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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瑜，吉林大学文学院；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2期。 金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及东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金史研究群体中，英语世界对中国古籍文献的掌握稍逊日、韩，在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上也不如俄罗斯学者那样有地利之便。然而，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却在近70年间成果渐多、新论迭出，研究议题更是扩展至文化史、宗教史、思想史、民族史等领域。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是如何起步的?其研究轨迹在这70年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些研究成果对当前中国学界的金史研究有何裨益?目前尚鲜有学者对上述问题予以系统回答。鉴于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对近70年来西方学者用英文刊发的金史论著的研究内容、理论与方法作扼要介绍，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旨在促进国内学人了解英语叙述体系下的金史研究状况，增进学术交流与知识互鉴。一、积微成著：英语世界金史研究的初期探索(1950—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世界金史研究逐渐起步。1949年，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与冯家昇合著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Lancaster Press, 1961)。魏特夫在该书中正式提出“征服王朝论(Dynasties of Conquest)”。但是，该理论对中国辽、金等政权历史的理解与当时的史实严重偏离，将辽等北方民族政权历史置于中国历史之外的思想倾向，与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实际并不符合。但受英语世界自身研究水平和学术交流等因素限制，该理论在当时并未受到过多质疑，成为后来一段时间内英语世界研究辽、金等中国北方民族政权历史的主要理论依据。随后，德裔学者傅海波(Franke Herbert)以魏氏留下的金史研究资料为基础，组织国际学者以完成其未竟的金史研究计划(即“傅海波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在傅海波“计划”带动下，金代历史逐渐引起英语世界关注。总体而言，此时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研究领域集中，研究对象多局限于史料译介和论著整理与参鉴；在研究方法上，语言学方法得到应用，在金代军事史、思想史研究领域，比较研究法被广泛应用，将金与宋、元、高丽等进行综合对比；就研究理论而言，虽有部分学者开始对西方理论在金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其与金史的适用程度提出质疑，但“征服王朝论”仍在研究中居主导地位。首先，此时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论著数量较少。鉴于20世纪50年代后国际形势、通讯技术等因素限制，参与“计划”的学者在研究资料搜取上困难重重。这些学者缺乏旅中经历，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交流更是步履维艰，故而“计划”主要依靠陶晋生、姚道中、陈学霖等中国旅美学者推进，这直接造成了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论著数量较少。通过对这一阶段英语世界各国学者发表的金史研究成果的整理可发现：其一，英语世界金史论著数量随时间推移而缓慢增长，1971年至1986年金史论著仅19篇，然而从1987到1991年仅5年时间，金史研究成果就有33篇；其二，研究群体集中于“计划”参与者；其三，研究内容集中在史料翻译(7篇)、目录整理(21篇)、文学作品解读(6篇)、绘画和戏曲史(18篇)等四方面。可见，20年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论著仅有52篇，研究材料单一，研究领域集中(参见Michael C. McGrath《五代辽宋夏金元研究目录》,先后发表于：Bulletin of Sung and Yüan Studies,No.15,1979,pp.54-78;No.19,1987,pp.98-126。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23,1993,pp.165-172。Robert W. Foster, “A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anguage Sources, 1987-1990, on the Five Dynasties, Sung, Liao, Chin and Yua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22,1990,pp.125-145),此外，受资料限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论著评述和史料译介等方面。二战后，中、日学界金史研究进展较快，成果颇丰，故而引起英语学界关注，例如：Franke Herbert, “Review of Kinshi kenkyū I, Kindai Joshin shakai no kenkyū by Mikami Tsugio ”(T'oung Pao,Vol.59,1973,pp.311-314),Dardess Joh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By Hok-lam Cha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5,No.5,1986,pp.1051-1052)。