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杨绛读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所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书中写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杨绛把这段话读给钱钟书听，钱钟书立即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微笑着答：“我也一样。”
杨绛本名杨季康，是杨家的第四个女儿，家里人都喊她“阿季”。
生在动荡年间，杨绛却特别爱笑，偶尔哭闹时，父亲便抱着她来回踱步，还给她哼着小曲，后来妈妈告诉她，你的兄弟姐妹可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杨绛八岁前，一直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在她的记忆中，童年过得很愉快。
快乐持续到1917年，杨绛的父亲在官场遭遇不顺，二姐也因为感染风寒去世，父亲悲伤不已，两年后决定带着家人辞官南下，回无锡老家。
在轮船上颠簸了两天，一家人终于到了无锡，杨绛的父亲不想回老宅，想找一个新的地方安家。
一位亲戚介绍了一座旧房子，在流芳声巷，杨绛的父母带着她去看房。多年后杨绛才知道，当时在那房子里租住的，正是钱钟书一家。阿季父亲几经斟酌，最终没有选择这栋宅子，而钱钟书一家也在5年后搬走了。
没多久，不知是气候原因还是河水的问题，父亲病倒了。那时，父亲饱受西方文化熏陶，只信西医的科学诊断，无奈的是，无锡只有一个西医。西医来到家里，给父亲检查身体后，留了一管血，还说血样要送上海化验，一周后才能有结果。
这一周，父亲的病情逐渐恶化，意识模糊，母亲很焦急，更令人担忧的是，上海的医院并没有检查出什么。这时，母亲不顾反对，请来当地有名的中医为父亲诊断，中医看后，说：“伤寒，无能为力。”
那一夜，杨绛只记得已经很晚，亲友却来来往往，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但母亲并没有放弃，四处奔波，找到了以前的老朋友华实甫。华实甫是著名的中医，看过父亲的病情后说：“情况确实不太好，但我可以开副方子给你一试。”
母亲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每天生火、煎药。没成想，父亲的病真的开始转好，母亲终于松了口气。
这段记忆，一直烙印在杨绛的脑海里。后来，杨绛回忆起童年时写道：“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也常有，不过女方含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
1920年，杨绛和姐姐一起去上海最好的启明女校读书，但启明女校是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三年后，父亲不愿宗教思想对孩子影响太深，便将杨绛转学到了振华女校。
和启明女校比起来，振华女校可以算得上是破烂。刚报到时，杨绛对振华女校的印象很差，教室也很简陋，班上只有8个学生，房梁上还经常有飞尘落下，有同学打趣说：“咱就是8个馄饨在碗里，上面撒的是胡椒面。”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杨绛却爱上了这个学校。
校长很有学问，也特别喜欢杨绛，觉得她聪明伶俐，杨绛也很喜欢听她讲课。老师耳朵不太好，总是戴着助听器，杨绛看着好玩，也别了根铅笔在耳朵上，老师看了哭笑不得，点着她的脑袋说：“憨大。”
杨绛虽然调皮，但越来越爱看书。老师教了段《道德经》，她能全文背下。父亲读了段《左传》，杨绛没听够，问父亲要了全本书。
父亲看女儿这么爱书，问：“如果不让你看书会怎么样？”杨绛说：“不好过。”父亲又问：“如果一星期不让你看书会怎么样？”杨绛瘪着嘴：“那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微笑着点头，说：“我也是一样的。”
在振华女校，杨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课程。期间，杨绛的课卷习作《斋居书怀》还被刊登在校刊上，国语老师给出四字批语“仙童好静”。
图源：网络
1928年，杨绛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东吴大学免试录取。那年，她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无奈清华不到南方招生，只好作罢。
没想到，第二年，钱钟书却以数学十五分的成绩破例被清华大学录取。
钱钟书生于一个封建传统的诗礼之家，因为是长孙，刚出生就被过继给了大伯父，大伯父很欣喜，连夜为钱钟书找来最健壮的奶妈。
