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杨绛：就这样成为“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经史博物馆 202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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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凌晨， 105岁的杨绛去世，各种悼念文章铺天盖地出现在网络、媒体。清华大学附近的北京地铁圆明园站内，也悄然出现了一张纪念海报，整个画面只有杨绛一人，她似乎一直都在静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旅客，而她也在这样的人世旅途中走了一辈子。如今她到站了。

海报中极少的几个字使人感到十分亲切与妥帖——“我们再见了，您们团圆了。”她悄然离开了我们，却急切地要与另一个人团圆。

另一个，自然就是她的先生——钱锺书。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钱锺书与杨绛的真实生活，也许应该这么说，钱锺书更加迫切地想见到他的夫人——杨绛，因为在他的心里，杨绛永远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他无法离开她。

清华园见证佳姻缘

这里是清华园。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曾破格聘用和录取过一些师生，后来均成为传世佳话。破格聘用的老师，最有名的是没有学历的陈寅恪、王国维以及后来的华罗庚；而破格录取的学生，最有名的则是“二钱”，他们一个是钱伟长，另一个就是钱锺书。他们都是数学成绩极差，但因中英文成绩特优而被破格录取的。

事实上，在报考清华大学之前，无论在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苏州桃坞中学，还是无锡辅仁中学，钱锺书的中英文造诣已相当了得。他颇受家学影响，在父亲的严教育硬性下，钱锺书也津津有味地埋首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并以超常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打下了坚实的学问根基。

1929年，钱锺书从家乡无锡来到北京，成为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他的同班同学饶余威后来在1968年撰写《清华的回忆》，提到钱锺书时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锺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而对于钱锺书来说，他到清华大学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杨绛。

钱锺书有位同班同学叫蒋恩钿，抑制不住对钱锺书的钦佩之情，常常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夸赞钱锺书的聪明与才华。蒋恩钿的这位好友，正是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的杨绛。杨绛是一位才女，小的时候便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并写出自己的好作品。她见自己的好友这样钦佩钱锺书，不由得记住了这个名字。

也是天公好合，1932年年初，东吴大学正好停课，杨绛便到清华大学借读。紧接着，她便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见到了钱锺书。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我第一次见面，觉得他（钱锺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这便是杨绛对钱锺书的印象。钱锺书也看上了杨绛，50年之后，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瑷在家里问爸爸：“爸爸，咱俩最铁哥们儿了，你倒说说，你是个近视眼，怎么一眼相中妈妈的？”钱锺书说：“我觉得你妈妈与众不同。”钱瑷又问：“怎么个与众不同？”钱锺书不再回答。

新婚不久的钱锺书、杨绛

放弃深造，成为贤惠妻子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这是杨绛名著《我们仨》中的回忆。

钱锺书是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前往牛津大学深造。杨绛当时正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上学，婚后夫唱妇随，便跟着钱锺书一起出国，打算以自费留学的方式深造。只是到英国后才发现，牛津的学费比一般学校昂贵，再加上导师费、房租费、伙食费等等，钱锺书的公费刚够二人这些开销。如果一旦有意外之需，就无法支撑了。想到钱锺书刚到牛津便发生的一件“奇事”，杨绛决定改变主意。

杨绛在《我们仨》曾这样写道：“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Mr.King）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锺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亏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锺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

就这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杨绛决定放弃自费留学，而只做一个不用交学费的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除读书外，便是努力做一位贤妻，安排好两人的起居饮食，并每天和丈夫出门走走，专挑不认识的地方去游玩一番，随时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杨绛与钱锺书“探险”到花园路Park Road的瑙伦园（Norham Gardens），偶见一座三层洋楼贴着一个招租告白，再去看时却不见了。杨绛不死心，一个人大着胆子去敲门，见到了女房东达蕾女士。第二天，她又带着钱锺书过去，然后便租下了一套非常合适的房子。那里可以自己做饭，地段又好，离学校、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牛津大学公园，这为夫妻俩的生活、学习、“冒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钱锺书、杨绛在牛津大学合影

