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陈洪绶与“水浒叶子”

陈洪绶与“水浒叶子”

        陈洪绶与“水浒叶子”早已有人研究，但陈洪绶是我们枫桥的大画家，所以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来研究这个课题。今年，根据马成生教授的指示，我们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专门就这个课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讨，在研究会几位得力干将的帮助下，研究成果以《陈洪绶与水浒叶子》这篇文章向大家展示。因为这篇文章已经编进书里，所以不再在这里复述。我再简单地谈三点想法与感受：

    一、枫桥三贤与水浒都有关联

        小小一个枫桥镇，诞生了三位世界级的名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足以说明枫桥文化底蕴的深厚。而且，三贤与水浒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杨维桢与水浒，这个话题是今天的主题。我们研究会的陈强同志，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的《寻找施耐庵》，已经在枫桥百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民众普通的认同。佘德余教授的观点和陈强同志的求证，不管专家是否采信，但“施耐庵可能是杨维桢”已经成为一说。

        王冕与杨维桢是同时代人，比杨维桢大九岁。他虽然与水浒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王冕忧国忧民的“忠义”之心，却真实地反映在水浒小说中。王冕有三句诗写到了“忠义”。第一句是“忠义在草莽，谗谄分提封”，意思是“忠义之士常常被冷落在民间，奉承拍马的人却掌管了四海的土地”；第二句是“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意思是自己愿意以忠义之心，为国分忧，建设太平盛世；第三句是“杀奸除暴尽忠义，坐令豺鳄成韭醢”，通过杀奸除暴，为朝廷尽忠义，让那些豺狼鳄鱼一样的贪官污吏成为韭末和肉酱。没有当官的王冕尚且这样“忠义”，进士出身且在官场做官的杨维桢就更不必说了。

        陈洪绶生活在水浒小说出现之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这位祖公在行动上“义”有余而“忠”不足，他在明朝灭亡之时，没有像他的老师、朋友那样以身殉国，为明朝尽忠。所以晚年他一直在忏悔，说自己是一个“废人”，发出了“不为君父死，一敢废伦常”的感叹。为了弥补这个缺憾，陈洪绶一生多次画水浒，他想通过画水浒，来唤醒天下有识之士，来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所以陈洪绶虽然在行动上没有为明朝尽忠，但精神上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忠义之士。后人在评价他的水浒叶子时，认为那是呼唤忠义的“告天下书”。

二、“水浒叶子”是忠义的“告天下书”

        我们研究后发现，陈洪绶至少画过五次水浒。其中有两次有确切的时间记载：一是1625年，陈洪绶28岁，作水浒图卷，共40人。二是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陈洪绶46岁，这一年，为张岱之友周孔嘉作《水浒牌》，也是40人。陈洪绶28岁时画水浒，说明他血气方刚，水浒英雄激发了他的忠义之心和创作激情。46岁画水浒，却是顶着杀头危险的一个“忠义”之举。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陈洪绶接到家信后从北京国子监返回枫桥处理家庭危机，因为他的长子把家产荡尽了。途经杭州时，跟好友张岱、王亹一起谋划未来生活的出路。期间，又一起合计创作完成了一套《水浒牌》。据张岱《陶庵梦忆》载，大抵因为周孔嘉一家八口贫而无计，陈洪绶就画了这套图画送给他，让他售卖，以解燃眉之急。

        陈洪绶尽管自己家贫如洗，甚至无米下锅，但他仍以赠画周济同样贫穷的好友。这就是典型的“好义”。而且，陈洪绶这套《水浒牌》的问世，需要极大的胆量，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因为当时形势非同一般。李自成大军已破潼关，入陕西开封；张宪忠攻占武昌、长沙、山东等地。山东等地连年自然灾害严重，饿殍遍地，民变蜂起，李青山等啸聚梁山，众数万人。《水浒传》中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重现了。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崇祯皇帝发出严禁《水浒传》的圣旨。前一年《水浒传》刚刚被朝廷列为禁书，第二年陈洪绶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可见此时创作的《水浒牌》非等闲之作。

        陈洪绶读懂了《水浒传》，是施耐庵不折不扣的知音。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既忠于皇帝，又同情农民起义，既痛恨朝政的黑暗，更寄希望于像梁山好汉这样的忠义之士出来，力挽狂澜，振兴朝廷。陈洪绶创作《水浒牌》，既是正告天下，又是犯颜直谏，真正做到了“笔墨当随时代”。

三、我为什么要画“水浒109将”

        我们诸暨人以脾气直爽著称，像我们枫桥人，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狗肉，与梁山好汉很像，所以我们枫桥人对水浒故事很热衷。具体说到我创作水浒人物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向祖公陈洪绶学习。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在中国版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可惜他只画了40个人物，并没有把108将画全。我画水浒，是敬仰祖公的忠义之情，是本着继承和弘扬三贤文化的宗旨，在自己在国画创作上所做的一次探索。从2016年开始，我先后完成了两个版本的水墨水浒人物：一个版本是整套水浒人物画，共109张；一个版本是整张水浒人物画，一张20平方米的画纸上聚集了109个梁山好汉。

        二是响应陈强同志的寻找施耐庵。2016年佘德余教授在“枫桥三贤与水浒研讨会”上提出了“施耐庵可能是杨维桢”的观点，那天中午陈强同志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并表示自己不赞成佘教授的观点。但是他后来调转枪头，竟发动我们一起寻找施耐庵。我们一起探讨，一起求证。我们从水流最终奔向大海这一自然现象里，得出了水浒叙事中有一条“义安”的暗线，“义”就是梁山聚义，就是水从四面八方会集；“安”就是招安，就是水流向大海，实现海晏河青，天下太平。我被陈强同志的求索精神所感动，受他的影响，我也认真阅读《水浒传》。所以，我也坚信施耐庵可能就是杨维桢。我为什么画109将而不是108将，就是因为我读小说时读到了毛主席评论《水浒》的一句话：“《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我画水浒109将，是不忘初心，旨在还原梁山历史，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施耐庵。

        如果不是两年前陈强同志《寻找施耐庵》的出版，我想我可能不会去创作水浒题材。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祖公陈洪绶，他多次创作水浒人物画，他与好友张岱一起为水浒人物写赞语，是不是也像我们现在这样，是因为怀疑或猜测施耐庵可能是杨维桢呢？也就是说，早在400年前，陈洪绶就已经在怀疑施耐庵跟我们枫桥有关了。当然，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尚未发现，但从一个画家的创作动机来分析，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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