但早年间风水先生的预言一直让大伯父耿耿于怀，先生说钱家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不会有大出息。大伯父怕连累了钱钟书，偷偷带他去祖坟祭拜，还在代表长房的半边树旁埋了好几斤头发。
幸好钱钟书爱读书，记忆力好口才也好，常常跟着伯父喝茶听书，读完回家还能给弟弟讲述看过的内容，讲到兴处手舞足蹈，但他独独学不会数学，父亲气得直拧他大腿。
1920年，大伯父去世，钱钟书还在上学，听后拔腿就往家的方向跑去，边跑边大喊：“伯伯，伯伯。”
伯父去世后，父亲开始管教钱钟书，在父亲面前，钱钟书总是表现得很听话，背后却常常把课堂弄得鸡飞狗跳，有次还把在小河中抓到的小青蛙带进教室吓唬同学。
钱钟书的数学依然烂得出奇，国文和英语却很优异，先生评价他：“爽若哀梨。”
一次，钱钟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大户人家写了一篇墓志铭，父亲虽没有当着钱钟书的面夸奖，但还是说给了母亲听。家里的姆妈开心地跑到钱钟书房里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第一次得到表扬，钱钟书乐开了花。
从小到大，杨绛一直读的女校，刚上大学，有些不适应。从前，从没有人注意过她的容貌，但入学没多久就有一位同学写诗描写她：“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似初乱颊初红。”杨绛长得漂亮，功课也好，追求的人很多。有次，有个男生装作喝醉，把阿季叫出来，给了她一封信，阿季问：“你是不是喝醉了？信还给你吧。”男生没办法，只好拿着信走了。1932年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为了不耽误学业，杨绛想去其他大学借读，好友孙令衔帮忙联系借读事宜，之后杨绛便同好友一起北上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资格考试。考试结束，杨绛急着去清华大学看自己的好朋友，顺便想去看看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孙令衔说：“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表兄也在清华。”到了清华，两人分头拜访自己的亲友。蒋恩钿得知杨绛要去燕京大学很诧异，决定帮忙打听到清华大学借读的事情。和蒋恩钿聊完，杨绛在古月堂等着孙令衔一同回去，见到孙令衔时，他的身边竟还有一个人。孙令衔为彼此做了简单的介绍，指了指杨绛，说：“这是我同学，杨季康。”接着指了指身边人，说：“这是我表兄，钱钟书。”多年后，钱锺书写过一首诗，写下第一次见到杨绛时的感受：“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杨绛也在书中写过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穿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在蒋恩钿的帮助下，杨绛顺利开始了清华的学习生活。在清华，钱钟书的名气很大，同学都说他“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杨绛爱文学，自然知道《清华周刊》上经常发表钱钟书的文章。自从那晚匆匆见过一面后，杨绛和钱钟书就对彼此上了心，向孙令衔打听，没想到，一个有了男朋友，一个订了婚。杨绛很郁闷，吃不下睡不好。有一天，杨绛突然收到钱钟书的信，说到工字厅聊聊，杨绛赴约。一见面，钱钟书急忙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说：“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误会解开，两人走在了一起。钱钟书几乎每天都给杨绛写信，还给她写情诗，刊登在《国风》半月刊上。杨绛日日期待来信，每天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拆开他的信，却很少回信，她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钱钟书还没有告诉父亲谈恋爱时，有一次，父亲看到杨绛给钱钟书的回信，信中写：“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看后大加赞叹：“此诚聪明人语。”1932年7月，杨绛在清华读完了大四，本想继续考去清华研究生院，但还需补齐本科四年的文学，决定缓一缓，先回苏州当小学教员。第二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去了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无法忍受相思之苦，提出订婚。杨绛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父母，那年寒假，钱钟书到苏州拜访了杨绛的父亲，杨绛的父亲说：“人是高明的。”钱钟书得知自己评语后，觉得事不宜迟，立即回家商量提亲事宜。几天后，钱钟书和父亲一起赶到苏州登门提亲，杨父以为女儿已经同意，便也同意了。杨绛对于俩人的订婚还很茫然，后来提起时杨绛笑着说：“茫然不记得'婚’时这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就是默存的未婚妻了。”
