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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史与全球史 Transnational and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Network in China. 3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原文刊于《全球史评论》第20辑，由原文作者授权推送。作者刘祥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摘要 近三十年来，跨国史研究在史学界推动了史学研究路径和主题的更新，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围绕跨国史也出现了不少学术批评，这涉及跨国史的概念及具体实践中对研究主题的选择、国家角色的定位、因果联系的确认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有助于跨国史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促进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之间的相互补充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自 20世纪 90 年代跨国史在国外史学界兴起以来，其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呼吁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从事跨国史研究的学者将视线转向跨越国家之间或国家之上的历史，取得丰硕成果。2009 年，《帕格拉夫跨国史辞典》的出版标志着跨国史研究已经在史学界站稳脚跟，《辞典》近 400个词条包含了“ 19 世纪至今在民族国家之间及之上的交流与联系”，内容涵盖从人口流动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广泛议题。另外，辞典是由来自25个国家近350位学者集体编撰而成，这表明跨国史的发展本身存在明显的跨国特征，跨国史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 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尤其发展迅猛，跨国学者集体合作的著述日益普遍。 Akira Iriye,Pierre-Yves Saunier,eds.,The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London:Palgrave McMillan，2009. 与跨国史从兴起到盛行的场景相对的是，围绕跨国史的争论一直存在，这场被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 史学编撰革命”的史学转向自其诞生起便体现出争议性质。澳大利亚学者伊恩· 蒂勒尔（Ian Tyrrell）在《美国历史评论》1991 年 10 月刊上发表的《国际史时代的美国例外论》被认为是跨国史呼吁的较早体现，蒂勒尔在文中提出突破民族国家疆界来破除美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例外论思想。这篇文章的同一期还刊载了美国学者迈克尔· 麦克格尔(Michael McGerr) 对蒂勒尔文章的评论，他认为蒂勒尔所追求的跨国史可能降低对历史上的美国独特性 的认识，甚至会否定所有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写作方式。这一观点的交锋并没有随着跨国史的壮大而消解，相反，围绕跨国史的争论不断扩大。本文正是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跨国史研究的主要批评意见，从中反思跨国史写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并为跨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一点个人的浅见。 — “ 跨国史” 概念及其争议 首先是对跨国史概念的争论。早期推动跨国史兴起的学者曾尝试对跨国史进行定义，入江昭将其称为“对跨越国家间疆界的运动和力量的研究”，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编辑的史学家大卫·西伦（David Thelen）则将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概括为“在民族国家之上、之下、之间、周围及其内部移动的人群、观念、机制和文化”，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则将跨国史当作一种视角（way of seeing），它关注“超越政治定义的实体之上的网络、进程、信念和制度”。这些定义各有侧重，但跨国史后续发展中占据上风的却是实用主义，即注重跨国史的经验研究而忽视对其定义的进一步廓清，以至于蒂勒尔认为过多的定义及其争论反而可能会对跨国史带来危害。尽管如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对跨国史有更清晰的定义，德国史学者康拉德·雅劳施（Konrad H. Jarausch）尤其呼吁应厘清国家在“跨国” 中的地位。这指向跨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历史是否属于跨国史？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回答，如蒂勒尔强调跨国史应仅限于民族国家出现之后，而关注早期现代史的学者则认为不应作此限制。 英国史学者帕特里夏·克拉文（Patricia Clavin）同样警示“跨国主义的危险在于成为无所不包的概念”，她尤其强调区分跨国与“国际”和“ 多国”。