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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托马斯·塔尔赫姆的英国人做了个实验，他在6个中国城市256家星巴克和其他咖啡馆，观察和测试了约9000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喜欢在咖啡馆独自呆着：北方的北京和沈阳有约30—35%的人独坐，而南方的上海、广州、南京和香港这个数字只有25%；他还发现北方咖啡馆约有16%的顾客会挪开摆在过道的椅子，南方馆只有6%，上海甚至只有2%。 独坐也好，搬开椅子也好，很多人日常习惯的这种“社会行为”其来有自，反映出根深蒂固的过往生产活动的痕迹。托马斯的结论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农耕时代，在种植水稻的南方，人们“关注他人胜过自我”，所以他们更喜欢与他人坐在一起，并绕过挡路的椅子——换种说法，人们更愿意与他人建立联系，同时不愿采取影响到他人的行为；而在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北方，“人们对自我的关注胜过他人”，他们更喜欢独坐，更习惯把碍事的椅子搬开。 托马斯实验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但我觉得他的结论大谬不然。我们大多数人的体会和经验表明，南方人比北方人懒散，显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相反北方人有着更强的“协作性”，更强调“团队精神”和“集体性”。人们过去习惯用南方的“农耕文明”与北方的“游牧文明”来解释，托马斯却从种植作物的品种寻找其影响，也算独辟蹊径。 一条称得上伟大发现的线 作物的种植与地理、气候有关，一个地方人们“文化秉赋”的形成，与其说是作物本身，不如说是种植环境和方式的影响。作为南方人，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到河南、河北一带，大片碧绿的麦田，让我油然想到，要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单干，根本对付不来。那些史书里熟悉的地名，春秋战国以降的各种战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大军对垒，也只有在这种坦荡如垠的野地才能扎寨安营、排兵布阵。所以大邱庄也好，南街村也好，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应该也是地理环境使然。 北方人的“协作性”，是环境逼迫的结果。置身黄土地、黑土地一望无际的平原、戈壁、旷野，人未免产生渺小、孤独的感觉，需要抱团，互相协作，狩猎是这样，种植作物也一样。许多年前搞“土地承包”，北方不少地方仍保留着村、队集体经营的方式，南方则普遍采取如假包换的分田分地到户。我的一位搞热带水果加工的朋友，特别羡慕山东、新疆等地政府或企业一声令下，就能把几万亩、几十万亩甚至几百万亩的土地整合在一起，建起种植基地，这在以丘陵和山区为主的南方，简直难以想象。 协作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生产的计划性。人们常说“一年之季在于春”，其实那更多是北方人奉行的教条。北方四季分明，农业耕作需要周密的分工、轮作计划。相对之下，南方无论上山还是下海，食物易得，温饱不成问题，庭前屋后种树能结果，河里海里撒网能捉鱼，自给自足，既无近忧，自然难以远虑。缺乏计划性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招工。南方地区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仅招工难，留人更难，本土员工各种奇葩表现：家里插田割禾要请假，孩子喂奶要请假，老人生日要请假，做清明拜社王要请假……不批准干脆辞职，今天辞了，明天再来应聘，“三进三出”、“五进五出”都是寻常事。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生产线、订单之类意识。 鲁迅先生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北方人思维相对简单、直接，性格外向，粗枝大叶，不拘小节，不管是否熟人，脱口喊“哥、姐、大兄弟”，与别人聊天口口声声“咱爸咱妈、咱家”的。相比之下，南方人要内向得多，不喜欢求人，为人处世算度利害。刘邦是北方人，项羽要“清炖”了刘邦的爹，刘邦居然说“你我结拜兄弟，我爹就是你爹，烹了请分我一杯羹”，有人据此认为刘邦厚黑，其实他心里没准就是这样想的。 “自我中心”还是“他人为中心”，最典型的是居住。南方人喜欢单家独户，北方则以四合院居多，时下许多城市小区“化公为私”的乱搭乱建现象，似乎也是南胜于北。打个比方，北方人像分子，南方像原子，一个有序，一个无序。有序的北方人讲“东南西北”，据说北京城里老公老婆睡一张床，互相挤兑说的也是“往东一点”、“靠西一点”；无序的南方人到北京问路，对东西南北感觉如坠五里雾中，因为在南方问路，对方只会告诉你前后左右，它以“我”为中心。 托马斯的实验与结论相悖，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位科学家捉了只螃蟹，冲它大喊大叫，螃蟹马上逃跑，如是者三，证明了螃蟹有听觉，他随后把螃蟹的腿切掉，再次喊叫时螃蟹一动不动，于是得出结论：螃蟹的听觉在腿上。 北海一个叫“简居”的咖啡书吧 回过头，关于作物种植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美国的东南亚考古学家乔伊斯·怀特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实际：小麦种植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相反，“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因此，居民之间仍旧维系的相互依存关系，应该是源于中国北方，而不是南方。 （文章均为原创，欢迎朋友圈和群聊天转发，公账号或媒体如转载，敬请加微信lsq19650206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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