订婚后，杨绛和钱钟书一南一北。杨绛想去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部，于是日夜学习，终于再次走进清华校园。
1935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工作满两年，恰好有公费留学名额，于是报名考试，成绩位居榜首。
钱钟书拿到录取通知到，告诉杨绛，希望两人一起出国。杨绛也想去，但有些犹豫，不仅要离开家，还要办休学自费留学。
看出女儿的困扰，父亲说：“你已经失去过一次机会了，安心去吧。”
出国前，杨绛和钱钟书决定选个“黄道吉日”先结婚。在钱、杨两家，分别举办了两场新、旧婚礼。
婚礼隆重非凡，前来贺喜的亲友，挤满了大厅。只是不巧，结婚这天恰是夏季中最热的一天。钱钟书穿着黑色礼服，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杨绛调侃：“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婚后，杨绛和钱钟书从上海启程，远赴英国。
后来，杨绛在文章中写：“锺书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两人做伴，可相依为命。”
图源：《听杨绛谈往事》
杨绛本打算去牛津后，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读文学，但学习名额已满，杨绛又不想学历史，最后决定选几门文学课旁听，自修西方文学。
钱钟书的学习能力很强，生活能力相反，婚前，杨绛只知道钱钟书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没想到刚到牛津，钱钟书就发生了意外。
一天，钱钟书独自坐公交车出门，下公交车后还没站稳车就开了，钱钟书一下子失去了重心脸朝地摔了一大跤。
那时，杨绛和钱钟书在好友家做房客，钱钟书摔跤后，用手绢捂着嘴走回了家。杨绛一看满是鲜血的手绢，急忙问：“你发生什么了？”
钱钟书把手绢抖开，半颗断牙掉了出来，杨绛直跺脚，不知该如何是好，幸好同住的两位都是医生，杨绛陪着钱钟书到了牙科医院，拔掉断牙，又镶上了假牙。
杨绛觉得自己来牛津来对了，钱钟书需要自己的照顾。
后来，杨绛和钱钟书换了一处房子，杨绛开始学做饭，还慢慢学会了钱钟书最爱的红烧肉。到了晚上，钱钟书喜欢给杨绛讲故事，有时干脆自己编一些，杨绛听得津津有味。
在一次旅游后，杨绛回到牛津，发现自己怀孕了。杨绛问钱钟书：“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预产期过了一周，有一天，杨绛觉得肚子阵痛，用尽全身力气，孩子还是生不出来，医生怕有危险，把孩子夹了出来，杨绛很痛，几度晕厥，还没来得及喜悦，便昏昏睡去。
医生告知钱钟书，是个女儿，钱钟书乐得合不拢嘴，只是杨绛太过虚弱，医院禁止他们见面，钱钟书往返七次后，终于见到了妻子。杨绛得知钱钟书来了这么多次，比自己受累还心疼。
钱钟书看着婴儿，开心地说：“这是我女儿，我喜欢的。”两人给女儿起名圆圆。
杨绛由于难产，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杨绛在产房的这段日子，钱钟书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房探望妻子，说的最多的话是：“我做坏事了。”杨绛总是看着钱钟书，轻声说：“不要紧，我来弄。”
有一次钱钟书打翻了墨水，把房东家桌布染染了色，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钱钟书惊叹：“墨水呀。”“墨水也能洗。”钱钟书放心地回家。
没过几天，钱钟书又愁容满面，说：“我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又放心回去。
