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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我在撰写博士论文《大历诗风》时，曾用“吏隐”一词指称谢朓“既怀欢禄情，复协沧洲趣”（《出新林浦向板桥》）两句所表现出的仕隐矛盾得到调和的满足心态及其对大历诗人的影响。当时因见识肤浅，对“吏隐”一词的由来及其中包含的问题并未深究，便率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日本学者赤井益久先生在书评中充分肯定了这一问题提出的意义，同时也指出我的论述因缺乏历史感而流于表面化的不足。随后他又发表《关于中唐的吏隐》一文，细致地分析了“吏隐”在唐诗中含义的微妙变化[1]。他的研究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吏隐的问题，留心搜集有关资料。近年来唐代诗人在仕隐关系上的态度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一些专题论文，就具体作家的心态与诗歌创作提出了有意义的结论[2]，我想在此基础上对“吏隐”问题作一番综合性的阐述。 
一．有关“隐”之种种名目 “隐”在中国是个很古老的话题，《周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被认为是“隐”的观念的最早表达。《诗·卫风·考槃》一直被解释为对“贤者隐处涧谷之间”的赞美，而“衡门之下，可以栖迟”（《陈风·衡门》）则被视为“隐居自乐”的写照。到晋代皇甫谧撰《高士传》，高士成为仅亚于圣贤一流的人物而备受景仰，“隐”或“隐逸”几乎成了操行高洁的代名词。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直到清代才受到质疑。以《孟子正义》著名的学者焦循撰有《非隐》一文，专论“隐”的悖谬。他说：“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有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在他看来，隐者如被褐怀玉，是怀其才学而不用的意思，不学无识者就像樗散之木，人本弃之，何有于隐？而抱才负学如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则肯定起而济世，不甘于隐。所以他对巢父、许由以降的高尚其事，都认定是“自知其智不能益人家国，故托迹山林以藏其拙。其独行矫世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绾，贻笑天下”。他断言：“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3]为此，他自己虽不出仕，却也不以隐士为标榜，乡居课徒，优游著述，以学者终老。焦循是清代少见的思想敏锐的学者，他的见解固不同于流俗，当然也不是一种普遍观念。实际上“隐”在中国古代，不但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陆方涛《赠菊隐翁序》云：“古之以隐名者，隐于吏，隐于市，隐于渔樵、黄冠缁衣之间。”[4]于是相应有吏隐、市隐、渔隐、樵隐、禅隐之名。但最早出现的也许是“坐隐”，这是晋代王坦之对围棋的称呼，见《世说新语·巧艺》。秦东陵侯邵平以布衣种瓜于长安，后又有汉施延种瓜自给，姚俊常种瓜灌园，后人称之为瓜隐[5]。与瓜隐接近的是农隐，李柏《槲叶集》卷四《樵南花》序中有此一名。渔隐、樵隐最为常见，而且往往与一种在野舆论的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讲史、诗评每冠以渔隐、樵隐之名，诗话中即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林钧《樵隐诗话》。清代李魁春喜种竹画竹，名其斋曰竹隐[6]，乐元淑爱莲而居于莲湖，因称莲隐[7]。宋末陶氏隐于王江泾，艺菊千本，自号菊隐[8]；唐伯虎《菊隐记》称友人医生朱大泾隐于菊，己隐于酒，则明朱大泾亦有菊隐之名。大泾之孙汝圭精于茶事，自号茶隐[9]。唐伯虎则自命为酒隐。无独有偶，清代田霡晚年亦号菊隐，见其自撰墓志。吴玉映“隐于市而以菊自娱”，号菊隐翁[10]。酒隐清代还有何璧堂，嗜酒，数石不醉，遂目为酒隐，见何曰愈《退庵诗话》。