深入研究需以充分掌握资料为基础。尽管此前魏特夫等对金代史料已进行了部分翻译，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难以满足后续研究需要。因此，1975年至1989年，学者先后翻译《三朝北盟会编》《金史》《揽辔录》中的部分内容，例如：Franke Herbert, “Chinese Texts on the Jurchen: a Translation of the Jurchen Monograph in the San-ch'ao Pei-meng Hui-pien”(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No.9,1975,pp.119-186);Franke Herbert, “Chinese Texts on the Jurchen II: A Translation of Chapter One of the Jinshi”(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No.12,1978,p.413);James M. Hargett,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1989)。然而，英文史料增多并未促使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走向深入。一方面，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导致的译文偏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史料译介多为金史研究以外的领域服务。因此，此时英文史料数量与种类的增加难以激励后续金史研究。其次，研究方法上，学者的语言优势和语言学知识，对自身金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1973年，傅海波借助英语世界自身较成熟的语言学方法，指出三上次男《金史研究》中部分女真词意(如蒲里衍、合扎等)推演存在错漏(Franke Herbert, “Review of Kinshi Kenkyū 3, Kindai seiji shakai no kenkyū by Mikami Tsugio”,T'oung Pao,Vol.60,1974,pp.182-186)。1959年，罗杰斯凭借其在中、朝语言方面的优势，重点关注高丽在军事独裁、王权旁落时期与金的关系，指出高丽内部皇位交接与权力博弈利用了金朝的宗主地位(Rogers Michael C,“Studies in Korean History”,T'oung Pao,Vol.47,1959,pp.30-62)。此外，在军事史、思想史等领域，比较研究法得到广泛应用。康奈尔大学唐宋军事史研究学者彼得森对宋金元时期的军事与交聘政策对比研究后指出：金元交替时期，南宋对金政策的持续消极与敌对，以及对蒙古的谨慎与利用，占据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主流(Charles A. Peterson, “Conference on Multi-State Relations in East Asia, 10th-13th Centuries”,Bulletin of Sung and Yüan Studies,No.14,1978,pp.83-89)。1987年，哈佛大学唐宋思想史研究学者包弼徳对比宋金文学兴衰与士人动向，指出金代科举考试除选官用途之外，还具有与南宋情况相似的文化激励与强化国家认同功能(Bol Peter K.,“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7, No.2,1987,pp.461-538)。这种对比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学者自身研究领域的补充拓展，另一方面也更易凸显金代历史的特性。最后，理论运用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后，部分学者开始对“征服王朝论”在金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其与金史的适用程度提出质疑。然而，由于研究尚欠深入，加之学术交流受阻，学者的质疑只限于哲学思辨而非科学实证，其中有些学者的质疑与史实相去甚远。因此，学界未能提出新理论，“征服王朝论”仍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如1977年，“新清史”学者邓如萍(Ruth Dunnell)发表“Review of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by Jing-shen Tao”(Sung Studies Newsletter,No.13,1977,pp.77-81),驳斥陶晋生以“汉化(Sicinization)”为视角研究金史的合理性，对“汉化”在女真崛起中的作用表示怀疑。这种质疑及对非汉族人群的“特殊关注”,表面上是对以往视角的反思，实际却割裂中华各民族间的血脉联系，否定中华各民族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共同努力，忽略中国各民族自然凝聚的历史发展规律。由此可见，缺少实证支持的理论预设极易产生偏颇，难以获得学界共识。然而，即便存在质疑，延续此前魏特夫等辽史研究思路的学者，仍用“征服王朝论”指导其金史研究。1974年，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史学：涵化过程中的史学角色》指出：元朝统治从草原传统向中原儒家传统转变完成的标志是组织“官修三史”。文中强调元修史成员间的民族属性对修史的影响，同时强调了“汉化”对金元政权发展的决定性作用(Franke Herber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Under Mongol Rule: The Role Of History in Acculturation”,Mongolian Studies,Vol.1,1974,pp.15-26)。