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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1中国云城数字经济峰会暨全球招商大会上的发言（2021.7.16.浙江余姚）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孔丹理事长和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个交流，我简要汇报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对于数字化智能化创新中新基建升级发展的基本认识。这个题目的内容应该讲比较丰富，我简单勾画一下。另外，在发言结束之前，也想就中国云城来谈一点儿自己的感想。首先，要勾画一下怎么认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这是在全球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中，得到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来的发展前沿趋势。一些大家越来越看重的概念，从大数据到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到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都不断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科技金融、数字化财税管理与政府管理、政府治理等等，都成为各个领域里的重大概念，甚至是核心的概念。数字化的生存与发展，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正表现在我们面前。结合着这个数字化时代，我们可以反思，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很多可肯定的前人对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毁灭，企业家们推崇颠覆性创新，这些是一个认识视角上、关于一个核心概念的不同侧面的表述。我们所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的解说，是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由它从根本上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而供给侧是由各种要素结合组成的这样一个供给体系，由于供给侧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划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供给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是一个所谓“阶跃量化”的上升曲线。到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由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变革，是要“上台阶”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间又要上一个大台阶。在具体分析上还可以展开做很多的比较。那么在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来看，我们的发展中间，中央所强调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而新经济是创新的代表性事项，而且我们在注重技术视角上作为追赶者“后发优势”的同时，确实也要特别警惕在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视角上可能出现的制约创新的后发劣势。刚才赵艾会长的发言我非常认同，他特别强调制度创新要引领我们整个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潮流。在实际生活中，科技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在中国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一系列的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就是在追赶过程中借助了科技意义上的很多后发优势，在迅速缩小和引领新经济潮流的硅谷的差距。但我们在“后发劣势”方面，也要有足够的警惕，所谓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中，还存在种种的未定之数，我们要注重领导人所说的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唯改革创新者胜。在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领导人已经接过了学者的话语来运用它，这里面不仅要有科技，还要有有效制度供给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这方面的引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特别推崇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在发展新经济，创造新动能过程中，要守正出奇。中央文件现在所说到的“守正创新”，我们理解首先是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正，就是要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它的创新，还要有市场决定论必须加上的政府作用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合在一起的创新，就是为在中国特色之下支撑我们的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在实际生活中间，一定要深刻领会：从“三步走”到现在“新的两步走”，地方政府层面各种表述的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追求一个超常规发展战略的贯彻。中国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自己现代化的问题，在新技术、新经济大潮中间，必须抓住机遇追求超常规的发展。那么这样一个大趋势之下，我们在追赶过程中，在亮点纷呈的同时，也注意到有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已有民营企业在“烧钱”过程中脱颖而出，以他们为主形成的一些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居于领军地位的头部企业，现在也面临新的问题：怎样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中贯彻好新近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也形成了新的考验。我理解，这是在坚持创新发展大方向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规范化升级发展的问题。所谓反垄断，我们在学理上的认识是说，不能把它理想化到“完全竞争”，现实社会中不仅中国不可能完全竞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竞争，这种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在美国都是高度一致的——流量为王，形成头部企业以后，就那么几家。对这种直观的寡头垄断怎么样让它兴利而除弊，其实是中美发展市场经济中间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些头部企业他们在具有经济价值的旁边，也有一系列的社会价值，比如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出小贷、普惠金融，发展出全国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都可能由此而使那边的低端劳动者进入创业创新过程，等等。但同时现在又有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监管套利等等这种问题。对这种问题，如果说到“资本”这个方面，我认为还是应该给资本正名：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是个中性词，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混合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中的资本，这一个个资本，本身并不是恶，关键就是资本的无序问题。比如管理部门通过调研，认为“二选一”是无序状态，那么就必须校正它。