这实际涉及定义概念的另外一个问题，即跨国史与相似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很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如比较史、国际史、全球史、国际关系史等。具体而言，跨国史的适用范围远大于比较史且其关注重点不同，但仍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会混合使用两种概念。针对国际史与全球史，入江昭认为国际史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核心，且 更强调大国扮演的角色。相对而言，全球史与跨国史更为接近，基本可以互换， 但后者更强调作为视野的跨国史，即关注全球力量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尽管它也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历史。此外，也有学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对跨国史与国际关系史进行了区分。如果说这些概念尚能与跨国史有一定区分的话，其他与跨国史几乎在同时甚至更早时期兴起的概念则界限更为模糊，这包括“ 联系的历史（ConnectedHistories）、交织的历史（Histoire Croisée），纠缠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ies）、共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等。这些主要流行于欧洲的史学路径和视角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与跨国史进行互换，而这又引申出了另一问题：为何“ 跨国史”会相比其他概念更为成功？这其中除了概念模糊带来的包容性之外，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学术话语霸权显然也在其中发挥作用，以致有法国学者批评跨国史为“不必要的美国进口货”。 学界围绕跨国史概念的争论体现出该领域边界的模糊，这在跨国史兴起时期为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研究者在论述发表及求职过程中也可以借助这一新晋潮流获得助益。但在跨国史兴起近30年后，跨国史亟须明确的定义来确定其内涵，在广为接受的定义出现之前，具体的跨国史研究个案中应对其有清晰的界定，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促进学术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前提。 二 跨国史实践中的问题及批评 除了对跨国史的定义之外，方兴未艾的跨国史实践及其产生的学术著作同样引起了不同学者的批评，这体现在多个方面：研究主题的选择、因果联系的确立、国家的角色、研究的精英化等。这些批评突出地体现在众多著作的书评及研究综述之中，它们在体现出跨国史研究的复杂性与严谨性的同时，也反映出学术创新面临的多重挑战。 跨国史研究首先面临的挑战是研究主题的选择，而这其中很可能出现对历史的误读。托马斯· 本德（Thomas Bender）于 2006 年出版的《万国一邦》选取了美国历史上五个重要时段论述了跨国力量对于美国历史的复杂塑造，同时又批评美国例外论的神话，指出美国在国家构建、内战、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政策等多个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相似之处。针对这一研究，斯文· 贝克特认为本德低估了一些非常重要但不属于跨国性因素的作用，没有展示全球结构本身的演化，它与民族国家构建是同时进行且相互影响的，而且本德过于依赖英文文献也可能导致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曲解。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本德将美国内战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相类比是对历史的误读。此外，由于历史上进行跨国实践的多为社会上层，跨国史的流行将使得移民之外的其他普通人群很难在跨国史中发声，甚至削弱社会史领域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类似的担忧在技术史和女性史学者的研究述评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跨国史论述中对跨国联系的因果证据链的构建同样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跨国史在其初始阶段便被视作观察域外历史影响民 族国家历史的有力工具，史学家借此视角考察商品、人员、理念等的跨国流通对国内事务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和解释。确立跨国影响的因果联系在这些新研究中非常关键，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便批评本德在《万国一邦》中只关注不同时期美国与其他国家历史的相似性，却未能进一步解释这些现象的因果联系。美国劳工史学界的跨国史新研究对该领域的种族、阶级等经典主题进行了拓展与深化，将劳工与美帝国的复杂构建联系起来，但同样有学者认为目前不少新研究所关注的跨国联系是不平衡的，未能更多地解释帝国海外的工人运动对美国内部的影响。 缺乏因果联系的部分原因在于跨国因果证据链的建立对史学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丹尼尔· 罗杰斯（Daniel Rodgers）于 1998 年出版的《大西洋的跨越》被认为是跨国史的经典之作，罗杰斯探讨了进步主义时代大西洋两岸在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农村合作社、住房改革等“ 社会政治” 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影响。