随后，傅海波依据宋使行程录指出，宋与辽、金、高丽间是具有现代国际意义的平等“外交”关系，文中强调金代“汉化”程度加深对其获得丰厚交聘利益的重要性(Franke Herbert, “Sung Embassie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pp.116-148)。“征服王朝论”在英语世界金史研究中影响颇大，但这并非意味着其具有科学性。毕竟，该理论是在魏特夫对中国历史实际缺乏了解，对辽金等历史未予科学、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这一理论并不具备科学理论的属性，与史实也相去甚远，而其少有质疑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当时的英语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深入了解，造成理论革新无的放矢；其二，学术交流欠缺使研究资料、参考论著过于单一，限制了研究的系统化与深入化。总体说来，20世纪50至90年代英语世界金史研究多集中于史料翻译、论著整理、评述及金代文学、思想等方面，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受国际局势和学术交流等条件限制，这40余年间，魏特夫、傅海波等拥有汉学背景的学者成为这一时期英语世界金史研究领军人物。他们充分发挥语言学优势，并充分利用比较研究法探索金代历史。理论运用上，这一时期金史研究深受“征服王朝论”影响。尽管个别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尚未形成全新的理论体系。因此，此时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二、革新突破：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走向深入(1992—2021) 20世纪90年代，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走向突破。首先，随着苏联解体，国际关系缓和，加之通讯技术革新，部分金代文献、考古资料及苏俄学界成果随之传入，由此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资料日渐丰富，促使成果增多，研究领域拓宽。其次，随着国际化局势加深，“多元文化诉求”成为学界共识，部分学者对西方经验、理论与中国历史的贴合度提出明确质疑。“征服王朝论”被摒弃，学者开始探索新理论、新视角。最后，此时金史研究受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较大。首先，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促使金史研究资料日益丰富，多语种、多类型的金史研究资料进入英语世界。1994年，傅海波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主编的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剑桥中国史》第六卷)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设9章，分别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对辽、西夏、金、元的历史予以叙述。书中运用丰富的中、外研究资料，并对当时国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点评。然而，一方面限于剑桥中国史系列叙述式的写作方式和合著式的编纂传统，另一方面由于该书的受众群体为并不熟谙中国历史的西方人群，使该书编撰体例为以政治史为线索的各朝代编年史，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2011年，韦登(Welden John Seth)The socio-political impact on Chinese medical thought during the Song-Jin-Yuan transition (c.1100-1300 AD)(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2011)勾稽金代医学文献后指出，宋金时期儒医留下的医学文献特征有三：其一，儒、医思想互渗；其二，社会与政治因素影响医学文献生成；其三，文本存在的思想分歧是不同时期社会与政治危机的间接反映。同年，唐宋社会史、城市史学者约翰逊据考古遗存、辽金壁画和文集记载，对辽金女性进行研究，指出辽金时期的女性具有草原能动性与汉族道德性双重品质，辽金上层女性的族群属性对其吸收别族文化并未产生决定影响(Linda Cooke Johnson, Women of the Conquest Dynastie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Liao and Jin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2013年，宋史研究学者李瑞以北宋遗臣碑志、文集与南宋使节行程录为研究资料，认为南宋使节行程录内容来源于北宋时期有关开封的历史记录，使节主观记忆超越了对现实观察的实际感知，因此，集体记忆生成的文本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了断裂。通过多种文献类型的共同佐证，作者指出正史传递的历史讯息与文集和碑刻等记载存在差异(Levine Ari Daniel, “Welcome to the Occupation: Collective Memory, Displaced Nostalgia, and Dislocated Knowledge in Southern Song Ambassadors' Travel Records of Jin-dynasty Kaifeng”,T'oung Pao,Vol.99,2013,pp.379-444)。2015年，蒙古史、内亚史研究学者艾骛德通过比较蒙古、波斯、中文史料中对蒙古征服金朝的记载，发现此前“元强金弱”的既往观点失实(Christopher P Atwood, “Pu'a's Boast and Doqolqu's Death: Historiography of a Hidden Scandal in the Mongol Conquest of the Ji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45,2015,pp.239-278)。