但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相关的一系列的建设事项（包括中国云城这样的大手笔的建设项目），按照创新发展的大方向，继续超常规发展。 在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央又特别强调了新基建概念，历次的文件可汇成个一览表，推进到有关部门指导之下，至少有七大细分领域的新基建，明确了它具体的建设内容。从5G到特高压（这是中国电力能源行业冲在世界前沿的创新，它要数字化），还有我们必须发展的城际高速铁路、城轨构成的轨道交通网（交通行业也必须在数字化的轨道上更好地升级发展），还有以后越来越普遍应用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要形成网状系统（覆盖在我们所有交通设施网状系统之内），还有必然要发展的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以及现在大家知道5G首先看重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产业）互联网。这些落到实际生活中，我愿意强调，有关新基建的这样一些我们认为可成立的基本认识，与数字经济发展中作为其基础设施相关联的新基建概念，是当下我们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冲击之下解燃眉之急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同时，它也是从长远来看，注重打造新经济而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达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再对接“新的两步走”必须从中长期来掌握的一个作为基本支撑的重要因素。客观地说，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而且它也必然和老基建相得益彰。比如新基建表现为这些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在我们这个中国云城，它会表现为首先有不动产这种建筑物，然后硬件配上软件这样一套设施），必然要和架桥修路、旁边所有相关的公用设施、绿化带、人气上来以后的商业网点、医院学校、住宅区，乃至其他所有要配套的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形成配套，一样都不能少，从而形成一种新基建和老基建相得益彰、配套共进的综合开发。余姚的中国云城，我认为就是综合开发的一个典型案例。新基建大有作为的空间，紧密结合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现在还都是走在半途，工业化从中期、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我们要把中国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推升到以追赶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我们的城镇化，要从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多一点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往上调，我认为实际水平也就在50%左右）来认识，14亿中国人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未来的几十年内又要有几亿人继续从农村进入城市，而且要让他们尽快取得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一视同仁待遇。这个过程中，不断地释放需求，而在双循环中以本土内循环为主体又加上全球的有效供给回应、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性会表现为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轮一轮的中心区扩大和新区开发，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要不断由供需互动的循环加上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完成中国和平崛起。这种客观的条件，在全球应该讲，几乎就是独一份，与一般的经济体比较决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以“巨国模型”来考量（美欧日都不可按这个模型跟中国一起讨论）。中国的现在的人口规模，唯一可以相比的是印度，印度虽在逐渐接近中国人口总规模，但是它整个的支撑条件，跟中国的差距可能是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抓住当下机遇，推进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着改革的攻坚、机制创新，要和“制度基建”一体化。在新基建中间，我也愿意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PPP和连片开发、政企合作概念下的创新中，充分掌握这个用武之地。对于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要特别注意加以引导，更多发挥所谓正的外部性和辐射作用；而地方政府，必须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追求超常规的守正出奇，要在辖区供给侧改革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在特色小镇建设、连片开发大手笔的项目中，政企合作等等，有希望以中国云城为其中的重要案例之一，更多地表现为异彩纷呈。我觉得这几年浙江在所谓特色小镇建设这方面，确实有它非常值得肯定之处。客观地讲，过去对政企合作来做连片开发，是中西部地方上首先加以重视，因为直接的压力是中西部的政府财力不够，而江浙一带、珠三角一带，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一开始并没有太看重这种政企合作，但后来浙江的决策层敏锐意识到特色小镇在浙江大有可为，于是这些年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中国云城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认识基础之上，愿意再强调一下，这个新基建概念结合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前面说到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在科技这个新经济日新月异发展的压力和倒逼之下，在中国攻坚克难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要进一步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潜力空间。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潜力空间在中国云城上的表现，我觉得值得我们进一步追踪和进一步的总结，举一反三。实际生活中，我认为当下对一些数字经济公司、平台企业的整改安排，是旨在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创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纠正偏差。纠偏罚款等等措施，绝不应该理解为否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包括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概念下的联合发展）他们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潮中发挥自身的相对优势，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追求超常规地发挥出潜力和作用。这种创新发展，企业方面他们的主体作用的发挥，我认为应该认识为一项国策，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潜力活力的发挥，我们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自坏长城。对民营企业新经济平台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判断，就是所谓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的民营企业，应该也必然要积极地参与在新基建之中。我在浙江的一些地方（比如温州）调研的时候，当地的领导切身感受是说，全国讲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在我们这儿其实是五个九，“99999”，对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我们怎么顺应着来调动一切潜力、打开这个巨大潜力空间？