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支持浦东勇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方面，该《意见》提到，建设国家级大型场内贵金属储备仓库。这一文件的发布，对我国贵金属行业有何新的发展机遇？中国黄金报特邀业内研究数字黄金的专家，从数字科技角度，根据该《意见》，对我国贵金属行业的数字转型进行了分析。
《意见》指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意见》第十五点进一步指出，支持上海期货交易所探索建立场内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开展期货保税仓单业务，并给予或落实配套的跨境金融和税收政策。建设国家级大型场内贵金属储备仓库。建设国际油气交易和定价中心，支持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推出更多交易品种。构建贸易金融区块链标准体系，开展法定数字货币试点。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宗商品领域加强对市场价格引导的决心，在提高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方面迈开重要一步。这不仅是引导贵金属期货市场服务于实体企业的重要举措，也是为法定数字货币国际化提供的重要支撑，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我国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大国。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为全球第一大黄金生产国，连续多年稳居首位；为全球第一大黄金需求国，2019年占全球黄金需求的28%；为全球第一大人均黄金消费国，消费量和人均消费克重均是首位。不仅如此，我国在全球白银市场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世界白银协会报告，矿产量方面，中国常年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墨西哥与秘鲁，2020年，中国矿产量占世界总矿产量的13.8%，基本与秘鲁持平；回收量方面，2020年中国排名全球第二，占世界总回收量的13%，美国为世界第一；需求量方面，2020年中国排名世界第二，占世界白银总需求量的28%，仅次于美国。然而，全球黄金和白银市场长期处于“消费在东方、定价在西方”的格局之中。纽约和伦敦掌握了黄金和白银的定价权，而这种定价模式扭曲了市场供需平衡的实际情况。中国黄金和白银市场体系建立较晚，在定价权方面依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成为金银强国，是国家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多年来，我国在提高国际黄金和白银定价权的竞争力上已做出许多努力，但若延续传统路径，仍长路漫漫，不如另辟蹊径，建立新赛道——打造“数字金银”体系。当前，我们正经历着数字科技的大发展、商业社会的大变革，通过新技术的赋能，传统金银产业必定迎来转型和升级。数字技术有利于国储库的建立和调控，有利于引导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有利于对实体企业进行价格风险管理。基于此，积极推动“数字金银”体系的建设，我国将建立起全新的护城河和独特的竞争优势，进而向金银强国迈进。“数字金银”对很多人而言还是一个新词汇。黄金作为历史上长期的传统货币，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的世界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世界各国和普通大众来讲，始终都是一种永不褪色的优质资产。而白银除了拥有长期作为流通货币的历史，同时还具有广泛的工业应用场景，其投资价值也不可低估。在悄然揭开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大背景下，全球产业都面临着数字化的挑战和变革，尤其在2020年世界性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数字产业更是进入了快车道——传统产业正在以更加密集的资本投入、更加紧密的客户关系、更加完善的运营体系和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平台，使其在长期积累的运营优势基础上，获得更广泛的转型和升级。而金银产业自然也不例外，其与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结合，具有其历史必然性，而“数字金银”就是科技赋能传统金银产业的产物之一。那么，何为“数字金银”？虽然目前还暂未形成官方定义，但可以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略窥一二。例如郭敏在《数字化黄金对中国黄金市场体系和监管影响的研究》一文中提出，“数字黄金可以理解为实物黄金的相对概念，凡是通过数字化处理方式（例如电子记账、电子合约、电子证书等）替代黄金交易、投资、质押、交割、资产管理等业务的实体操作，以及业务中的物理实体黄金标的产品，均属于数字黄金的范畴”。此说法同样可延展至白银等其他贵金属品种。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江小涓教授曾指出，“数字产业化即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数字产品（ 该定义为作者根据江小涓在清华大学的“人文清华”论坛演讲整理而成。江小涓教授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从这个定义出发，“数字金银”就可理解为黄金和白银领域的数字产业化，即通过数字技术开发创新型金银产品。“数字金银”能够显著改善传统贵金属系统导致用户体验差、制约市场扩展的痛点，如实物金银商品真假难辨、溯源难、仓储运输保价成本高、融资不易、跨品牌金银产品流通和回购渠道不畅等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透明实时价格市场，并基于等额实物克重存储来保障“数字金银”的价值——基于这一模式打造的“数字金银”体系，可极大地挖掘市场潜力、提高市场深度、扩大市场规模。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未来，“数字金银”即将掀起一轮巨浪。当下我们迎来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政策、市场、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均利好数字经济，这也为数字技术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下面将基于PEST模型进行详细阐述。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2020年，做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 而数字技术正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在供给侧可为减排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在需求侧则可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激励引导、帮助资金向使用低碳技术的企业流动。2021年7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围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实施“上云用数赋智”，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现代供应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中国具有人口红利支持和大规模的实体产业作为底层经济支撑，消费群体和产业体量巨大，扩展新产业的边际成本较低。