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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名师，但在《自撰火化铭》中“盖棺论定”地说自己“曾居教席于小学、中学、大学，皆机缘凑合，填充空缺，如刊物之补白，麻将之'听用’，不过'拾遗’、'补阙’、'候补’、'员外’而已。”相比于其他老师而言，他确实是个非常独特、非常另类的老师。估计很少有老师像他那样教学，但无论他教过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从他的教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受益无穷。他的教学是“不合规格”的。 “为什么”教学法 看过《十万个为什么》吗？许多小学生、中学生都喜欢看。 为什么？ 因为学生们对外界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们喜欢问为什么，又想得到“为什么”的答案。《十万个为什么》简明生动地回答了学生的问题，所以就成了他们普遍喜欢的科普读物。 金克木的好奇心超强。他学习时最喜欢问为什么，然后像破解迷宫一样将一个个复杂的问题都理解透彻。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也没有一套系统的教学理论，他在教学中不自觉地运用了“为什么”教学法。 金克木第一次教初中，是由某县立初中当教务主任的一位朋友所邀。他的教学思路是：想办法让学生从“不知道”变得“知道”。所以，当他知道某学生已经知道了答案，他就不再提问。而对没有学会的学生，他会叫起来，让他们回答问题。回答不上来时，学生就能更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欠缺，然后有的放矢地把问题解决。这样的教学本来是很好的，但在有人来视察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有一天，金克木正在讲课，从外面进来三位参观的老师。一位是金克木的那位朋友，一位是很少光顾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个金克木不认识的中年矮胖子。金克木没有经验，对这三人并没有太在意，依然按照平日的教学法教学。当时，他正在提问。照例找的是他估计还没学会的学生。他问对方“为什么……?”对方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金克木让他站着想，并提问下一位学生。这位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时候，班上有的学生已经开始回头观望来客了，而金克木已经要提问第三位学生了。突然，他的脑子醒悟过来：“有参观的忍，不能再展示坏学生！”他赶忙让学生坐下，自己来解答。不料，他还没说几句，来客已经离开了。后来，金克木的朋友告诉他：“那是县教育局的视学员。他听课后说了四个字：'不会教书’。”然后安慰金克木：“县里的人都是熟朋友，不用担心你的饭碗。”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老师来参观。金克木这次跟上次不同。他正在课本之外的补充文章，是朱自清或是其他名家的以篇短文。他没有向学生提问，但也不像传统教学那样讲解难字难句段落大意，而只是自问自答。“问，这段文为什么要这样讲？换个讲法行不行？为什么接下去一段又那么讲？能不能改头换面颠来倒去？这个词，这个句子，若不用，换个什么？比原来的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作者这样写，这样挑选词句，是有用意的。用意是引起读的人想到他没说的什么。若是改了，不但文章不好，用意也不是缺了就是错了。所以学文章一要探讨作者用词用句用意，二要想到同样意思自己还能怎么作，拿来比较。这样容易懂得人家也提高自己。”（金克木：《视学》）金克木滔滔不绝地在讲台上讲了很长时间。学生们都不看书，只是津津有味地听讲，也忘了还有别的老师进来。到后来，还是金克木突然想到，这个人是不是又来考察他了？他赶紧回归“正题”，讲起了正规的课文。而这个时候，客人也就离开了。果然，此次的老师来头更大，是省里来的视学员。 金克木心里扑通一声，觉得自己的饭碗有问题了。 没想到，朋友大笑着告诉他：“那位省视学听了你的课，评语是，还没听过这样讲课的。” 金克木一听，这句评语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有点不放心。 朋友告诉他：“你放心好了。省视学听你讲课居然迷上了。一直听下去顾不得走，听完出门就下课了。还有一个班也不去听了。中午县里大家陪他吃饭时，他还发挥一遍，说是从省城出来，到过几个县，这次才算听到了一堂新鲜课。他还说，只有这样讲课才能吸引学生，连他都觉得闻所未闻。他对你这堂课赞不绝口，还想问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后来，省视学还在教育局的会上夸奖过金克木。 金克木总结两位视学的结果：“其实我教书是一样，不过是他们两人的评价标准不大相同就是了。一个要求依照固定模式。一个讲效率，可以不拘一格。我的价值也就随之改变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创造，只是不知道有教案等等规定而已。”（金克木：《教师应考》） 这个时期是1932—1933年间，金克木在山东德县师范初级中学教国文，并兼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 三棱锥下面的主动的一角 1939年，经朋友陈世骧介绍，金克木前往湖南辰溪，在桃源女子中学教英语。按照金克木的说法：“我想若不是学校已经开学，是在没办法，他（老校长）是不会请我这个青年人教女子中学的。” 因为缺老师，金克木一个人教四个年级，从初一到高一。校长随手把一叠课本交给金克木，金克木吃了一惊，因为四个班的课本竟然是四个书店出版的，体系、编法均不同，甚至连注音方法也有三种，分别是韦伯斯特字典式、国际音标和牛津字典式。好在金克木对三种注音法都熟悉，对几种教学体系也不陌生。这样，他在两三天的准备后就可以上课了。对金克木而言，课本不是问题，难关主要在学生身上。他所教的学生都是女孩子，从初一到高一，女孩子的心理变化很大，有的还像小学学生，有的则俨然是成年女郎了。金克木上了一个星期课以后，明白：“课本是死的，学生是活的。”“光会讲课本还不能教好学生，必须先了解学生。首先必须使她们把对我的好奇心变成承认我是教她们的老师，而且还得使她们愿学、想学、认真学英语。在以上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碰到的问题是：要让学生适应课本呢？