针对这一跨国史视角，有评论认为该书更多体现的是欧洲对美国的单向影响，没有体现出多方交流的复杂特征，罗杰斯也没有令人信服地论证在美国社会政治的演变过程中，究竟是欧洲范例还是其国内议题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柏林洪堡大学教授于尔根· 科卡（Jürgen Kocka）在论述全球史的挑战时认为该领域学者在论述中容易“ 流于表面”，容易“ 高估作为解释因素的互动和联系”。这一挑战在跨国史研究中也较为严峻，它将推动跨国史研究者在发挥历史学的想象力、搜索原始材料、 结合既有国内史研究等方面持续深入。 国家的角色同样是跨国史研究中受到热烈讨论的内容。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初，罗伯特· 基欧汉（Robert O . Keohane）和小约瑟夫· 奈（JosephS. Nye,Jr.）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学者便提醒学界“ 国家并非国际政治中唯一的行为体”，要改变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观，更重视对“ 跨国关系的研究”，即那些“ 不受中央外交机构控制的跨越国家疆界之间的联系、联合和互动”，并且至少有一方是以跨 国企业、基金会、工会组织、宗教组织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但很快，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指出跨国企业与国家特别是美国霸权之间的依赖关系，很难将其视作独立行为体。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同样观察到二战后出现了“ 跨国组织革命”，他也认为跨国组织的活动常常受到其与国家政府的“ 准入协定” 的影响，跨国活动的增强将增加其对准入的需求，因而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强国家的控制力。由此可见，国家的角色一直是 对跨国联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如蒂勒尔所说，参加拉比埃特拉会议的跨国史倡导者在一开始便主张“跨国并不意味着要消除国家”，而是不再将民族国家视作“ 封闭自足” 和无差别的实体，将其置于跨国联系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但随着跨国史的迅速发展，将跨国史作为研究领域的学者考察商品和人群在国家疆界之间的流动，将跨国史作为研究视角的学者探究跨国因素对国内历史的塑造，国家在跨国史中的地位似乎受到了削弱，这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康拉德·雅劳施便认为跨国史不应被看作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国家建设、宪法等因素虽受外部因素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国内因素，不能忽视国家及国内权力机制在其中的重要性。查尔斯·梅尔则做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如果我们要论述网络，我们需要论述节点及其之间的联系，两者都不可缺。”德国史学家于尔根· 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同样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重要的分析框架，其作用不可忽视。国家的重要性在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论述中得到突出的强调，沃尔特· 拉费伯（Walter LaFeber）认为学界所强调的“跨国重要性” 并未充分揭示美国外交及其力量如何深刻地影响了“ 美国世纪”，跨国史低估了美国塑造跨国环境的能力。越战史专家弗雷德里克· 罗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近年来更是提出要“将美利坚国家重新置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中心”，他认为总统决策、外交政策、党派政治、军事力量及国家的构建是塑造美国对外关系与世界局势的首要力量，而越来越多的自下而上的跨国史研究会淡化这一历史事实。很难说这些批评是基于对当下跨国史研究全景的如实描绘，因为不少跨国史研究同样强调国家及其权力的作用，这些批评更多体现的是对跨国史研究壮大后将要走向失衡的“ 跨国”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担忧，它们也提醒研究者进一步将国家的角色置于历史语境之中。 对国家角色的强调的另一面是对跨国主义限度的论述。跨国史兴起后，跨国活动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围绕人权保障、环境保护等议题穿越国家间疆界的活动尤其受到青睐，这其中暗含着对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忽视了跨国主义的阴暗面。就普通人群的跨国活动而言，跨国主义面临的挫折及失败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移民史的学者南希· 格林（Nancy L. Green）在 2019 年出版的《跨国主义的限度》对此有精彩的论述。格林的论述始于一个在法国陷入官司纠纷的美国人，尽管他充分利用在美、法两国的关系网络，动员舆论力量，最终仍被判处有罪，这引出格林在全书中的核心观点：跨国主义绝非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国家力量始终深刻影响着着跨国活动的主体、方式甚至是最终的结果。格林在该书中充分利用自己移民史的学科背景，考察了移民历程中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这在移居海外的众多美国人的经历中都得到了验证。