市隐指隐于商贾，强望泰《白鹤堂诗文稿序》：“迪庵弃诸生，托迹市隐。”吴县商人亢树滋也将自己的诗文集命名为《市隐书屋诗文稿》。这只是一种美言，实则如毕淑慧所说“市隐钱刀俗”。其他如隐于医称韩隐，黄瑞莲《韩隐庐诗钞》自序称贫无立锥，效韩伯休卖药街头，因以榜其庐[11]。隐于木工称艺隐，清初萧诗以攻木为业，暇则吟咏，钮琇目为艺隐（《国朝诗话》卷一）。躬耕力田称农隐[12]，僧人出家称梵隐或禅隐[13]，爱茶者如阮元曰茶隐，喜奕者如方濬颐又曰奕隐[14]，梨园弟子则称伶隐[15]，善琴者称琴隐[16]。善谱词曲者则称词隐，明代著名曲家吴江沈璟，乡里即称词隐先生[17]。简直什么职业和爱好都可以和“隐”挂钩。连闺秀也要凑热闹，清代诗人王昙妻金云门工画，自称画隐[18]。临川蔡世韶女有《闲居》诗云：“圣朝徵避无遗士，且让蛾眉作隐居。”[19]这可以说是闺隐。毕沅女淑慧作《桃花渔隐曲》云：“吏隐案牍烦，市隐钱刀俗。农隐苦勤劳，禅隐憎寂寞。争似烟波作钓徒，花外千山万山绿。”[20]她对前人的各种隐都不满意，所以独赏烟波钓徒，拟之前文似应称钓隐。最可笑的是陈继儒，虽不做官，宾客交游，车骑阗溢门巷，自号通隐，倒也名副其实。俞兴瑞《翏莫子集》有《杨抡亭色隐图序》，所谓色隐，不过是狎斜的文雅说法，流连烟花场而硬要和“隐”联系起来，不正说明人们对隐的热衷吗？以上种种隐，正如清代陈用光所说，“其曰隐者，廋词也，犹曰吾乐乎是云尔”[21]，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乐趣，与我们要讨论的吏隐有些差别，也不像吏隐那样成为人们兴趣的焦点和热衷的话题。“吏隐”是官人特有的话题，当然也只与士大夫阶层发生关系。“吏隐”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已不能确考。从现有文献看，它在唐初已开始被使用。宋之问《蓝田山庄》有“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之句。大诗人杜甫也热心于使用“吏隐”一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云：“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东津送韦讽录摄阆州从事》云：“闻说江山好，怜君吏隐兼。”《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云：“吏隐适性情，兹焉其窟宅。”之后韩翃有《寄武陵李少府》云：“小县春山口，公孙吏隐时。”姚合有《寄永乐长官殷尧藩》云：“故人为吏隐，高卧簿书间。”刘禹锡有《吏隐亭述》，称“元和十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壖”。宋代以后，吏隐一词便成常语，为官人所津津乐道。文籍浩繁，翻检不易，这里仅就寓目所及略举数例：宋·僧希昼《寄题武当郡守吏隐亭》：“郡亭传吏隐，闲自使君心。”（《瀛奎律髓》卷三十五）王禹偁《游虎丘》：“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小畜集》卷六）姜特立《夏日奉天台祠禄》：“便是赤城真吏隐，不须刘阮更相将。”（《瀛奎律髓》卷六）明·李东阳《西山十首》之二：“十年几度登临约，不尽平生吏隐情。”（《李东阳集·诗前稿》卷十五）黄经宪句：“吏隐湘江乐未涯，绝胜冠盖走京华。”[22]熊文举《移官》：“心期吏隐并郎潜，却喜移官事不兼。”（《雪堂先生集选》卷四）清·何云《观棋示张聚生》：“君从吏隐我逃禅。”（《吾炙集》）康乃心《輓前白水明府钮玉樵》：“念我名山老，思君吏隐余。”（《莘野诗续集》卷二）黄承吉《署后篱垣布满忍冬花时芬馥怡人》：“脱簪堪吏隐，幽绝兴难忘。”（《梦陔堂诗集》卷十二）林寿图《赠董砚樵观察三十韵》：“相期兼吏隐，岂谓傲王侯。”（《黄鹄山人诗初钞》卷十五）孙雄句：“翛然吏隐闭门居，呼牛呼马付太虚。”（《绿天香雪簃诗话》卷二）清代李敬《退庵诗集》卷四《吏隐》云：“吏隐浮名字，身闲道亦闲。伴书斜置枕，容月暂开关。梅柳思今雪，渔樵待昔山。余生同老衲，杖锡几时还？”程鸿诏《有恒心斋诗》卷一亦有《吏隐》云：“自公有暇日，退食无弦簧。閟室苏眠惬，燕寝韦杯长。盈晖引昼景，明炉熹夜光。至乐非少暇，妙理通羲皇。缅彼吏隐心，德音胡能忘。”诗的取意和遣词都庸熟不堪，但大致写出了吏隐生活的基本内容，如酣眠、畅饮、学道、炼药等等。确实，吏隐不纯粹是诗歌的话头，它首先是一种真实生活经验的反映和表达。