后来杨绛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1938年，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杨家和钱家避居上海孤岛。杨绛和钱钟书在国外呆不住了，带着女儿从法国马赛坐邮轮回上海。回上海后，钱钟书去昆明教书，杨绛照顾一大家子，不久，振华女校的校长来家中，想让杨绛担任校长，接替他办学。那几年，杨绛除了办学，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还在好友的鼓励下写自己的戏剧。杨绛一口气写了一个故事，取名《称心如意》，送给好友后没过多久竟被一位导演看中，经过排练，杨绛的第一个剧本在金都大剧院上演，钱钟书生病，没去看戏。没想到演出大获成功，杨绛成了上海名噪一时的剧作家，为了改善家里的生计，杨绛又创作了许多剧本，第二部《弄假成真》上映后，获得了更大反响。那时，钱钟书在文化圈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钱钟书看后，萌发了写一本书的想法，问杨绛：“我想写一本长篇小说，你支持我吗？”杨绛说：“你是我的丈夫，我怎么会不支持呢？”但钱钟书有些犹豫，怕写作时间不够用，杨绛说：“不要紧，你可以减少授课钟点，家里也可以减少开支。”杨绛辞掉女佣，变成“灶下婢”，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样样都自己来。杨绛也是外行，常常被熏成花脸，有时还切破手指，但她心甘情愿。钱钟书也心疼杨绛，看到杨绛要洗一家人的衣服，便偷偷地在卫生间洗自己的，杨绛发现后拿回来说：“你专心写作就好。”钱家人看在眼里，不禁赞叹：“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是痴人有痴福。”每晚，钱钟书总会拿今天写好的给杨绛看，看她反应，告诉她下面想写什么。杨绛看后笑，钱钟书也笑。《围城》写了两年，钱钟书几度想放弃，杨绛在一旁不停鞭策。1946年起，《文艺复兴》杂志开始连载《围城》，读者争相传阅，轰动全上海。杨绛为《围城》题话：“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事业也罢，婚姻也罢，人生的目的大都如此。”没多久，小说单行本出版，半年后再版。有评论家把《围城》誉为中国的经典作品，可与鲁迅的《阿Q正传》、矛盾的《子夜》齐名。钱钟书接受采访时说：“这两年我的夫人为我付出了许多，让我专心写作，帮我拦了外界很多干扰，这本书应该属于她。她在我眼里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为了生计，杨绛不再写戏剧，从事起文学翻译的工作，而钱钟书也经常奔波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教书。过于劳累，杨绛的身体变差了，钱钟书想让杨绛换个环境，1949年，杨绛和钱钟书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带着女儿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有一个规定，夫妻不能同时在校当专职教授。钱钟书到清华后是专职教授，杨绛便只能以兼职身份在校任职。杨绛自嘲是“散工”，但教的很认真，不用参加会议和学习，也落得清静。没事时，杨绛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她很喜欢一本西班牙名著《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翻译成中文《小癞子》，整本书都充满了诙谐意味。女儿圆圆此时也该上学，但由于教育制度不同，杨绛决定和钱钟书一起来教圆圆，将来直接考高中。考高中时，圆圆的数学还得了满分。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革运动开始。一天，坐在大礼堂舞台下的杨绛竟听到台上念到了自己的名字，一位不是她学生的女生在台上控诉她的罪行：“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杨绛很震惊，但很快冷静下来，和钱钟书一起面对世间变化。几年后，杨绛被派去下乡锻炼，钱钟书和杨绛每天都会写一封信，一直坚持到钱钟书下乡。虽不能每天一封，但一有空，钱钟书就会写信给杨绛，杨绛拿到信小心地打开，反复读很多遍后收进衣服口袋中，舍不得扔掉。没多久，杨绛的两个口袋都塞满了信，鼓鼓囊囊，走路都不太方便，杨绛只好把信拿出来，藏进包里。实在太多，只能烧掉几封，杨绛边烧边掉眼泪。下乡三年后，杨绛终于回到了北京，可惜安顿日子没过几天，杨绛和钱钟书又被揪为“牛鬼蛇神”。那几年，批斗、游街成为家常便饭，60来岁的杨绛和钱钟书还先后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围城》也在报纸上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他们痛骂《围城》是“活春宫”，还有人说钱钟书“对女人观察细微，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是一个穿了裙子的男人”。1972年，杨绛和钱钟书终于被批准回北京。一天早上，钱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最爱吃的猪油年糕，钱钟书什么都没说，安静地吃着饭。吃着吃着，杨绛突然坐直，惊讶地说：“谁给你点的火呀？”钱钟书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钱钟书第一次划火柴，杨绛说：“这是我平生吃过最好吃的早餐。”后来杨绛回忆起这段日子时写道：“乌云密布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倒是那一道蕴含着光和热的金边。”
