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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仪 （1703—1784）讳文仪，字叔子，号宝岗。诸暨高湖村人。乾隆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出为福宁知府，调漳州知府。二十五年，由漳州调知台湾府，设局续修《台湾府志》26卷。二十九年，擢分巡台湾道，升任福建按察使。再入为刑部员外郎，旋擢侍郎，巡抚福建台湾。召为刑部尚书。逾年，以老病乞休，加太子少傅。公仕宦40余年，行事方正，杜绝私谒，于刑名尤所慎重。总办秋审各省谳牍，必虚心研究，遇有不当辄立争，多得平反。出为郡守，常复审他郡疑案，奉命至浙审三案，以浙人办浙案，朝廷不以为嫌。建浙江绍兴乡祠于京邸骡马市。归里后，杜门不出，不预外事。所著有《嘉树堂集》。 余文仪与“鬼魂告状案” 余文仪做官40余年，行事方正，杜绝私谒，于刑名尤所慎重。特别是在刑部任职期间，他是各省秋审的总办，即由他负责复审各省上报的被处以死刑的囚犯案卷，可谓操持生杀大权。余文仪在这个岗位上尽心尽职，一旦发现有审理不当的案子，他一定会据理力争，故不少犯人经他得以昭冤平反。当时按惯例，浙江人是不允许办理浙江案子的，但朝廷信任他，让余文仪享有浙人办浙案的特权。这充分说明余文仪为官的铁面无私、大公无私。 余文仪断案如神，故后来被纪晓岚写进了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滦阳消夏录二》中记录了一个“鬼魂告状”的案子。引文如下： 乾隆庚午，官库失玉器。勘诸苑户。苑户常明对簿时，忽作童子声曰：“玉器非所窃，人则真所杀。我即所杀之魂也。”问官大骇，移送刑部。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与余公文仪等同鞫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岁上元，常明引我观灯归。夜深人寂，常明戏调我。我力拒，且言归当诉诸父。常明遂以衣带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诸巡城，送刑部。以事无佐证，议别缉真凶。我魂恒随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即觉炽如烈焰，不得近。后热稍减，渐近至二三尺，又渐近至尺许。昨乃都不觉热，始得附之。”又言初讯时，魂亦随至刑部，指其门乃广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检得旧案。问其尸，云在河岸第几柳树旁，掘之亦得，尚未坏。呼其父使辨识，长恸曰：“吾儿也！”以事虽幻杳，而证验皆真。且讯问时，呼常明名，则忽似梦醒，作常明语。呼二格名，则忽似昏醉，作二格语。互辩数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语家事，一一分明。狱无可疑，乃以实状上闻，论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卖糕为活，忽高唱“卖糕”一声。父泣曰：“久不闻此，宛然生时声也！”问：“儿当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问常明，不复作二格语矣。 翻译如下： 乾隆庚午（1750）年，国库被盗，丢失了许多玉器珍玩。官吏将负有看守之责的苑户（亦称“园户”，设置于奉宸苑所属各处及行宫，专司洒扫、坐更等事）拘来，逐一审问。有个苑户名叫常明，他在受审的时候，忽然用小孩子的声音说道：“玉器不是常明偷去的，可杀人的事确实是他干的，我就是被他害死的冤魂。”审问此案的官员一听此话，大惊失色，因觉此事牵涉命案，遂将他移交刑部处理。 那时候，先父姚安公（纪晓岚的父亲）官居江苏司郎中。他和刑部尚书余文仪先生等人，共同受理此案。在提审常明时，附在常明身上的冤魂说道：“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岁了，家住在海淀，我父亲名叫李星望。去年元宵节，常明带我去看灯，回来时夜深人静，常明企图污辱我。我奋力抗拒，并且说回家之后定要把此事秉报父亲。常明惊怒之下，便用腰带把我勒死，并把我的尸体掩埋在河堤之下。我失踪之后，我爸爸就怀疑是常明把我隐藏起来了，便到巡城御使那里去告状，后来案子又转送刑部。刑部以'事无佐证，拟别揖真凶’为由，将此案搁置下来，暂不过问。从此我的灵魂总是尾随着常明。与他相距四、五尺的距离，便觉得他像炽热的一团火，使我不敢过于接近他。后来他身上的温度逐渐削弱，我便一尺近似一尺地接近他。到昨天一点儿都不觉得热了，我的灵魂才得于附在他的形体上。” 二格的灵魂又说：“其实在初次审讯时，我的灵魂就悄悄跟随在他身后来到刑部，我还清楚地记得受理此案的部门是广西司。”根据二格灵魂所提供的年月日，果然在广西司查到了原案的卷宗。又查问埋尸灭迹的具体地点，则指说在河堤某处第几棵柳树下。据此，果然发掘了二格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传李星望来辨认时，他见状放声恸哭，悲声说道：“儿呀，你怎么死得这么惨！” 这桩案子虚幻飘渺，但经过验证，却又情节属实。在审讯凶犯常明的时候，叫常明的名字，他恍如大梦初醒，用自己的口吻回话。叫二格的名字，他又如醉如痴，用二格的声音来回答。这样，经过多次审讯对质，常明终于认罪伏法。又在大堂上，让李星望父子俩叙说家常事，二格的灵魂都能说得条理分明。于是这个案情大白，已无可置疑了。因将此案实情呈报上司，批文很快下达，依故意杀人罪判处，按律论斩。 判决书下达那一天，二格的鬼魂分外欣喜。他生前帮助父亲卖糕饼以谋生，此时忽然高声吆喝一声：“卖糕饼的来啦！”他父亲李星望听了，声泪俱下，说道“很久没有听见他的吆喝声了，这声音简直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他又问儿子今后要往哪儿去，二格的灵魂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姑且往前走吧！” 从那以后再问常明，就不再是二格的声音说话了。 如果说纪晓岚记录这则冤案还有替父亲贴金的意图，那么袁枚的《子不语》就没有这层关系了。袁枚在《子不语》中同样记录了乾隆庚午发生的这则冤案，题目叫《常格诉冤》，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提及刑部审判人的名字。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阅邸抄。见景山遗失陈设古玩数件，内务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窃，召执役者数十人，立而讯之。一人忽跪诉曰：“我常格也，系正黄旗人，年十二岁。赴市买物，为工人赵二图奸不遂，将刀杀死，埋我于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尚未知也。求大人掘验伸冤。”言毕仆地。少顷，复跃而起曰：“我即赵二，杀常格者我也。”内务府大人见其状，知有冤，移交刑部掘验，尸伤宛然。访其父母，曰：“我家儿遗失已一月，尚未知其死也。”随拘询赵二，尽吐情实。刑部奏：“赵二自吐凶情，迹似自首，例宜减等；但为冤鬼所凭，不便援引此例，拟斩立决。”奉旨依议。 《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是清乾隆年间出现的两部笔记小说，两部书的作者又是两位文学巨匠。他们用荒诞不经的文字记录了同一桩鬼魂告状案，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主审官之一余文仪是疑案复审的行家里手。子不语怪力乱神，世上本无鬼魂，但举头三尺有神明。常格诉冤最终能真相大白，靠的是余文仪这样的“青天大老爷”的责任和担当。 节选自《高湖》（余孟根、陈强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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