李阳冰任括州缙云（今属浙江）县令，隐居于樽窪山。作《忘归台铭》云：“叠嶂回抱，中心翠微。隔山见川，沟堘如棋。环溪石林，春迷四时。曲成吏隐，可以忘归。”后人因称此山为吏隐山[23]。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也流露了吏隐的意愿：“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当吏隐成了官人的自觉意识，成了他们刻意追求的生活理想，它就会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使仕宦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刘禹锡贬连州刺史期间，在海阳湖“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其中便有吏隐亭。《海阳十咏》“吏隐亭”一首云：结构得奇势，朱门交碧浔。外来始一望，写尽平生心。日轩漾波影，月砌镂松阴。几度欲归去，回眸情更深。（《全唐诗》卷三五五）这是现知最早的以“吏隐”标名的例子。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和陈德芸《古今人物别名索引》所收有明代李正吏隐公、陈懿典吏隐斋、清文辂吏隐居士、吴玉搢吏隐庵、咎葵吏隐轩诸名。我知道的还有，宋代赵抃任崇安令，官署遍植梅花，花时香闻远近，又尝啸咏武夷山中，结吏隐亭于金鸡洞下[24]。叶仪凤有吏隐堂，撰有《吏隐堂铭》[25]。清代任昌运同年莳塘有吏隐斋，见任著《香杜草》；龚静庵有龙山吏隐盦,见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卷七。章启勋官新乡尉，以吏隐名室[26]，晚清张鸣珂家有吏隐堂……，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绘成图画，属人赋诗，标榜自己超脱于宦劳俗累的心迹，如刘绎《存吾春斋诗钞》卷三《题子良大令吏隐图》所谓“亦吏亦隐处乎中，随身所在两无与”。张鸣珂《寒松阁诗钞》卷二、薛时雨《藤香馆诗删存》卷四也有《题金子久庆恒云闲吏隐图》、《题范月槎观察志熙吏隐图》。不能诗的官人还须请人绘图赋诗，而能诗的官人更直接将诗文集冠以吏隐之名，如明陈懿典集即名《吏隐斋集》（《禁毁书目》），沈聿有《吏隐录》二卷，明季陈尔善有《吏隐堂稿》（王浔《药坡诗话》），清代蒋韶年有《吏隐诗钞》，朱在勤有《吏隐草》一卷，咎葵有《吏隐轩诗存》，赵湘皋有《吏隐小草》，不一而足。这引出了后文将论及的吏隐与诗歌的关系问题。“吏隐”一词，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解释为：“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意思大体不错，但就唐代以后人们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吏隐”的“吏”还有着特定的含义。从思想渊源说，吏隐的意识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隐逸观念。众所周知，隐遁和逃世一直是中国古代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且不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就是仕于王侯的人，也像郭象所说的“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27]。所以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曰：“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不过这隐于朝市的“大隐”却还不能说是吏隐。且看钱起《题秘书王迪城北池亭》诗是怎么说的：“还追大隐迹，寄此凤城阴。”《过王舍人宅》诗又说：“大隐心何远，高风物自疏。”这里被称为“大隐”的人物，是秘书郎和舍人，在唐代都是清要官职，这些能隐于“居大不易”的朝市的人物，自然不是“吏”了。要弄清唐人所谓“吏隐”的含义，首先要对“吏”作点考究。在先秦时代，“官”与“吏”本来没什么区别，吏也可指高官。《左传·成公二年》“王使委于三吏”，杜预注：“三吏，三公也。”