自由学习，梦想依然强烈

众所周知，钱锺书、杨绛夫妻向来风雨同舟，感情非常融洽。不过，杨绛自己回忆，在前往英国的轮船上，二人却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而吵过一架。杨绛说钱锺书的口音带乡音，钱锺书不服。说着说着，二人便都带上了感情，启动了“互伤”模式。直到杨绛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进行公断，这场吵架方告结束。杨绛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钱锺书输了，自然也不开心。等二人的气消了以后，都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于是讲定以后再不吵架。这个小小的插曲，为他们的牛津生活确定了基调。

由于不是正式学生，杨绛虽然旁听一些课程，但没有任何作业，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称得上前所未有的自由。她一直有一个文学梦，在苏州上大学时便常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殿堂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她需要攻读学业，许多文学课程还来不及补习；到牛津后，杨绛的文学梦依然强烈，而这个时候她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牛津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文学典藏可供自己随意阅读，丈夫钱锺书又对此事完全支持，天时地利人和，牛津大学图书馆因此成为杨绛饱汲文学营养的乐园，其文学、外语水平均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提高，为后来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牛津大学的假期相当多。放假的时候，杨绛还与钱锺书前往市图书馆借阅图书。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文学经典，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之前；牛津市图书馆的藏书则更加丰富，拥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等更多时代的文学经典、通俗图书，借阅图书以两个星期为限，而杨绛他们则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跑一趟——全身心地阅读自己喜爱的图书，自然是一种很大的享受，速度快，效果佳！

此外，杨绛、钱锺书还在家中阅读从国内带去的中国经典，阅读朋友间寄赠或借阅的图书，去书店的书架前看书……总而言之，按照杨绛的说法就是：“反正不愁无书。”

钱锺书本来是不爱活动的，但和杨绛在一起后，便每天随着夫人外出“冒险”。他们所谓的“冒险”，就是到不曾去过的地方散步游玩，发现大街小巷、公园闹市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并随时作出猜想，进行讨论。很多时候，他们会结合书中所读，猜想不同类型的房屋中住着什么样的人，猜想不同衣着打扮的人会是什么身份……一对中国年轻夫妇的身影就这样流连在寂静的牛津，朝阳与晚霞为他们镀上了多姿的色彩。

钱锺书、杨绛在牛津大学桥上合影

养育孩子，保持读书习惯

1936年夏季，钱锺书、杨绛曾到法国巴黎小住。他们的几位同学在巴黎大学上学，谈话中就提出，如果他们想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不妨趁早注册入学。于是，杨绛便委托清华时期的同班同学盛澄华为他们代办了注册入学手续。返回牛津后一段时间，钱锺书、杨绛的孩子出生。等孩子出生一百天之后，便随着父母到达巴黎，住入朋友为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按原计划，钱锺书、杨绛均要在巴黎大学攻读新的学位。但杨绛要花很多时间养育孩子，自然改了主意。钱锺书也迅速打消原意，铁了心不再攻读什么博士学位，而且常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于是，二人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但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对此，杨绛的评价是：“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在巴黎大学的时光，钱锺书无疑是非常享受的。爱书如命的他肆意地徜徉在书海，无拘无束地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营养。他也同时享受着与妻子、女儿一起的天伦之乐。钱锺书、杨绛的读书习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孩子见爸爸妈妈总是看书，就来抢他们的书，于是他们给孩子也买了一本大书，孩子一边学他们的样子看，一边在书上乱画。

初到巴黎时，钱锺书的法文水平比不上杨绛。二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原著，钱锺书的生字比杨绛多。但一年之后，钱锺书的法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杨绛了。可想而知，杨绛要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这些时间却为钱锺书的学习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让他的天性得到更丰盈的充实。

1938年，当二人带着孩子乘法国邮轮回国时，均已是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后来，钱锺书不仅成为著名学者，而且成为一位作家，创作出经典名著《围城》；杨绛不仅成为著名作家，而且成为翻译家，翻译出《唐吉坷德》等名著。

没有杨绛，就没有《围城》

《围城》是钱锺书唯一的长篇小说，1944年动笔，1946年全部完成。这两年，钱锺书与杨绛在上海艰难度日。杨绛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钱锺书没有工作，杨绛的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钱锺书，而钱锺书的主要时间是用在写作上。

