落归根？黄昏时分的南宁空气中有一种甜腻腻的怪味，后来才明白那是煤渣的味道，混合着闹哄哄的喇叭声、人声，横冲直撞的三轮车的哒哒声，新来乍到的我像把鼻子没进一口浑浊的水塘里。 我从六万大山一个叫六雷村的旮旯里几经辗转，黄昏时分落足这个陌生的城市。伯父家在南宁建筑学校读书的二哥在出站口等着我，我们坐上迎接新生的校车，在无数的楼房、路树、天桥下面七绕八拐地穿行。那些树没有一棵是我认识的松树、杉树、榄树、茶树、桃树、李树、梅子树，我像一只鸟飞进一片陌生的树林。 我看到了毛主席草书的“广西大学”的大门口，知道它就是我要栖身的巢。车子开进学校门口时，我回头看到一轮黄澄澄的太阳，把周边的云也染上了颜色，像是不小心打破的蛋黄，让人感觉一种异乡为客的惆怅和凄凉。 （摘自我的长篇纪实《生于六十年代》，东方出版社。获第七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铜鼓奖”） （文章均为原创，个人转载至朋友圈和群聊天，无需申请许可。公账号或媒体欲转载，敬请加微信lsq19650206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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