《国语·周语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韦昭注：“百吏，百官。”自两汉以后，“吏”的含义正如《汉书》常见的，一般指二千石即诸侯王相、郡守以下的掾曹令史等。而在南北朝时期，据程应镠先生考证，“吏”的地位仅比兵卒略高，而与仆隶为伍。到唐代，虽然研究者一般认为，“吏”应指流外官和杂任[28]，但吏的卑贱地位仍深刻地留在人们印象中。所以品级低而事务冗杂的州府僚佐，即使属于流内九品，人们也常目为吏，所谓“风尘吏”是也[29]。白居易释褐授盩厔尉，自称“府县走丽”（《初授拾遗献书》），两年后除左拾遗，即喜云：“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初授拾遗》）另外，那些具有专门知识，如从“四门学”出来的下层官员，通常也被视为吏。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代。《明三十家诗选》二集卷四下程本立《赠吏隐》诗云：“我志本伊傅，我学非申韩。胡为宦簿书，得非负衣冠？”可见作者印象中的“吏”就是习法令的簿书之吏，与衣冠缙绅不可相提并论。在唐代，像校书郎、正字、拾遗、补阙之类，虽品级不高，但位居清要，绝不被视为吏。盖唐人重朝官，轻外官，同样的品级，郎官远比刺史荣耀，谏官远比州郡僚属荣耀。这种区分在唐、宋时代还是泾渭分明的，故而《水浒传》第22 回有云：“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将官、吏分得很清楚。到元代两者的界限已不严格，于是有“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的说法[30]。明确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吏隐”不光是“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它特指地位不高的小官僚诗人居官如隐的一种处世态度。比如姚合《武功县作三十首》就是吏隐的典型表现，在吏隐主题的开拓上具有重要意义[31]。而像王维、王士禛那样历官郎署、位居八座的诗人，虽一直抱着居官如隐的态度，萧然远世，也终与“吏隐”无缘。李贽称五代时滑头宰相冯道为吏隐，纯是历史的误会。当一些诗人抱着吏隐的宗旨行事，而其身份称吏隐又不太合适时，往往换成别的通融的说法。我们首先来看白居易的例子。白乐天一向将自己的人生位置设定为“中人”[32]，他后半生的生活理想满足于“中隐”，曾作《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諠。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官居正三品，要说吏隐那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套王康琚诗，独创了一个俏皮的说法——中隐。但他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已用诗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吏隐的自画像，他的双重人格和生活作风更以“独善兼善两能全”而成为心态史上的一个范型[33]，因此后世仍将他视为吏隐的代表，一些热衷于吏隐的人也往往借为口实。如范之熙《秋日遣兴》诗云：“匡时愧乏青囊术，吏隐权从白傅居。”[34]苏东坡后半生行事一直仿效白居易，因有“东坡似乐天”之说。官杭州刺史时建中隐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将白居易的偶然戏言正式固定为一个有意味的定名，后来耶律楚材遂有“中隐冷官闲况味，归心无日不山林”（《和抟霄韵代水陆疏文因其韵为十诗》）之句。大约除了别人恭维，无人敢自称大隐，而小隐又做不到，于是官人尤其是相当有地位的官人便多自称中隐，聊别于吏隐。如果干脆丢开隐字，则还有更自由的说法。清初王泽弘序赵吉士《庚辰匝岁杂感诗》，解释赵氏“寄园”的取意说：“寄者，明乎其以吏为隐也。”赵吉士《三秋杂感》第九首也有“我退萧然称隐吏”之句[35]，寄是吏隐的又一种说法。古人一向视生命为宇宙之寄，所谓“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古诗十九首》），吏隐当然是寄中之寄，职是之故，赵吉士的笔记就取名《寄园寄所寄》，意谓对生命的偶然状态的偶然一瞥。