总之，多元研究资料的介入，既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也利于还原更多的历史信息，便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在丰富资料的刺激下，英语世界金史研究成果增多，领域渐宽。1995年，田浩(Tillman Hoyt Cleveland)和奚如谷主编的《女真统治下的中国：金代思想与文化史》经纽约州立大学出版，该书摘选1983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召开的“女真文化研讨会”上讨论的10篇论文，分别从政治制度、宗教思想、文学艺术三个专题对金代历史的不同侧面展开研究。尽管该书未对金代历史进行系统、深入探索，但编者田浩在书中指出的“充分肯定金代制度建设与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应对金代制度与文化贡献予以重新认识”等观点，激励了后续金史研究。此后20余年间，英语世界在金代文化、社会、民族、研究评述等诸多领域均取得卓越成绩。有学者曾对1992至2003年间五代辽宋西夏金元史研究的相关论著加以整理，从中可见，仅1992至2003年，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论著数量即增至118篇，研究领域涵盖金代社会史(53篇)、金代文化史(35篇)、民族史(19篇)、目录索引与书评(11篇)等诸多领域(参见Michael C. McGrath发表的论文，分别载于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25,1995,pp.303-318;No.27,1997,pp.169-187;No.39,2009,pp.173-216)。其次，对以往指导金史研究的西方理论予以反思。受国际史学思潮影响，此时部分学者对西方经验、理论与中国历史的适用度提出明确质疑。1993年，黄宗智(Philip C. Huang)提出应摒弃西方理论与观念，立足历史实际研究中国史(《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该观点迅速从明清经济史领域扩展到金史研究领域。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已被英语世界所认知。因此，打破单一理论束缚，“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开展金史研究”成为该阶段英语世界金史研究的首要前提。1949年，魏特夫等提出“征服王朝论”,一方面着重突出“胡汉对立”,过分简化宋金时期的历史进程，族群接触的复杂性、文化互动的漫长性被有意忽视。另一方面，过度强调辽金政权的历史特殊性，忽略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与整体性。辽金等北方民族在沿袭此前中国诸政权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民族特性与历史实际，创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制度与文化，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和变革。“征服王朝论”过分强调辽金历史地位上的“变异”,忽略了其制度文化中的“延续”。因此，随着英语世界对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征服王朝论”及其中隐含的“胡汉二元对立”论屡遭质疑。同时，“番汉同质”说渐趋成风。1998年，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学者万志英认为：尽管目前学界多将金朝视为多族共生的社会共同体，但仍未脱离“番—汉”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Richard Von Glahn, “Review of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by H C Tillman”,T'oung Pao,Vol.84, 1998,pp.188-191)。同年，戴仁柱(Richard L. Davis)指出：“多元互动”更适用于金代史实(Richard L. Davis,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Jurchens and The Chin Dynasty by Herbert Franke and Hok-Lam Ch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8, No.3,1998,pp.487-488)。2011年，施耐德指出，从“番汉同质，多族互动”的视角观察金史即可发现，世宗之前的诸位君主在确立中央权威，削弱部落力量方面的施政原则一脉相承，与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君主集权措施亦无二质。批判“征服王朝论”忽视金朝“兼统番汉”的历史事实，“汉化”视角忽略女真与汉在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互动(Julia Schneider, “The Jin Revisited: New Assessment of Jurchen Emperors”,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41,2011,pp.343-404)。总之，随着金史研究的深入，立足历史实际成为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时英语世界普遍推崇“多元互动”,摒弃“二元对立”,但这一探索却仅限于理论思辨，仍缺少实证研究。特别是在观察民族交融问题时，多从政治实用主义角度切入，造成其最终结论与史实间的偏误。例如：2014年，从事中国民族史、民俗史研究的杰西研究辽金元时期的渤海族演变史后指出：因政治权力丧失和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渤海族选择了主动融入周围民族，其族群属性在元代最终消失(Jesse D. Sloane, “Mapping a Stateless Nation: 'Bohai’ Identity in the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44,2014,pp.365-403)。