1977年，杨绛和钱钟书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家，安顿好后，杨绛重新翻译《堂吉柯德》，钱钟书写完《管锥编》，女儿阿圆则拿着全额奖学金赴英留学。那几年，钱钟书患上了哮喘，杨绛的身体也不如之前好，但在夜晚，杨绛总是会仔细听钱钟书的呼吸声，只要有杂音，杨绛就会给他端水拍背，直到呼吸声平稳再睡去。除了翻译，杨绛写了好几本小说，《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等，还写了本《记钱钟书与〈围城〉》，钱钟书给书题签，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有好友问钱钟书：“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钱钟书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有一次，杨绛去国外访问，钱瑗问爸爸：“爸爸，咱俩最'哥们儿’了，你倒是说说，你是个近视眼，怎么一眼相中妈妈的？”“怎样的与众不同？”钱钟书不再回答，只是一直笑着。1990年，《围城》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许多人从各地慕名而来，就为一睹钱钟书的风采。钱钟书不想做动物园中的稀奇怪兽，很是郁闷，杨绛每天守门，为钱钟书挡客，还帮他回复读者信件。1994年夏天，钱钟书持续发高烧，只能住院治疗，医生发现他的膀胱有癌变，只能手术切除。经抢救，钱钟书好不容易度过危险期，却因为吃药丧失了语言功能，也没法咀嚼。杨绛每天住在医院照顾钱钟书不肯回家，杨绛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女儿钱瑗也帮妈妈分担，每天即使工作到两点，还是会到医院陪爸爸。杨绛和钱钟书心疼女儿，总是把女儿赶回去休息。第二年，钱瑗腰疼得直不起来，愈发严重，到医院拍片才发现，是肺癌晚期。家中一下子有两个病人，杨绛在医院彻夜陪护，心力交瘁，一天夜里也累倒了。等杨绛醒后，医生说女儿想见她，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时，杨绛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1997年3月，钱瑗去世了。杨绛不敢告诉钱钟书，四个月后，才试探性地告诉他。钱钟书心里清楚，听到时，还是发起了烧。那时，钱钟书已经没了力气，听到杨绛跟他说话，钱钟书只能捏捏她的手表示回应。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离世了。那天凌晨，钱钟书只闭上了一只眼，另一只眼迟迟未合。杨绛走到床边，握着钱钟书的手，趴在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呐。”
随着女儿和丈夫相继离世，杨绛说：“我们三人就此走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2003年，92岁高龄的杨绛写了《我们仨》一书，这部本来说好一人写一部分的书，最终还是杨绛写完。杨绛曾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梦中杨绛和钱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却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杨绛回头，发现钱钟书不见了，大声呼喊，还是没人答应。杨绛感到孤凄，独自向前走着，心里想着：钟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此时杨绛忽然看见一个拉着面包车的老人，慌忙拦住，却怎么也说不出想到哪去。待钱钟书醒来，杨绛告诉他刚才的梦境，埋怨道：“你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呢？”钱钟书拍拍杨绛，安慰：“那是老人的梦，我也常做。”后来，类似的梦杨绛还做过很多次，每次都在尽力寻找钟书。她觉得只要找到钟书，就能一同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