吏隐一名既然包含着吏和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容，其结构中就必然存在对立和均衡的张力。法国作家蒙田（Montaigne）曾说：“与隐逸最相反的脾气就是野心。光荣和无为是两种不能同睡一床的东西。”[36]在他看来，隐逸与进取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无法相提并论。这或许是西方传统中的情形，中国的情况绝非如此。中国的仕和隐存在着奇妙的两面性和相互转换的可能，诚如李攀龙《咏古》诗所云：“因知沮溺流，用即社稷臣。”（《沧溟先生集》卷三）具体说就是仕不像仕，隐不像隐，或者说仕的理想不是仕，隐的理想也不是隐，而是仕中有隐，隐中有仕。仕中有隐就是吏隐，隐中有仕则如李二曲《四书反身录》卷六所说： 隐居求志，斯隐不徒隐；行义达道，斯出不徒出。若隐居志不在道，则出必无道可达。纵有建树，不过诡遇，君子不贵也。[37]隐居的目的乃是求志，具体说就是：“脱迹纷嚣，潜心道德经济；万物一体，念切世道生民。此方是隐居求志。苟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负，悠游林壑以遣日，无体无用，于世道无所关系，以此为隐，隐可知矣。”这种隐居求志，求的不是自适或自足的志，而是有朝一日要“行义达道”、见诸实事的志，也就是诸葛亮式的志——“当其隐居之日，志未尝不在天下国家，经世事宜，咸体究有素，故一出而拨乱返治，如运诸掌”。李二曲自己本是隐居讲学的高士，可这段话却表明他隐居的志向绝非在隐本身，相反倒是反对“徒隐”的。如此说来，“隐居求志”与居官如隐就正好构成了士人生活理想的两极。历史上的谢灵运和陶渊明，作为野心与无为（无能为）的代表，都为自己的理想选择了人生道路，因而不存在仕隐的矛盾冲突。但他们的经历和选择却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官人的生活理想，只有谢朓，对功名爵禄的留恋和对闲适生活的向往构成尖锐的心灵冲突，并最终借吏隐而得以调和，从而实现“既怀欢禄情，复协沧洲趣”的生活理想。这两句诗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的名句，我想就因为它包含了一种对官人生活的诗意化的肯定。可正如一切美都只有在超越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一样，诗意也是在超功利的前提下呈现的。吏隐所以成为诗意的主题，就在于它是在一种超越功利或者说实现功利目的的状态中实现的。自古以来，隐逸的动机在人们的议论中曾被无限地拔高。清末林钧《樵隐诗话》中的一段话，我认为相当有代表性。他说：“古之隐士虽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而推原其心，未必生而甘隐，无心于世者也。大都因道之不能行，名之不能立，遂别由一途焉，韩子所谓有所托而逃者也。”这是生于乱世而不得已的一般情形，还有像巢父、许由、严子陵那样躬逢盛世而自隐林薮的，他道是：“唐虞之际，君圣臣贤，东汉中兴，君明臣良，固已勋业烂然，化行德溥，蔑以复加。此数贤者即慨然受任，自问不能超出其上，故独开生面，以节义自高，使天下万世之人亦知有不必奔竞富贵之一途，而可与帝王齐名者。”[38]此论不但过于理想化，且仅适用于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远古。因为起码到春秋时代，孔子已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不仅是观念的问题，也是个实际的生存问题。汉代仲长统曾这样描绘他心目中的隐逸生活：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生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39]这无疑是很多文人乐于享受的自在生活，但它同时也是需要经济基础支持的。自春秋末期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就逐渐丧失经济基础，“仕”成为这一群体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的主要生存方式，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更简洁的表述是东方朔《诫子诗》的“以仕代农”。