审视杰氏的研究可发现，尽管渤海的民族演变历程被重新梳理与考察，然而其中观点仍待商榷。其一，杰氏将渤海族群演变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功利目的和政治实用主义，但实际上，渤海族是在与汉、契丹、女真等民族长期接触与相互影响中，逐步融入其他民族。政治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无法真正推动民族融合，更不会造成民族属性彻底消失，民族文化向心力才是走向融合的根本动因。其二，渤海族在与其他民族长期接触中，自身族群与文化属性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后一直存留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中。因此，尽管此时英语世界新论频出，但仍乏实证检验。最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支配此时的金史研究。所谓社会史研究理论，主张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进而实现对问题和现象的解构。2012年，从事中国绘画理论研究的卜苏珊(Susan Bush)The Chinese Literati on Painting:Su Shih (1037-1101) to Tung Ch'i-ch'ang (1555-1636)(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从产生绘画理论的历史背景与逻辑脉络出发，提出金代绘画是精英阶层的艺术形式，继承了北宋苏轼的绘画风格并体现出较明显的“文士(Scholar)”特征。2021年，从事宋元社会史研究的韩明士(Robert Hymes)研究金代儒医李杲文集的生成背景及其病人网络后认为，李杲对这场瘟疫的记载拥有广泛、真实的消息来源。与之相比，“出仕蒙元”的道德谴责使本应对这场瘟疫有更多记载的刘祁却对此“避而不谈”,由此造成了二者对同一场瘟疫记载存在差异(Robert Hymes, “A Tale of Two Sieges: Liu Qi, Li Gao, and Epidemics in the Jin-Yuan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50,2021,pp.295-363)。近年来，英语世界在研究金代文人及文献时，多采用欧美新兴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摒弃了传统学界将文学史、思想史和社会史分裂开来的做法，综汇学术史和社会史于一体，将文本书写内容、作者生平及产生作品的社会情境相结合，这种方法可更多地还原文献传递的历史信息，对研究金代历史不无裨益。总之，社会史的研究理念，不仅克服了以往研究过程中方法单一的弊端，而且突显了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史研究注重概念预设、强调长时段观察。2012年，苏费翔和田浩对金代“道学”和“政治文化”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国家权力”和“文化思想”之间的互动，探究朱熹的思想在南北方不同的存续路径(Soffel Christian and Tillman Hoyt Cleveland, Cultur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Exploring Issues with the“Zhongyong”and the“Daotong”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Franz Steiner Verlag, 2012)。书中对以朱熹为首的思想派别做了清晰界定，为朱熹学派思想的梳理研究创造前提。2014年，荷兰道教研究者马颂仁(Marsone Pierre)和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volume 2): Song-Liao-Jin-Yuan (960-1368 AD)(Brill, 2014)将宗教定义为“形塑价值观的实践”。由此出发，打破单一朝代时间束缚，对金元时期的太一教、大道教、全真教的历史发展和教义进行梳理，指出在民间力量推动下，道教在金代昌盛并在元代取得重要发展，并对金元时期的基层社会控制和民风教化发挥重要作用。2018年，劳格文“Religion and Thought in the Song, Jin, and Yuan (960-1368)” (Paradigm Shifts in Early and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Brill, 2018,pp.119-194)再次对宋元时期的佛、道发展进行梳理后指出，时至宋金时期，宗教从精英走向世俗，“宗教不下庶人”的情况被打破。师承欧美道教研究巨擘施舟人的马颂仁等成为西方金代道教研究的主体。他们在道藏文献整理和明确概念预设的基础上，采用长时段的观察方法，将道教研究与地方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力求考察宗教在宋元的发展脉络和社会影响。这种研究思路与方法，是社会史广泛影响金史研究的结果。总之，1992年后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逐渐深入，研究资料的多元，成果数量日增，研究领域扩展，国际化趋势和整体史学思潮的变化等诸多因素涌现，促使金史研究领域对此前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与研究范式予以反思和革新，打破传统、立足中国历史实际也成为此后研究的主要特点。但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英语世界不得不扬长避短，采用其已成熟的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指导金史研究，由此不仅使相关研究重叙述而轻考据，也造成了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等领域，对金代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此外，从研究群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金史研究者多涉猎东亚史、蒙元史、宋史、明史等领域，对金史的研究只是偶有涉及。