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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年四岁，就塾妇翁家”真相还原后，笔者最近又收获意外惊喜！内容仍与陈洪绶相关，但它却是陈洪绶研究者无法涉猎的盲点，故此次发现，使笔者在解密陈洪绶的进程中又迈出坚实的一步。枫桥小天竺碑廊里的两块刻帖，笔者从未去过现场观摩。之所以敢在这里揭开它的秘密，是因为我在阅读《苎萝山稿》时，陈洪绶父亲的文字像一根绳子，一直牵着我，一直拉着我，最终将我牵拉到了小天竺的两块刻帖上，然后凭着对陈洪绶作品和身世的了解，自以为看清楚了隐藏在刻帖背后的那些秘密。以前不知道小天竺里有这两块刻帖，只知道诸暨尚存眉公（陈继儒）的碑刻，《诸暨摩崖碑刻集成》（阮建根、郦勇编著）一书中有收录。但手头又没有这本书，所以自己首先臆想，眉公的碑刻到底会是什么内容，是“露萧堂”的堂额？还是“一帘红雨留春燕，五色丹铅校异书”的柱联？还是陈于朝的墓表？这些内容，陈继儒均留下过墨宝，《苎萝山稿》有清晰记载。但是，当我请教阮建根先生，看到他拍给我的图片时，我一时惊呆了。这一次的收获，远远超乎想象。阮建根先生提供的两张图片，就是两块刻贴，实物均在枫桥小天竺碑廊内。关于刻帖，先给自己补了一课。碑、帖有别，竖的为碑，横的是帖。帖，《说文解字》注释为“帛书也”，可见帖原来是帛书。帖的蓝本一般是手札、散绢、另纸等，原来并非为刻石而写，后为复制、临习、欣赏、传播，就用摹和勒的方法，把名家真迹搬到了石碑上，这就是刻帖，也叫帖石。刻帖忠于原作，刻成后的作品与原稿毕妙毕肖。自宋代以来，士大夫几乎家家置刻帖，以示主人风雅。时至今日，刻帖已成为传统文化遗产，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第一块，果然是陈继儒的，且内容比我想象的更丰富。此帖保存较好，内容是一首七律，诗题为“咏新柳”，署名“眉公陈继儒”，释其刻文如下：“新生杨柳应生沙，柳绿沙青惟聚鸦。小主春风润香草，护持浓艳待桃花。汉营十里苍云淡，楚国双娥翠黛斜。当此柔绦不相惜，直教摇落半年华。”第二块，则是陈继儒、董其昌、陈洪绶三人手稿的合刻，磨损破坏严重。但当看到这块刻帖时，直觉告诉是：这是珍贵的历史遗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字迹模糊，陈继儒与董其昌的原文无法还原，而陈洪绶的原文因借助其绘画作品而得以释全。从右往左依次为：“《谐史》之文，创自景泰……古者讽谏之体……放如奸隐娘剑……而不辞手腋进千技…陈继儒”“《桑寄生传》，故杭山人以文为滑稽者……之如意日连……跌宕之致……第非……故惟括此文也。董其昌。”“梧同月午，自聚山馥，秋夜无书，清福岂能全享，老夫自觉何如。迟老洪绶。”接着，自然要追问两块刻帖的来源了。它们从哪里来？它们是谁家的？我的阅读经验又直接作出回答：它们与小天竺无关，它们是从枫桥陈家来的，它们是陈氏宝纶堂的，它们曾经是陈洪绶私家花园（借园）内的艺术装饰品。也就是说，陈洪绶故居灰飞烟灭后，至少还有两块刻帖，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小天竺内。之所以这么肯定说它们源自宝纶堂，是因为在枫桥乃至诸暨，要同时拥有陈继儒和董其昌手稿的，只有陈洪绶家。而将陈洪绶的诗附刻在两位名家之后，也只有陈洪绶能这么做。枫桥骆、楼、王等房族，均拿不出可以证明两位名家与己相关的证据。继续深究，陈继儒、董其昌两位名家的手稿从何而来？答案有二。第一答案：陈洪绶索要来的。陈洪绶四岁就塾山阴，张尔葆是其妇翁（岳父）兼老师，张尔葆与陈继儒是至交，与董其昌又画坛齐名，故两位名家的手稿不难得到。但我不倾向此答案，我倾向于第二答案。第二答案：陈于朝生前收藏的。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基于两方面的分析：一是陈于朝有收藏的爱好。《苎萝山稿》收有陈于朝“复朱与白”的信，信末说：“陈眉公、董玄宰不日偕张司马、雨若来游会稽，欲索临池不难也。”这里，陈眉公即陈继儒，董玄宰即董其昌，张司马即亲家张尔葆，雨若是沈春泽。陈于朝告诉朱与白，陈眉公、董其昌将随张尔葆、雨若一起来会稽，到时候向他们索要作品不是难事。这句话表明，陈于朝与陈继儒、董其昌并非泛泛之交。确实，哪怕在平时书信往来时，陈于朝始终不忘向名家要作品。《苎萝山稿》收录陈于朝致陈继儒书信两封。一封结尾这么说：“偶有小构，敢借先生手书题额，为百世光。麁箑四柄，并求近作。唯从者不吝，幸甚。”说了三件事：请陈继儒在自己的画作上题款；送四把扇子给陈继儒；向陈继儒索要近期诗作。