这种谋生方式决定了其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正像叶燮说的：“民之业有四，曰士农工商。农工商各守其业，虽有逢年之丰啬与夫奇赢操作之不同，然守其业皆可泽其家，餬其口，大约不甚相远也。若夫士则不然，有遇与不遇、得志与不得志之殊：其遇而得志，则万钟之富、公卿之贵，韩子所谓丈夫得志于时者之所为；否则有藜藿不饱、鹑衣不完，甚有一饱之无时，坎凛困苦，无所不至。”[40]所以，士一旦放弃仕，就失去了经济基础。饭牛磨镜、负薪灌园，毕竟都不是他们所甘心，更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这在清初名士应撝谦的《答沈大珩书》中曾条而论之： 农之可为者，唯己有田，所谓素封是也。然收租或甚于聚敛矣。若为人佃户，田主之家仆上坐而责偿，同里之坊长科差而拨役，可易为乎？工之可为 者，日得数十钱归以度日可也。寄食于梓人，贯有除陌，官府营伍执朴而监号，可易为乎？商贾履丝曳缟，交通王侯，似可为也，而不可为也。友人有子，为贾经年，倏有债累，父母为之发白，其可为乎？[41] 他甚至还说课徒讲学和游食作幕也不可为，但那在后代已是别无选择的出路了。唐宋以前，这还不是士人普通的职业，所以士人对仕宦的依赖程度就更高。钱起诗写道：“无事共干世，多时废隐沦。相看恋簪组，不觉老风尘。”[42]郎士元诗写道：“暂屈文为吏，聊将禄代耕。”[43]在那个令人沮丧的时代，诗人们所以作这无奈的感叹，而不觉决然归去，实在因为他们除了仕宦，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谋生。后人对此都看得很透，故而汪琬说：“古之君子欲进则进，欲退则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侧身迟回于进退之际，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为之，其时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为食，力蚕以为衣，俯仰身世，无求而皆给，故当其不得志而退也，毕其生可以无闷。今之君子仰无以养其亲，俯无以蓄其妻子，饥寒之患迫于肌肤。此其时与古异矣。虽不得志，其能遁世长往，浩然于寂寞无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难也。”[44]这段话，陆陇其《三鱼堂剩言》、金武祥《粟香二笔》都曾引述，可见它道出了作者那个阶层的无奈境遇，而引起后人共鸣。直到近代，林庚白仍然是这么看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有'恒言’，'为贫而仕’，盖'封建社会’时代高于'农业经济’之生活，所谓'智识者’之出路，自不得不群趋于仕之一途也。此风至今未替，且变本加厉，亦可哀已。曩山谷诗，有'食贫自以官为业’之句，余旧作则有'国贫竞以官为业’之句，似较山谷尤深刻，盖生世不同耳。”[45]正因为如此，“治生”一直就是人们留恋仕宦的一个基本理由，“口常说隐沦，身复恋温饱。蹉跎两不遂，此意各能了”[46]。清人陈仪《题送别江冠群诗后》曾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阐明“士必有以治生，而后出处进退乃可绰然自得”的道理。他说，世人求一第往往不可得，自己幸而得之，又幸而入翰林，不可谓不遇。只因治生无术，穷愁困悴，进退遂无一可。为何这么说呢? “曩予教读天津，馆谷足以供食口，虽羁客十年而形神日王。既举进士，官京师，不三载而貌已悴，志虑渐耗。忽忽十余年来，日月不知从何去，头须为白。典衣晨炊，乞米晚饭，平生意气，销铄尽矣。尚安能修职业，效尺寸于当世耶? 坐縻廪禄，欲谢去则无所于归，长安士大夫如予者亦多矣”[47]。当然，也有相反方向的解释，道是“官久恋栈，人人以归田为口头禅，而实不决于归者，欲不足也”[48]。这可以说是很世故地道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放情物外须以满足世间的物欲为前提。清代丁耀亢《归山不易诗仿元白体十九首》有“归山良不易，吾爱葛稚川；采砂因作令，吏隐以求仙”之句，但十九首中真正说到点子上的只有两联：“不得寰中乐，安知物外真？”“归山良不易，真隐古人稀。”