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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 2007年第1期 高毅 关于法国大革命，可以做历史“书写”的方面很多，比如可以写它的社会史，可以写它的政治史，可以写它的经济史，也可以写它的文化史⋯⋯而这些也都是早就有人做过的事，听来已经不新鲜了。但2006年3月间法国首席大革命史学家马丹推出的一部法国革命“暴力史”——《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听起来不但新鲜，而且还有些另类的味道。该书含有极丰富的学术信息，既综合了近年来有关大革命进程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也显示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很值得一读。 一 马丹现任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和法国革命史课座教授，是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大本营的领军人物。一般说来，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是坚持维护这场革命的正面历史价值的，因此它对于大革命时代的“暴力”(violence，此词常常可译作“暴行”，带有很强的贬义)现象总有点避讳，不大情愿多说，其原因当然也是不言自明的:大革命时代发生了太多的恐怖暴行，其中很多都与革命者犯的错误有关，对这些事情说多了，自会影响法国革命的历史声誉。事实上，历史上种种质疑、否定或诅咒法国大革命的论点，主要就是以大革命带来的这些暴行为由的。然而马丹这次却十分特别，非但不加以掩饰，反而偏偏要挑出暴力与大革命的关系问题来做文章，全不怕那许多血淋淋的事情会损害大革命的道德形象。   雅各宾派统治 其实马丹这样做别有他的一番苦心。作为一位法国革命史家，他主要是做大革命时代的反革命运动研究的，在旺代叛乱问题上着力尤多。这种研究经历自然使他比一般人更熟悉大革命时代暴力现象的惨烈性，因而也更易于感悟暴力问题在大革命史学中的关键意义。他发现，法国和西方的所有历史学著作以及相关的文学著作，历来都特别关注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意愿”，即一种要“用政治暴力建立起某种新型人际关系”的热望(显然是一种根源于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也正是这种关注，使得有关暴力与大革命关系问题的不同解说，构成了两百年大革命评说史上不同阶段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例如，在19世纪初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保守的统治者们力求稳定，因而力图勾销有关大革命时期内战和屠戮暴行的记忆，而那时的史学界也随之流行起一种把野蛮看作社会革新的天然属性的反革命论调，甚至拥护共和主义的历史学家都不敢对革命暴力稍有偏袒；到19世纪末，反教权主义运动推动大革命史学走出天主教神学解释的幻影，人们开始用客观情势因素来解释革命时代的恐怖暴力问题，大革命也从总体上被看成了一件“好事”，只是在挑选哪一类革命者作为大革命精神的代表的问题上存有争议(有人选择丹东，有人选择罗伯斯比尔)；及至20世纪80年代，则有人开始以雅各宾专政推行的恐怖统治为依据，把法国大革命同纳粹式的极权主义勾连在一起，说20世纪出现的这些残暴统治形式是对1789年产生的某些观念结构的继承。这些情况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大革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对大革命的看法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框，即大家都把落实启蒙理念看作了大革命的根本宗旨———也就是说，大革命本身被“意识形态化”了。 然而法国大革命能够这样被“意识形态化”么？马丹深表怀疑。他指出:“关键并不是对那些词语吹毛求疵，而是不应在讨论时把它们当成已经有了定解的东西来用。尽管人们曾大量提及各种事实来激起情感上的反应，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事实终究不如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那种要用政治暴力来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意愿来得重要。正是这种偏好使大革命变成了历史学必须面对的一桩丑闻。”(第9页)也就是说，马丹不同意由启蒙“意愿”来解释大革命，他觉得这里有太多的想象的成分，与历史的实际相去甚远，而且伤害了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整体上的道义正当性。 马丹对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应该说不无道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显然是一种“从原则出发”的路数，那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一切“科学”所不齿的东西。特别是这样做的后果十分糟糕:由于大革命特有的暴烈性(其中充斥着种种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如再给它披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那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的种种极权主义政治实践(因为所谓极权主义，无非就是国家运用恐怖暴力强制贯彻一种被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而且，即使是旨在凸显大革命道义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化，也难免要导向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困境:作为启蒙思想信徒的法国革命者，何以竟在大革命中“犯”下这许多本质上是反启蒙主义、反自由民主的血腥暴行？这实在是一件很难说得通的事情，更何况无数革命暴行的实际后果，也正是专制到极致的波拿巴个人独裁。 如此说来，在暴力与大革命的关系问题的核心处，实际上还是一个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也就是说，要谈论法国大革命，“暴力”这个问题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或评价，通常也都绕不开对被认为是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启蒙话语”(它在大革命时代实际上也一直就挂在革命者们的嘴上)的看法。一般说来，反对启蒙话语的人自然都会谴责革命“暴行”，并通常都会以这些“暴行”为依据来指斥启蒙主义的“荒谬”；而赞同启蒙话语的人则都会赞同至少原谅大革命的暴烈，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暴力对于实现启  法国大革命 蒙的人们所设想的社会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总之，尽管在有关革命暴力的评价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左右两大派的尖锐对立，但对立的双方对于大革命就是启蒙话语的实践这一点，却没有任何异议。 二 应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革命暴力的问题在大革命史学中都一直处于沉寂状态，这当然与左派法国革命史学长期居统治地位有关。人们至多只会就丹东的恐怖政策好还是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政策好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争论，而很少会在一般的意义上质疑革命暴力的正当性。但往后的事情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缘起，首先应该是20世纪中期发生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极权主义现象，然后是这些现象在汉娜·阿伦特和雷蒙·阿隆等政治哲学家那里引起的一些深切思考，最后是在这些思考的启迪下产生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修正派”法国革命史学。