另一封信里是这么说的：“向见先生'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之句，仆甚击节，欲借勒柱间，而仆居本在山中，惜未合耳。幸先生以鄙志命笔，光兹荜窦。其厅事所用'露萧堂’额，不必韦诞笼中书法，第较磨崖禹碑稍壮，仆能以画地成江河法大之也。”向陈继儒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请写一副柱联（后来确实写了“一帘红雨留春燕，五色丹铅校异书”），二是请写“露萧堂”堂额，还说不用写得很大，自己会用“画地成江河”的办法进行放大。由此可见，陈于朝生前有收藏名家手迹的习惯，且与名家的交往十分密切。二是刻帖内容与陈于朝相关。陈继儒的手稿，涉及到的是关于《谐史》一书的简单评价，《谐史》是明代传奇小说，作者江盈科，与陈于朝同时代。董其昌的手稿，涉及的是关于《桑寄生传》一文，是明人蒲观澜的作品，取药名成文，堪称工巧，情节奇趣。故事说的是，宋代有一名叫桑寄生的人，读书数百部，后拜为将军，很受皇宠。某年一股流贼造反，桑寄生率兵攻打，终于攻克敌军，于是获得高官厚禄和美女，从此他便骄奢淫逸，终致酿成重病而一命归西。此文读来兴味无穷。董其昌于万历五年（1577）还用行书抄录过此文，其作品落款为“丁丑四月立夏日”。手稿提及的两部作品，内中还有佛教因素。结合陈于朝曾有出版印书的经历，又有搜罗佛教书籍的爱好，故陈继儒、董其昌的手稿，基本可锁定为两位给陈于朝某次回信的内容。陈于朝去世24年后，时序到了明崇祯三年（1620）。这一年，陈洪绶33岁。这年的秋天，陈洪绶最后一次参加乡试，结果是：以再次落榜宣告科考之路不通。从此，陈洪绶的人生，进入了“莲子习静于溪山”的“习静”阶段，在枫溪边安静安稳地度过了长达十年的溪山生活。而开启这段生活的标志，则是陈洪绶曾精心打造了借园。复制陈继儒、董其昌手稿，进行刻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借园在宝纶堂后，是陈洪绶的私家花园。陈洪绶《借园记》载：“遗楼之后，余兄有地半亩，余易得焉。可垒怪石几笏，构危楼数椽。”这是兄弟分家后，陈洪绶自己开辟的花园。花园不大，仅半亩，所有权是从兄弟处换来的。陈洪绶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地值得经营。既可垒怪石，又可建房子，且风景优美，“风日清美，经营其间，绿竹当户，豫章上天，养生学佛，书画种田，胸中忽有南面百城，傲人意心。”陈洪绶还专门写过《小构借园》的诗，内有借园打造过程中的细节。其一：“苟且事修葺，深于学道妨。野心爱山谷，凶岁作茅堂。土木一朝费，农夫八口粮。偿人为苑囿，钱谷讵能量。”时值荒年，陈洪绶仍不惜破费，是因为他太想把借园打造成世外桃源了。修葺要费用，要供八个农夫吃饭。但是，若能如愿以偿地打造出一个苑囿来，花点钱粮又算得了什么！由此可知借园在陈洪绶心目中的地位。其二：“竹自开三径，蕉能覆华门。因之为小憩，不欲用工繁。四壁图良训，中堂画世尊。随人所成就，蕞土即名园。”陈洪绶使借园成为可供休憩的园子：三条小路以竹为指引，一道墙门以蕉为点缀，屋内中堂画了祖宗的像，屋内四壁挂满了字画。虽是弹丸之地，但借园就是陈洪绶心目中的名园。诗中一句“四壁图良训”，就把刻帖的事统统囊括在其中了。借园建成后，陈洪绶颇为自得，情不自禁向好友发出邀请。其中一封是用诗的形式写给朋友兼师傅蓝瑛（蓝田叔）的：“小园近日可邀君，手种梧桐已拂云。半亩清阴吾所欲，一窗秋雨待君分。”注意，这首诗里出现了一棵梧桐。再注意，这棵梧桐十分关键，它既是陈洪绶眼前的这棵梧桐，也是陈洪绶刻帖上的那棵梧桐。于是，小天竺里的两块刻帖，就有了它们诞生的动机，和最初安放的位置。它们曾经是借园某面墙壁上的艺术装饰，它代表主人陈洪绶的品位，它代表七樟庵艺术收藏的丰富。它如今斑驳的面孔里，还隐隐约约看得见350年前宝纶堂曾经的辉煌，以及借园的艺术精致。“梧同月午，自聚山馥，秋夜无书，清福岂能全享，老夫自觉何如。”这首诗，《宝纶堂集》未收录。陈洪绶落款“迟老”，与他取号“悔迟”尚有一段距离。“迟老”是陈洪绶对科考无望的一个总结，实际是青春已逝的感叹。这个号，与陈洪绶48岁后使用的“悔迟”“悔僧”截然不同。前者有调侃有自嘲，这从“梧同月午”诗和画中不难读出；而后者则是面临“国破”加“家亡”的残酷现实，是源自内心深处的阵阵哀叹，用陈洪绶的原话是——“废人莫属我”。这是读陈洪绶刻帖的另一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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