丁野鹤曾官惠安知县，后半生放浪而终，在当时也算个逸人，他的话应是深有体会的。由于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国古代士人在面临出处的抉择时，决不像孔子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那么不可妥协。在这种时候，吏隐作为一种柔软性的选择，往往成为士人乐于接受的生活策略。也许只有元代那种特殊的时代，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才能迫使士人采取“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废”（周文质《自悟》）的坚决态度，以至造成一个吏隐的真空时代。
隐逸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遁，这种逃遁与其说是形体的退避，不如说是心灵的超越。蒙田说：“我们要把灵魂带在身边，隐居在自己的躯体里面。这才是真正的隐逸。在城市和宫廷里，他可以享受，而离开则更如意。”[49]后一句倒有点适用于李白，但李白不是隐者。真正的隐者隐于自己的内心，就像马可·奥勒留说的：“人们寻求隐退自身，他们隐居于乡村茅屋，山村海滨，你也倾向于渴望这些事情。但这完全是凡夫俗子的一个标记。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要退入自身，你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50]这个道理中国古人早就明白了。晋代庾亮“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51]。清代韩菼作储苍书《随年诗草序》，称储苍书“进不求达，退亦不期隐。墙东庑下，便若沧洲”[52]。这不就是一种心灵的隐遁吗？而更多的人则如禅宗所谓“于世出世间”（《六祖坛经》），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超越的境界。唐代诗人刘商《题道济上人房》诗云：“何处营求出世间，心中无事即身闲。”心中无事是真正的心灵超越，道理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决非容易。在通常情况下，超越是需要借助于一定手段的。李渔有《诫隐诗》云： 曼倩休嗟粟一囊，居官姓字易流芳。但将欢鼓斯民腹，莫遣愁归刺史肠。彭泽衙斋原有菊，洛中蓴菜岂无香。何须撇却神仙吏，混入吾曹学酒狂。[53]诗前小序写道：“屈原作词招隐，予独反之者，因入吴兴于司马署中，归安何令君席上，见其赋诗饮酒，选乐征歌，尽多逸致，何必去簿书而后称闲人，拂衣冠而后可行乐事哉？”在这里，“赋诗饮酒，选乐征歌”的逸致就是超越的手段，尽管“士大夫以留心案牍为俗吏，诗酒为风雅”有时也会遭到批评[54]，但这的确就是吏隐的前提，这一点连处士李渔都很清楚，他甚至将此意概括为一副对联： 能与山水为缘，俗吏便成仙吏；不受簿书束缚，忙人即是闲人。如此说来，雅俗、忙闲全在一念之间，以什么样的态度应物，就有什么样的仕宦生活。能与山水亲近，心胸自必不俗。明代江盈科为长洲令，在官署后筑小漆园，作《小漆园记》曰：“庄周生季世，为漆园小吏，在嚣繁冗琐中，而见解超脱，不胶于事，为能极夫逍遥之趣。世儒求其说而不得，乃欲逃无何有之乡，以求所为逍遥也者，溺其旨矣。(中略)要之尽吾之心，行吾之事，毁誉譬诸聚蚊，得失比于梦鹿，内无所营，外无所冀，退食之顷，兀坐此斋，扫地焚香，消遣尘虑，悠然忘其身之楚人也，所居之吴苑也，而乌知令之为我耶，我之为令耶？又乌知长洲之能苦令，而令之能苦我耶？则亦何往而不逍遥也!”[55]又有《小漆园即事》诗云：“小园官署里，物色颇相宜。学舞怜铜嘴，能言爱画眉。笋于行处短，花以摘来稀。就此堪栖隐，但容曼倩知。”袁宏道为吏务所苦，寄诗艳羡云：“端居持简体，吏隐见仙才。”[56]清代包光炜任黄山巡检，梅咏春赠诗曰：“管领黄山亦有年，羡君吏隐即神仙。”[57]不过话虽这么说，若无诗书发扬，光是亲近山水也不足以发其清秀之气。黄宗羲弟子郑梁说得好：“余尝谓簿书钱谷之间要必有一种诗书之气，始与晚近俗吏不同。”[58]像徐熊飞《送春帆一麟之官广东》这样的笔调：“才脱征衫狎酒人，又携妻子向风尘。身能吏隐宁辞远，家本穷居不厌贫。”（《白鹄山房诗选》卷三）虽有得便宜卖乖之嫌，但事情就是这样的，吏隐作为仕宦生活的一种诗意化的肯定，看上去虽是一种自足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但却是要由诗文来发明，来印证，来呈现的。