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雪“梅”门 ——毛世来口述《我的艺术生涯》节选 梅兰芳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他在京剧表演艺术方面可称是博大精深的典范，在长期的舞台演出实践中，梅先生创造了独特的“梅派”艺术，而其特点正是从“没有特点”中来体现出来的。先生的嗓音脆、亮、甜、润、宽圆俱备，而最难得的是又甜又亮。“甜而不宽”只是一般的好嗓子，梅先生的嗓音之宽，恰到好处；他的念白抑扬顿挫，句读分明，越是高音，越是甜润。更何况梅先生能文能武，昆乱不当，继王瑶卿先生之后，把京剧旦角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梅先生是我们敬仰的前辈，我亲自聆听他的教益，也是在 “富连成”坐科的时候，这段往事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梅先生与我们“富连成”科班有着很深的交往。早在1908年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曾经搭“喜连成”班演过戏，属于带艺入科的学生。所谓“带艺入科”，就是科班出面，邀请已经有些名声的童伶搭入本班合作演出。所聘的“角儿”除演戏以外，还要在本班内附学。与我们不同的是带艺入科的学员比较自由，吃住随便，不受科班的限制。梅先生在“喜连成”演戏的时间不长，但后来一直与科班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经常来往。 1936年秋天，梅先生由上海来北平“第一舞台”营业演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了躲避日伪叨扰，梅先生举家迁居上海）。那时梅先生刚去苏联访问回国不久，虽然住在上海，但是也时常回北京参加一些演出。我记得梅先生演出之余有时会到“富连成”来看看，学员们练功排戏，他偶尔也会指点一二，梅先生是很关心我们这些“京剧艺术后备军”的成长的。当时，齐如山先生也常到科班来看我们排戏，我们经常能在“广和楼”看到他的身影，一来二去，彼此就很是熟悉了。众所周知，齐先生与梅先生最初是笔墨之交，后来成了挚友。齐先生很喜欢我们，早就想介绍我们几个小旦角跟梅先生学戏。赶上梅先生来演出，齐先生就把这事跟梅先生说了。梅先生很爱惜年轻人，他不但欣然接受了我们，还提出拜师的时候学生不准送礼，连请客也免了。听说可以做梅兰芳的徒弟，我们简直高兴极了，早就盼望着能有这样的机会了。于是由齐先生作介绍人，在绒线胡同齐先生所办的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李世芳、张世孝、刘元彤和我拜梅兰芳先生为师。仪式举行的很简朴，我们给先生磕了头，然后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拜师合影，数十年来我一直珍藏在身边。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先生诚恳谦逊、热情忠厚的为人，想起他对我的谆谆教导。 师父很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培养，为了教授我们学戏，他在演出前排练、吊嗓子的时候经常让我们去观摩。他演出时，我们几个就像梅先生的孩子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到后台观摩学习。师父还在百忙中抽时间教了我们一出《霸王别姬》，因为时间有限，师父不可能天天手把手地教我们。所以，我和李世芳就向朱桂芳（常年陪梅先生二路，善武旦）先生请教，学习《霸王别姬》中的“剑舞”招式。有一次，李世芳实践演出《别姬》，我演《小上坟》。梅先生特意去看我们演出，看戏后又帮助我们分析剧中的人物，讲解表演时应注意的技巧。他常说：“演旦角，一举一动都要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就算是旦角的'哭’，也要哭得漂亮，使人感到美丽动人；如果真的去号啕大哭，就会破坏剧中人的艺术形象，表面上看是符合生活现实了，是激发不出观众的情感共鸣的。”他的这些见解是相当深刻的，当时年幼的我似懂非懂，但是在后来我走南闯北的舞台实践中，我慢慢的领会到了梅先生这些话语的深刻含义。 1938年我出科了，每次去上海演出，我都会到马思南路梅先生府上去看望师父师娘，并借机会求教于他。解放前我很遗憾一直没有机会和先生同台演出，记得解放初，梅先生在上海办义务戏，我也正好在沪演出，在上海的天蟾大舞台我有幸和先生同台献艺。记得那天的剧目是：杨荣环和周信芳、盖叫天二位先生合演《大名府》，我与艾世菊演的是《小放牛》，梅先生大轴《游园惊梦》。还有一次是1955年9月30日，中央机关国庆六周年晚会演出，北京市文化局将一些知名演员请到中南海，为在怀仁堂举行的中央机关国庆晚会演出。我有幸和先生一同受到邀请，晚会的戏码是我的《打焦赞》，杜近芳，叶盛兰演《柳荫记·十八相送》，曹艺斌的《徐策跑城》，杨宝森的《击鼓骂曹》，大轴是梅先生的代表作《贵妃醉酒》，中间还穿插有候宝林的相声《空城计》等小节目。这两次同台演出使我终生难忘，师父的艺术真是传世经典啊。 虽然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每当回忆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他对我的教诲，先生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梅先生不但是我艺术上的良师，更是我做人做事永远学习的楷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