确实是必须结合着新经济，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以实质性改革为统领来掌握好。在结束之前，我还想再谈一下参加这个会议的初步感想。参加今天的活动，一个是想谈一下云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另外，也想谈一下中国云城项目可以提供的、可初步总结的重要启示。在背景和意义上，我想说四句话：第一句话，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我们云城项目建设的一个基本背景。第二，在国际竞争背景之下，对“第一生产力”高地的攀登，这是叠加上去的第二个背景——中国人必须有志气、有能力追赶硅谷打开的这个数字经济大潮，努力去攀登这里面首先出现的一些高地，最后的发展，当然我们希望是争取在中国现代化梦想成真的时候，至少要和走在前列的国家站在一个平台上。那么第三句话，中国超常规发展战略在地方竞争、守正创新中的你追我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也是经济学界已有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有人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应该得到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太赞成用这种煽情的语言，研究不能说为了什么奖，但这只是个比喻而已），命题是针对着中国特色之下，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直观地看，这几十年来非常清晰，有学者总结为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这样一种动力驱动，引导得好就是创新，应结合着指标体系科学化来让它持久，让它能更好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领导人讲不以GDP论英雄，那么就必须要求把GDP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比如“两山”理论必须指标化，以及民生与整个发展综合绩效考评上必须有的指标）合在一起而继续引导政绩。这种政绩方面的竞争，我观察在中国仍然是地方政府层面不可否定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动力源。在中国云城的政企合作中间，它又有了很好的表现。第四句话，中央关于地方和基层“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的指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觉得中央“问题导向”之下，非常清晰有所指的，是要克服我们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一些拖累。另外，中国云城项目的重要启示，我初步总结觉得至少有三条。第一，创新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是非常清晰的启示。华晟基金和余姚市政府两方“联袂打造”，这是一个在“否定之否定”认识过程中间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认识可以上升到战略思维层面。我们在改革中间曾经经历了要让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划清边界，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说的是把边界划清以后，政府干政府的，企业做企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政府和企业可以在积极互动情况下自愿形成契约，来做连片开发，联袂打造中国云城这样一种大手笔项目，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去分析认识。第二句话，另一重要启示，我认为是“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立高望远、务实出奇。这在中国云城项目上，体现为从云产业切入而建设中国云城，是在中国已有的云概念之下，我们走在最前沿，而以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就是应该有这种创新中间既立高望远、又务实奋斗而追求“出奇”的雄心壮志，把它落地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空间实验室，努力打造区域性云总部基地、长三角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和浙江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第三句话，是高科技在产城融合、产融结合中的超常规落地发展，可以形成一种“取势明道精术”一体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从中国云城的“取势”可看清楚，是紧随全球新技术革命发展大潮，我们必须占领高地；“明道”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决定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要加上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我们要坚定不移在这个创新“第一动力”和中央所说的“核心”概念上，把文章做足；“精术”是说到我们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之下，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些细节，都要追求做到极致。前面林总路演里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相信他这里也还只是点到为止），从取势明道到精术，结合为一体，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所推崇的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在各个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都要追求这种自己一定要经受考验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把它形成后还可以动态优化。这绝对不是沿用过去我们已经习惯的经济学主流所说的跟着中央宏观调控“反周期”走，我们就解决了现代化的问题——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样谈及关于云城项目的背景、意义和重要启示之后，作为结语，我想重提邓小平南巡时的金句——“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大家实际上进一步形成的共识，是提升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美好生活，来自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是在这样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以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体现的基本路线贯彻中，以不懈奋斗来实现战略目标，掌握和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使中国和平崛起。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精辟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根本上决定人类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我们整个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实际生活中就是要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和全球互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当然，这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有继续的奋斗——不奋斗，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中间，给中国的现代化插上数字经济的翅膀！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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