此外，我国巨量消费者能支撑多个巨型平台存在，在达到规模经济的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同时，实现快速迭代和多样化发展。新冠肺炎疫情让市场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从而加速数字产业应用的开发。疫情期间，在线服务需求的激增为线上服务新业态发展带来了机遇，如华为WeLink流量增长了 50 倍，天翼云课堂日均使用超过1000万人次，京东无人机配送超过 3.5 万架次等。后疫情时期，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采购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将会更加明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将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加快数字化转型，打破行业壁垒，垂直整合资源，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前，移动支付、5G、云计算等技术均已成熟，这将推动各行各业数字化发展，催生工业互联网、交通、能源制造、教育、医疗、消费、休闲、娱乐等新行业应用，实现巨大的经济价值，开启万物互联新时代。例如加拿大公司金拓（Kitco），这是一家基于贵金属领域数据挖掘、信息资讯整理，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而实现内容与用户的精准连接的咨询服务企业。其使用的金拓VaultChain（保险库链）支持客户7×24小时以数字方式买卖黄金和白银，涵盖买卖、回购、存储全流程交易，使用区块链分配式总账以确保数据准确性、实时跟踪和透明可审计性。所有的金银交易全部以1：1的比例存储于加拿大皇家造币厂。此外，英国、新加坡等也有类似的产品。国内部分科技公司和贵金属公司也已在相关领域开展探索。这些实践主要是围绕“数字金银”，基于数字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加速贵金属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例如，北京金玖银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计划运用区块链、物联网和AI技术为产业链提供黄金、白银全生命周期的可信数字化资产服务，涵盖溯源、检测、物流、智能仓储、确权等技术服务。目前，其智能仓储模块已落地，该服务实现了物联监测和边缘风控能力，其设备监控数据和警告事件直接上链，保证过程透明且不可篡改。这是基于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并围绕黄金、白银资产生命周期的建立一套不可篡改的数字资产档案和数字信用体系，可有效解决实物金银的控货、重复质押和虚假仓单问题。引领国际黄金和白银产业发展潮流，参与国际黄金和白银市场和新产品规则制定。黄金和白银产业的人才储备、资金投入、工艺、技术、装备等方面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扩大黄金和白银定价影响力，本国主权货币为黄金和白银的结算货币，黄金和白银交易市场的交易金额和交易数量均位居全球前列。创新推出黄金和白银融资产品，使实物金银交易和数字金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产业。如前文所述，我国虽可称之为金银大国，但仍不能被称为金银强国，单从黄金方面的数据便可见一斑。在央行黄金储备量方面，截至2021年7月2日，我国央行黄金储备量仅1948.3吨，位列全球第六，而美国以8133.5吨的储备量位列第一。此外，在黄金交易方面，中国与英美均存在明显差距。
笔者统计彭博数据发现，现货方面（上图），2010年，伦敦现货交易量47.3亿盎司，为中国1.64亿盎司的约29倍，2019年为8倍（伦敦50.9亿盎司，中国6.6亿盎司）；2020年，伦敦金银交易手续费收入为2588.4亿元人民币，与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五省区同年财政收入总和2629亿元接近；期货方面（下图），2013年上海期货交易所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黄金期货交易所，但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期货成交量是上期所的7倍，2019年上期所黄金期货成交量占比全球黄金期货交易量14%，而同期纽交所占比高达81%。
综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与货币发展史来看，货币与政治具有强相关性。主流货币的更迭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全球经济政治的变化，进一步可以反映不同国家的国际地位。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货币权力进行阐述；从宏观角度来看，一国的货币权力源于该国的基本经济水平、基本经济政策状况、国际流动性状况、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状况；而微观来看，以货币发行国拥有的货币权力源于该货币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发挥货币职能时具有的优势。众所周知，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及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依然在全球经济中称霸。然而，“特里芬难题”的存在意味着为了保持美元的坚挺，美国需要不断发债换取世界劳动产品价值，这就使得美国自身的国际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也使世界各国被迫暴露于持续加剧的通货膨胀风险之下。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摆脱美元货币霸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我国的不懈努力。综上所述，当前市场需要一种无国界、无交易时间限制、有货币属性的稳定金融资产。在数字科技的驱动之下，“数字金银”就是我们面前一个很好的选择。“数字金银”反映了黄金、白银市场真实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根据1:1的实物金银挂钩的原则及时调整实物供给，这可以推动构建一个公平定价的市场，也是扩大中国黄金和白银国际定价影响力的重要创新。假如中国版“数字金银”推出，其扩张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吸引更多境外投资者，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金银市场的地位、推动产业格局从“西金东移”向“西价东移”转变，我国也将从“金银大国”逐步走向真正的“金银强国”。也许“数字金银”会像一头大象闯进瓷器店，打破传统，满足投资者多元化需求，开创黄金和白银市场新格局。近年来霸权主义带来地缘政治动荡、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的政策支持，都印证了目前是中国大力发展“数字金银”的最佳时期。达成这一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保障，是发展数字经济、大力推广数字人民币的重要支撑，是实现金融体系安全性和独立性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数字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金银产业的先发优势，建议政府部门可以抓住当前“数字金银”发展的窗口期，加快对黄金和白银的研究与布局，推动新型“数字金银”体系建设，实现我国从“金银大国”迈向“金银强国”的伟大跨越。（作者：北京金玖银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建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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