正是孚雷从1978年起推出的以《思考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从理论上完成了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极权主义现象之间的历史勾连，由此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来自启蒙话语内部的新“反革命”思潮。而随着孚雷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革命暴力的正当性，乃至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这样问题就变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即使是一个神话，那也是一个美丽的、标志着人类人权和民主意识觉醒的神话，一个开启了现代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的先河的神话。而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这件事也许还另有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是这个民族的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是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两百多年来一直引为自豪的历史奇功。难道这一切，现在都成了一种虚幻？这个貌似伟大的历史事件，原本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块最初的模板，一桩毫无道义正当性的“原始丑行”(scandaleoriginel)？ 马丹当然不能同意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贬损。他写这部“法国革命暴力史”的根本用意，实际上也正是要对这种贬损作出某种驳斥。不过，马丹也清楚地认识到，要应对当前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所面临的这场“危机”，他的老前辈索布尔当年使用的那一套路数已不合时宜。他感到迫切需要更新一些传统的旧观念，而其中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同启蒙话语“脱钩”，实现大革命及其史学的“非意识形态化”——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对1789-1799年的大革命进程做一种去神圣化的解读”，也就是要除去大革命所一贯带有的那，也就是要除去大革命所一贯带有的那种启蒙意识形态的神圣光环。 应该指出，马丹这里所说的“去神圣化”(désacraliser)，只涉及过去的老左派(主要指从米涅直到索布尔和伏维尔等人所代表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和今天的新右派(即以孚雷为始作俑者的“修正派”)的法国革命史观。而与传统的右派观点无关，因为后者虽然也说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的贯彻，但由于其反启蒙亦即反自由民主的政治立场，他们显然不可能将这种事物尊为“神圣”。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修正派”对大革命往往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但他们却决不是那种传统的封建性的反革命派，因为他们并不反对自由、平等、民主这样一些启蒙主义的核心信条。如孚雷承认，法国人在18世纪末开创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主政治”，“1789年的秘密，它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辉煌，就在于这个尚无先例的发明。它必将得到广泛的传承”。然而他紧接着就对法国革命所张扬的“民主政治”提出了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批评，说这种“民主政治”注重的并不是通过公民选举来组织公共权力的运作这种程序性的东西，而是一种被称作“雅各宾主义”的新信仰体系——“根据这个体系，要建立起作为集体行动终极目标的自由与平等，'人民’就必须粉碎敌人的反抗。政治一旦成了实现价值的最高手段，成了善恶意志必不可少的试金石，它就只有一个在价值上透明的公共角色和一些怀有不可告人意图的潜藏的敌人了”。看来，孚雷对大革命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爱之吹响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战斗号角，恨之没有切实贯彻自由民主的启蒙理念，而是走了一条雅各宾主义的专制邪路，结果沦为当代极权主义思潮的源头。也就是说，“修正派”虽然仍愿意在抽象的层面上将大革命“封圣”，但在具体的层面上却完全否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不言而喻，对于有关大革命的历史记忆来说，这种“新反革命”思潮比任何一种“老反革命”思潮都要危险得多。被戴上“极权主义”帽子的法国大革命，很快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整个地成了野蛮暴力、恐怖统治的同义词。而在马丹看来，这主要就是对大革命的“圣化”或“意识形态化”惹的祸:假如革命暴力事实上并非以贯彻某种形而上学理念为宗旨，假如革命者事实上并非所谓启蒙话语的自觉实践者，假如罗伯斯比尔事实上并非卢梭的信徒，何来这许多“法国革命极权论”的指责？ 而且马丹坚信，所有这些“假如”恰恰就是历史的真实，而以启蒙主义来“圣化”大革命的传统定见才真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神话，根本经不起客观历史事实的检验。至于人们之所以会犯这种“圣化”的过错，则主要是受到充斥于大革命时代的各种启蒙主义的政治话语迷惑的结果。人们过于轻信革命者们的言论了，而且仅仅只根据这些言论字面上的意思来分析他们的思想，并把他们宣扬的各种政治原则当作了一成不变的教条或信条，而常常无视客观上一直在强烈地制约着它们的种种情势因素，以及革命者时常并不受羁于这些原则的实际行动。总之，对大革命的“圣化”是只看到了原则，而忽略了事实。 当然，马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不承认启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实际上他只是反对对大革命做“纯粹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他认为思想观念的力量是不容否认的，但这种力量只有透过各种偶然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党派纷争才能发生作用:“如果没有持这些思想观念的参与者们的行动，没有这些参与者个性方面的种种优缺点，没有力量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存在，没有各种权谋算计，任何意识形态，即使是启蒙思想，都无法对局势产生任何支配性的影响。”(第232-233页)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一些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事变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也只有在同一些社会的、宗教的乃至性的习俗，以及各种地区的或地方的特性和文化传承等要素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效力，而这些要素还常常会将它们工具化，利用它们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有时还会改造它们”(第11页)。总之，马丹认为“话语”这种东西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仅永远只具有附属的意义，而且常常是虚幻不真的。   启蒙运动 因此，马丹感到有必要在法国革命史学领域真正确立历史事实的尊严: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国大革命所固有的真实而积极的历史价值。而他在这部“法国革命暴力史”中所做的实际工作，也就是通过对大量常常被人们忽略了的、有关大革命时代暴力现象的历史事实的征引和分析，来解构作为启蒙原则的自觉贯彻的大革命神话—一方面为了揭露“法国革命极权论”的谬妄，另一方面也试图冲破传统史学的旧框框，对大革命的实际意义作出新的解读。 责编 张若琼 杨予曦 梁拓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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