故而此时的金史研究依然扮演着其他领域的附庸角色，尚未形成独立研究领域。随着国际化趋势加深，国际学术交流深入，加之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革新，促使近70年来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日渐繁荣。概言之，总体特点有五：其一，研究对象由史料译介、论著整理与评述，转向金代文学、思想、宗教风俗等领域；其二，与国内和日韩学者多重文献考据不同，英语世界学者多采取“问题—情境”的社会史研究模式，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时空进行叙述与研究；其三，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与方法介入金史研究；其四，论著议题和理论、方法的转变，反映出英语世界对金史的认识逐渐摆脱“征服王朝论”等单一理论的束缚，转向基于历史实际观察金代历史的研究倾向。其五，国际关系的变化对近70年来金史研究的理论运用、资料获取甚至结论生成均产生影响。可见，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特色，特别是其研究理论、方法乃至整体研究趋势的变化都为当前国内的金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尤其当引入西方概念和研究思想史时，概念预设至关重要。为便于理解，在历史研究中往往需要引入甚至创造一些概念，以作指导研究之用，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与史实间的偏差，而研究者的任务则是将选择的概念“尽可能降低其歪曲的程度，扩大其解释的力量”(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p.3)。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引入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等概念可以辅助金史研究，但这些概念的提出是以西方的文化学术环境和研究逻辑为前提的。因此在使用时，须对相应概念与金代历史的适用程度予以谨慎考量。此外，在研究思想史时，国内学者对思想流派多采取如佛教、道教、理学等大而化之的界定方式。然而，看似明确的概念界定，却忽略了其内部包含思想分支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而采取此种定义方式的目的也是出于简化论述过程的需要。在论述过程中出现共同使用却含义模糊的标签，尽管表面上会使论述范围相对简化，却模糊了标签本身与其所指称实际概念间的差异。实际上，审慎对待概念设定，不仅有利于合理把握研究维度，同时也会避免由概念界定不当带来的意义偏差。田浩为此提供了一个较好范例，在研究宋、金、元时期的思想流派时，采用在宋元时期被广泛应用的“道学”来指称以朱熹为首的思想流派，以区别于现今通用的“理学”“新儒学”等概念。在这里“道学”更准确地界定了一个“松散的以改革为导向的政治团体，演变为日益狭隘的具有排他性、规范性”的思想学派(Soffel Christian and Tillman Hoyt Cleveland, Cultur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Exploring Issues with the“Zhongyong”and the“Daotong”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p.3)。如此界定，既能保证对朱熹学派研究的完整性，同时亦不会忽略与其他思想流派间的联系与差异。总而言之，在研究前，有必要对所研究对象进行基于历史实际的明晰界定，如此方可避免由概念预设不当而导致的研究偏差。英语世界在研究金代社会史、宗教史时，多采用长时段、跨朝代的时间断限方法，如Pierre Marsone和John Lagerwey的著作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volume 2): Song-Liao-Jin-Yuan (960-1368AD)(Brill, 2014,pp.131-159)在研究金代道教时将时间跨度延续至元、明时期，延此路径，道教在金元时期的发展特点和长期影响方被发现。此外，田海(Ter Haar B)“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Song-Liao-Jin-Yuan (960-1368AD)”(Song-Yuan Studies,No.46,2016,p.276)也质疑以朝代为宗教史研究分期标准的做法。英语世界在研究中打破单一朝代时间界限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所用史料多集中在笔记文集、地方史志、墓志碑刻等不以单一朝代为时间框架的文献当中，因此，基于此类史料而成的研究成果，更易摆脱朝代统治与政权兴亡的时间界限。其二，由于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基层社会生活、宗族组织、宗教思想等领域，而国家层面的朝代更替往往与基层社会和文化变迁并不具有一致性，因此突破单一朝代的时间界限更易把握社会与文化诸层面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脉络。其三，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总之，现阶段英语世界对金史的研究之所以采取跨朝代的观察视角，除了西方社会史的研究传统与方法论要求外，一方面受制于史料形态，另一方面则是由研究对象自身特点所决定。反观国内金史学界，则不宜将“断代为史”的断限方法彻底摒弃。就研究对象而言，金代政治史依然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对政权结构、制度建构和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也均以金政权的兴亡为时间断限。