杨绛对《围城》的诞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钱锺书写《围城》之前，杨绛这位才女已写了多部话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先后在上海公演，很受大众欢迎。然而有一次，钱锺书看了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后，回家就对妻子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一听，非常高兴，催促丈夫快写，然后她便将家中的所有事情都担了起来，竭尽全力支持丈夫。这样，她自己的创作自然也就搁置了。不仅如此，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尽管家里拮据，尽管丈夫以前没写过小说，而写成小说后能否得到大众的认可都是未知数，杨绛却始终相信丈夫，始终支持着丈夫的写作。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了。

在写作过程中，钱锺书与杨绛经常交流，以致于杨绛对《围城》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后来，她曾这样说：“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锺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锺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又说：“《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

可以说，没有杨绛，就没有《围城》。正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所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人们常说，苦难孕育着新生命。也正是在苦难中，《围城》创作完成，成为世界文坛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不仅在中国畅销不衰，而且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种版本，在世界广泛传播。钱锺书称杨绛为“最才的女，最贤的妻”，杨绛当之无愧。

保护和支持丈夫的学术研究

《谈艺录》是钱锺书的重要学术著作。从1939年秋到1941年夏，钱锺书在湖南蓝田师院完成了《谈艺录》的初稿，而这实际上只是全书的一半。

钱锺书被困上海后，《谈艺录》的写作变得更加重要，个人和家国都处在忧患之中，钱锺书也把《谈艺录》当成“忧患之书”，念兹在兹，不断修改，不断补订。

杨绛对《谈艺录》也非常重视。一次，两名日本宪兵奉命上门查问，钱锺书正巧不在家，而杨绛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保护好《谈艺录》。

1942年，《谈艺录》成稿，先在朋友间传播。此时，钱锺书的朋友有傅雷夫妇、楼适夷、柯灵、陈西禾等人。朋友们一边看，钱锺书一边修订。即便在创作《围城》的忙碌时期，钱锺书也没有停止对《谈艺录》的修订。经过十年的磨练，《谈艺录》才最终定稿。1948年6月，当《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次年7月出版后，大受欢迎。《谈艺录》也成为钱锺书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钱锺书这一时期与《围城》题材不一、但又彼此促进的一大学术工程。

《管锥编》称得上钱锺书毕生最重要的著作，此书根据历年来的笔迹整理而成，据说笔记本就有五大麻袋之多。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套书是钱锺书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但他从此摆脱教务，长期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大部分时间，他以静静读书为主。

1955年，钱锺书所在的文学研究所转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钱锺书花费两年的功夫，完成了《宋诗选注》。此书选注了宋代八十一位诗人的二百九十七首作品，成为钱锺书学术生涯中，上承《谈艺录》、下启《管锥编》的重要著作之一。

杨绛则在1953年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除在生活上照顾丈夫和女儿外，她也从事学术工作。1956年，她的《吉尔·布拉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她翻译出《唐·吉坷德》的第一部。由于同时从事学术工作，她与钱锺书有很多共同话语，二人在相互交流中互相促进。

1966年，钱锺书、杨绛均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五七干校”改造，不久迁到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8个月后，杨绛也被下放了，见到丈夫后，钱锺书已经又黑又瘦，简直完全变了模样。两人所住的地方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但各有所属，均需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十天一次的大礼拜才允许探亲。有一次，两人见面后走过一个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很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回答：“没有书。”在这位一生嗜书如命的书生眼中，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书。杨绛对此十分理解，想方设法帮助丈夫。

在干校，钱锺书没法带别的书，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钱锺书开始在大集体宿舍的个人蚊帐中，铢积寸累地整理历年来的读书笔记，为完成他最伟大的著作《管锥编》做准备。两年后，钱锺书终于以“老弱病残”人员的身份被送回北京。此时的他已经62岁，处境依然艰难，又得了一场大病，好在有杨绛的照顾，总算转危为安。此后他便动笔写《管锥编》。3年后，《管锥编》初稿完成，钱锺书继续修改，又过了三年，也就是1978年1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百余万字的煌煌巨作《管锥编》1—4册最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一出，便震惊了海内外学术界，也昭示着钱锺书成为学术界很难逾越的一座文化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