还是要让课本适应学生？这才是根本问题。”（金克木：《谈外语课本》） 金克木找到了根本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也是金克木如何教好外语的根本所在。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金克木想来想去，颇费思量。最后，他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朋友的话：“自己脑筋不灵了，学不好什么学问了，只好学点外语，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 这是那位学外语学得很好的朋友常常认真说的。金克木揪住这根线不放，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琢磨出这样的道理：“学语言不是学语言学。”“学外国语是学第二语言，又和小孩子学第一语言不同。当然都有共同点，但就不同点说，学语言不是靠讲道理，不能处处都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语言本身是回答不出来的。语言自然有道理，讲道理是语言学的事。学了语言道理不一定学会了语言，会了语言未必讲得出道理，讲出来也未必对。”换句话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你学会了语法，未必就学会了语言；你按照课本上的子丑寅卯一套一套道理讲给学生，学生未必能学好外语。金克木朋友的“学外语不费脑筋”，其实是指不需要去转眼外语理论。金克木想通这一点后，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不以课本为主，而以学生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觉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觉得有意思。”学生们一愿意学习，金克木这个老师就有办法了。他以内容为主，讲得生动活泼，激发着学生们的求知欲。 金克木让课本服从学生，形式服从内容，有针对性，有灵活性，有趣味性。他还顺乎自然：“我能讲出道理的就讲一点，讲不出的就不讲……我只教我所会的，不会的我交给学生自己，谁爱琢磨谁去研究，我不要求讲道理。我会的要教你也会，还要你学到我不会的。”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金克木打了个比方：他永远是三棱锥下面的最主动的一只角。他主动地带动着学生们去学，主动地利用课本而不是被课本牵着鼻子走。这样试验的结果是他成功了！这个比方如何解释？且看金克木先生自己道来： 我从这段经历认识出了一个三角形。教师、学生、课本构成三个角。教师是起主要作用的，但必须三角间有线联系，循环畅通，一有堵塞，就得去“开窍”；分散开，就成三个点了。这又是一个立体的三棱锥，顶上还有个集中点，那就是校长，他代表更上面的政府的教育行政和当时当地的社会要求。在抗战初起时，这个顶尖还顾不得压住下面的三角形的底，“天高皇帝远”，所以我混下来了。 …… 我本来是个不合规格的外语教员，能教什么，会教什么，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不编课本，仍利用外国人编的，自己只编一点补充教材，不过对那些年年编年年改的其他语言的课本、讲义还有些了解。我仍以为课本只是三角之一角，不可能固定不变，也不必年年修改。需要的是基础教材，灵活运用并作补充。反正没有一种教外语的体系是完全适合中国一切学生的，所以只有靠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自己不断创造。（金克木：《谈外语课本》） 这些话中，有一句很重要：“需要的是基础教材，灵活运用并作补充。”这与“课本是死的，学生是活的”一脉相承。作为合格的老师，理应主动地将课本用活，给学生以“活”的教育，而不是照饼填鸭。 关键是“寻求文化的凭借” 金克木第一次到大学教书，教的是法语。前任老师给他留下的课本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语书。以这样的课本来教中国学生，难度似乎很大。但金克木照样教得很精彩。 他认为学习的具体目的是主要的。这是学习的前提，也是学习所围绕的核心。金克木称：“教本国人外国语和教外国人本国语的内容、方法都不相同，但都要服务于各自的目的。一套外语课本的中心是其目的，由此决定其体系。所有的外语课本都有文化内容，选什么内容要看其教学目的。”（金克木：《谈外语课本》） 目的明确后，就需要找达到目的的有效快捷途径。金克木认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应该是“文化的凭借”。“因为知识和能力是有层次的积累的系统，不会是凭空而来的。无论语言和文化都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或改变。学外语是接触第二种语言和文化，有意无意都得结合第一种。接不上头，从头学起，不注意文化内容，会有无从下手和摸不着头脑之感。这在学第三种语言即第二外语时尤其明显。” 那么，怎么样进行“文化的凭借”？当然首先要了解外国文化，如科学、哲学、文学之类的思想和知识。有了这些思想和知识，习惯了外国文化中的一些说法和想法，学起外语来就会事半功倍。 学习第二外语，还要有意识地凭借第一外语，特别是属于一类语系和文化的。“例如有几本从英文学德文的课本，几十年前编的，只讲不同于英语的德语特点，十几课后就是连续读物。”如此延续，当然能学进去，也能学得有趣有效。 金克木把这样的心得推广到学习本国古文和教印度哲学上。 1946年，金克木从印度回国，吴宓教授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梵文，没想到学校安排他到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吴宓很担心，但金克木很自信。他认为：“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认为有把握。”（金克木：《教师应考》）果然，金克木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之所以能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金克木擅长“文化的凭借”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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