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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安：上课的过程，是否也促进了您的学术研究？这两方面您是如何处理的？ 张大可：我将《史记选讲》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形成连环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编写讲义，定位学术研究的框架，这一步可称为初步的学术研究。 第二步是将讲义改编为课堂讲稿，这其实是学术论文和学术论著的初稿。 第三步，把课堂讲稿进一步升华为论文，予以发表。 这样，我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史记》选修课，课表上称为“史记选讲”，口头上叫“史记研究”，二者相辅相成，逐步深入。 在连续六七年讲授“史记选讲”的课程中，我以讲课带动学术研究，同步完成了数十篇《史记》论文的发表，完成并出版了《史记研究》、《史记论赞辑释》、《史记文献研究》、《史记全本新注》等一系列图书。 张建安：这真是很好的良性循环。能否具体讲讲您如何在教学中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 张大可：比如说：在我的《史记研究》论文集中有一篇论文叫《司马迁的历史观》，最初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其实，这篇论文是我在1981年底就打算完成的，基本内容是写司马迁的两颂两立。两颂，就是颂货殖，颂游使；两立，就是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内容的方向基本确立后，我便查阅相关资料。 于是见到了杨向奎先生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一文，杨先生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了两颂两立的概念，并作了精彩的阐释。我感到再写司马迁的历史观便有点无从下手。而这件事又是必须做的，因为司马迁首先是历史学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我规划的《史记研究》学术论著，如果缺失了对司马迁历史观的阐释，那么，这本论著是有很大的缺憾的。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断地研究，可是，思考了两年也没有找到好的切入点。 真正有突破，就是在课堂教学中。1984年春，我在讲《史记·五帝本纪》一文的时候，课堂外搞基建的机器轰隆轰隆地响着，我为了让学生们听清楚，不得不提高嗓门，奋力讲课。两节课下来，我的声音都嘶哑了，可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五帝本纪》写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人，他们禅让相继，都是理政爱民、身体力行的好领导，可是，司马迁在叙述他们的事迹时，叙事套路十分雷同，如果不深入思考，就会感到重复累赘。我也是这个感觉，所以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兴奋点。 可是第二节课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使劲地提高声音讲课，想压过外面机器的轰鸣，又要尽力讲好这节课，也好让学生们理解内容，不受外界干扰。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有了兴奋点。 当时讲析的重点是比较司马迁叙述黄帝、唐尧、虞舜的写法，找出其中的不同，三人事迹虽然相似，但层层递进，一个比一个详细。 黄帝时，国家草创，辅佐数人；唐尧时，国家机构日渐复杂了；到虞舜时，国家机构就更加完善，辅臣也有了22人。而司马迁的收笔为“天下明德自虞舜始”，这一句才是点睛之笔，但没有被以前众多的研究者特别重视。 儒家颂扬大道之行始于尧，而司马迁则认为到了虞舜才跨入了文明的大门，对国家建制也写得具体而微了。这样的新发现，使我非常兴奋，于是进一步去研究。 发现：五帝相继，写出了国家草创的一步步演进，这不就是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吗？！《五帝本纪》是《史记》全书的开篇，其作用非同小可，对全书都有发凡起例的作用，司马迁写三千年历史，“通古今之变”，阐释的不是循环论、天命论，而是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点。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终于找到了阐释司马迁历史观的切入点，当晚便挑灯夜战，一气呵成写了一万余字，写完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一文的初稿。记得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东方既白，而我依然兴犹未已。此文搁置了几个月后，我又重新仔细审读，觉得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便稍作修饰，投给了《兰州大学学报》，立即发表。 张建安：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能让人感受到学术研究的真正乐趣。但同时又能感受到：乐趣和收获必然又伴随着长年枯燥的研究，需要长期坐冷板凳。 很多人都觉得您的学术著作那么多，但哪会知道您为了一篇文章，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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