因此，在开展金代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时，“断代为史”的时间界定依然适宜。同时也无碍于对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中一些短时段课题的研究。然而，当涉及催生政治因革、诱发经济盛衰、促进社会演进、影响民族发展等深层次原因及发展脉络的相关议题时，长时段、跨朝代的观察视角仍必不可少。随着英语世界金史研究的日渐深入，学者所采用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也在不断转换，由最初的“征服王朝论”到对“汉化”视角的反思与批判，再发展到如今的“多族互动”。然而，催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非仅仅是基于对金史钻研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积累，更多是受英语世界整体史学思潮变化的影响。早在1949年，受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论影响的魏特夫，借用文化人类学中的“涵化”概念，提出了“征服王朝论”。这一思潮在英语世界辽金史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而此前“南北对立”在其后一段时间被英语世界“改造”成了“胡汉对立”,受此思潮影响，英语世界对金史的观察大致分为两派：或如傅海波提倡的“女真汉化”观，或如邓茹萍认为的“金代胡化”说。虽然上述两派的着眼点均是对女真崛起与金代发展根本动因的探讨，但二者在观察金代历史时均走向了两个极端。20世纪末，黄宗智提出摒弃西方理论观念，立足中国历史实际的主张。受其影响，此时英语世界学者多提倡打破来自异质文明理论与经验的束缚，立足中国历史实际，开展金史研究。戴仁柱、万志英等随即提出“多元互动”更符合金代历史实际。总之，回顾近70年来英语世界金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知，学者的研究理论与视角的转变，多是史学思潮推动下的理论质疑而非基于科学的实证研究，且有的观点甚至与中国历史史实偏离甚远。事实上，西方的史学理论只是解读金史的辅助工具。金史研究独立地位的确立，终需摆脱西方史学理论束缚，并逐步建立自身的理论话语权。因此，来自英语世界的史学理论乃至研究趋向本身，是否适用于国内的金史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思辨，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应采取批判审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远非某个单一的西方理论可以涵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立足于中国实际，将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与宏观层面的历史认识相结合。如此，既可避免对外来理论牵强附会导致削足适履；同时也能避免金史研究陷入碎片化危机。随着新材料涌现，各学科不断发展，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也随之变化。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对历史解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需要对前人已有的理论与研究成果保持持续反思的态度，同时还需要有不断追求理论革新的自觉意识。尽管近70年来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蔚然兴起，但论著尚鲜见系统整理与译介，同时国内金史论著中亦少有英文成果的注脚。换言之，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对目前国内金史学界影响尚小。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其一，英语世界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学界影响。近年来唐宋变革、宋元转型等思潮使学者多关注与金同期的南宋，金史研究相对黯淡。其二，英语世界从事金史研究的多数学者汉语水平和汉学基础尚浅，这不仅易造成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也会阻碍英语世界金史研究走向深入，使多数英文论著只是对金史问题的宏观描述，而缺少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剖析。其三，目前英语世界尚无专治金史的学者，多数金史论著只是个别学者自身研究旨趣的外延。这直接导致了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议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其四，良性学术沟通的缺失，造成对于金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多“质疑”而少“回应”。长此以往，一方面阻碍了问题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也很难形成学术思潮的兴起与演进。因此，就学术地位而言，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影响远逊日、韩、俄。即便如此，英语世界的金史研究对国内学界仍有裨益，除却研究结论本身，其成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严谨的学术规范和严密的理论思辨颇可为鉴。总之，在面对英语世界研究成果时，一方面应加深了解，增进交流，促进学术互鉴；另一方面，仍需立足于金代历史实际，采取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开发新议题，探索新理论，将金代历史视为多重因素互动、具有整合功能的动态系统，并对这段历史进行适宜时段的考索，如此方能在未来金史的研究中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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