在方法论上，格林强调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跨国史与后结构主义的紧密联系，后者使得移民史学者在内的研究者关注重心由国家及权力等结构（Structure）因素转向个体能动性（Agency），这实际是对历史语境的忽视，因为 20世纪初的跨国流动性显然与 90 年代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因此， 需要避免以当下对跨国流动性的辉格主义解释来代替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 国家的潜在影响还体现在跨国史的具体写作中。《帕格拉夫跨国史辞典》已体现出跨国史研究的跨国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趋同，相反，曾经影响各民族国家历史写作的因素将继续影响其各自的跨国史写作。天普大学教授佩特拉· 古德（PetraGoedde）认为美国的跨国史研究受文化史影响更大，将文化引入国际关系史的分析推动了美国学者对国家以及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正是在葛 兰西、格尔茨、福柯、布尔迪厄等人文化理论影响之下出现了美国式的跨国史研究：更为关注种族、性别等因素，强调行为决策背后的文化因素，这与欧洲学者关 注政治、社会和经济联系的做法差异明显，而非西方学者在实践跨国史时则更关注后殖民理论，这正是国家对跨国史写法的不同影响。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基兰· 帕特尔（Kiran Klaus Patel）同样认为德国跨国史更受社会史影响，且德国跨国史主要研究框架是欧洲，而美国学者则关注世界范围。这些都表明国家对跨国 史的实践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对国家角色受忽视的批评外，针对跨国史研究的批评还与学术共同体的 发展有关系。正因为跨国史在语言、经费、时间等方面的高要求，这使得跨国史并 非对所有学者开放，这与国外史学界自 60年代社会史兴起以来史学研究群体的扩大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差，因此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帕特尔认为在现行学术发展状态下，“受资助越多的学校越有可能做出好的跨国史研究”。独立学者蒂姆· 莱西（Tim Lacy）同样指出跨国史书写中的实际困难，它不利于青年学者在学术生涯初期的成长，而随着跨国史料的多寡成为了决定跨国史研究质量的重要 因素，学者也应对史料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避免陷入对跨国史料的极端偏重。这些呼吁并非危言耸听，虽然跨国史研究也带来了不少学者跨国合作的案例，但显然跨国史研究需要学者有足够的研究经费以及充足的研究时间，这在国外史学 界容易导致研究成果集中于受资助多的私立学校和研究机构，而在整个全球史学 环境下则可能进一步削弱不发达国家历史学者的声音，这显然与跨国史的初衷之 间存在矛盾。 跨国史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及批评并非要求学者摒弃这一视角和路径，相反，经历了近 30年的发展，已经走入“ 而立之年” 的跨国史需要有更为清晰的概念界定，研究者要对研究主题有取舍，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重视国家的显性的和隐性的作用。整体而言，跨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为了增进对复杂历史过去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学者通过跨国合作来弥补研究中的不利境遇，以跨国主义的方式来增进跨国史研究的深度，这本身也是深化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内涵。 三 重新审视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关系在技术层面深化对历史上的跨国现象和跨国力量的研究之外，跨国史研究还需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更为主流的观点是跨国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史 学探寻方式，未来的史学研究应实现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平衡，两者的关系不应是取代与被取代，而应是相互补充。从学术评论的角度来看，不少观点表面看似对跨国史的批评，但其内核仍是对跨国史深入发展的期许。 首先，跨国史研究并不在道德上优于民族国家历史。跨国史的兴起伴随的是学界对以往历史经历的进一步挖掘，以往受到忽视的历史经验得到呈现，如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上半叶跨国的妇女及和平运动的发展，冷战时期美苏在消除疾病等领域中的合作，以及入江昭在《全球共同体》中从国际组织视角对 20世纪历史的重新解读，从事人道主义救助、文化交流、和平与裁军、发展援助、人权，以及环境保护的组织都受到了关注。但这并不表明跨国史研究关注的都是道德向善的运动，种族歧视及其话语的传播、殖民治理术在帝国之间的流行、恐怖主义及极端主义的兴起也逐渐成为跨国史关注的问题。关于跨国主义的辉格主义叙述就此需要从学术层面进行严格的审视，特别是其背后隐藏的道德意味。除主题之外，跨国史倡导冲破民族国家的藩篱，抨击“ 方法论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从更宽广的视野考察历史，似乎在方法论上也蕴含着道德优越性。但这一点也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奥斯特哈默指出跨国史没有使常规的社会史显得过时，只是后者需要重新思考其结构，不再只考虑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雅劳施更是直白地指出德国史学界的国际史已经处理了众多跨越国家疆界的议题，跨国史与跨国主义本身并没有道德优越性。 [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行程中的角色》 其次，跨国史研究的发展并不会取代民族国家历史，正如移民史学者艾明如(Mae Ngai) 所指：“历史转向的危险在于过剩和无节制，跨国史不应意味着民族国家历史的终结。”这一判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部分跨国史研究正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历史新的综论（Synthesis）的追求。本德早在80年代便哀叹美国史学研究中接连的“新” 史学及其碎片化带来的史学生源及历史的社会功用的下降。正是出于对国家历史综论的寻求带来了本德对跨国史的关注及推动，这也反映出美国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对跨国视角和主题的关注。由此可见，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之间并无截然的对立，本德和蒂勒尔两人从跨国史视野对美国历史的两部通史性论述正印证了这点。 民族国家历史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第二点理由在于它巨大的社会价值。当代世界仍主要由民族国家组成，这使得历史叙述承担着教育民众和传承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功能。以美国史为例，美国革命史一直是美国国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美国立国的神话是塑造美国价值理念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美国革命史研究中时空维度的拓展并不比传统革命史能提供更大的现时价值。美国近年来族裔 政治的激化及围绕1619项目的争论则进一步赋予了国家历史以政治意义，民族国家历史成为不同政治派别的竞技场，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吉尔· 勒波尔（Jill Lepore）所言：“不书写民族国家历史的危害远胜过民族国家历史本身”。这些都表明，尽管跨国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青睐，但民族国家历史仍有其强大生命力，“跨国史并非城里唯一的把戏”。 最后，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关系应是互相补充。正因为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性，如果跨国史将其完全抛开，那么它必将遭受失去听众的风险，这会对跨国史的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从跨国史的已有研究来看，非国家行为体的历史并非隔绝于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之外，从跨国视野探讨国内历史与域外历史的双向影响也离不开对国内因素的关注，这都是跨国史可以从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中吸取的养分。另一方面，跨国史兴起以来的民族国家历史在研究主题、论述视角方面都应有更新，而非旧式的传统研究。结合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不断增长的研究成果，才能增进对复杂历史的认识，并推动实现史学研究更大的社会价值。 结语 近 30年来，史学界的“ 跨国转向”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史学研究的主题和路径得到极大拓宽，跨国史研究使世界历史自近代以来除战争与和平之外的其他丰富内容得到呈现，跨国因素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复杂塑造也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在此基础上，跨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当前阶段的一系列问题，新的研究亟须对跨国史有更为清晰的定义，跨国史研究的主题也应更为准确而非无所不包，具体研究中需要对国家的作用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跨国的史学合作也是扩大跨国史研究群体，避免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增进跨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学术研究的内部革新之外，现实环境变迁同样会影响跨国史的发展。如果说 20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为跨国转向提供了有利环境，近年来国际政治中本土主义与逆全球化现象的日益凸显则使得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呼吁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实际上，新的国际环境为跨国史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跨国史研究需要对历史上的跨国经历有更深入的检视，摒弃跨国史研究中的道德优越，从历史语境出发，带着对当代世界变迁中的现实关怀去还原跨国史更为丰富的面向。在此基础上，新的跨国史研究才能与民族国家历史之间实现更好的结合，为更多的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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