“千古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虽然以“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自勖，但最终成就他位的，不是隐德，而是诗文。乔亿对此看得最透：“渊明人品不以诗文重，实以诗文显。试观两汉逸民若二龚、薛方、逢萌、台佟、矫慎、法真诸人，志洁行芳，类不出渊明下，而后世名在隐见间。渊明则妇孺亦解道其姓字，由爱其文词，用为故实，散见于诗歌曲调之中者众也。”[59]这就是吏隐从一开始便与诗歌发生关系，并且一直以诗歌为徽志的原因。如果不是《武功县作三十首》等一系列诗作为自己描绘的吏隐形象，后人谁还知道曾有这么一个吏隐诗人呢？事实上正如姚合诗中所显示的，作诗本身就是“吏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提升风尘吏的品位而赋予其诗意的核心要素。邓云霄继江盈科为长洲令，也有《小漆园八咏》，序云：“梧柏交阴，竹石竞爽，虚亭一楹，清风四面。退食其中，琴歌觞咏，可以畅幽情而淘吏俗。前令江公盈科颜以嘉名而为之记，盖效庄生之逍遥而慕辋川之逸调，意寄深矣。”由此可见，诗歌不仅是使吏隐生活得以呈现和被指认的符号，它本身也是“吏隐”概念本身的重要内容。魏元旷《感怀》诗云：“诗隐才华吏隐名，风流更隐不平鸣。”[60]以诗才表达居官如隐的胸襟，博吏隐之雅名；更以平衡和满足的心态享受富足的生活，得吏隐之实惠。这就是吏隐的基本内涵。
[1]赤井益久《(书评)蒋寅著〈大历诗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47册，1993年；《关于中唐的吏隐》，《国学院中国学会报》第39号，1993年。[2]如杨墨秋《既怀欢禄情 复协沧洲趣——从宋之问的隐逸诗谈其性格的两重性》，《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4期；李树志《心隐与身仕——浅析王昌龄的矛盾心态》，《云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西村富美子《中唐诗人的隐逸思想——白居易的吏隐、真隐》，《平野显照教授退休纪念特集中国文学论丛》，大谷大学文艺学会1994年版；汤浅阳子《苏轼的吏隐——以密州知事时代为中心》，《中国文学报》第48辑，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会1994年版。[4]陆方涛《赠菊隐翁序》，《陆氏传家集》，同治十一年刊本。[5]见田雯《广种瓜说》，《古欢堂集·杂文》卷一，康熙刊本。[6]沈德潜《李逸民墓志铭》，《归愚文续》卷十，乾隆刊本。[7]见吴照《题乐元淑莲隐图》，《听雨斋诗集》卷十二，嘉庆刊本。[9]钱谦益《茶供说赠朱汝圭》，《牧斋有学集》卷五十，下册第1650页。[10]陆方涛《赠菊隐翁序》，《陆氏传家集》，同治十一年刊本。[11]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卷四，晨风阁丛书本。[12]李柏《樵南花》序，《槲叶集》卷四，光绪刊本。[13]唐孟郊《赠道月上人》：“欲知禅隐高，缉薜为袈裟。”清释祖观有《梵隐堂诗存》十卷，素中有《禅隐诗》一卷（见《贩书偶记续编》）。[14]方濬颐《与兰甫书》，《二知轩文存》，《方忍斋所著书》，台湾联经文化事业公司影印稿本。[15]周栩《赠伶隐汪笑侬》诗，《雁来山馆诗钞》，《著作林》第六期。[16]李柏《寄岐阳琴侠李显吾》，《槲叶集》卷三，光绪刊本。[17]朱彝尊撰，姚祖恩编《静志居诗话》卷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466页。[18]汪端《题王仲瞿烟霞万古楼诗集后》自注，《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七，道光刊本。[19]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卷二，咸丰元年刊本。[20]王蕴章《然脂余韵》卷二，民国七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21]陈用光《菊隐图记》，《太乙舟文集》卷四，道光二十三年重刊本。[22]秦紘《秦襄毅公年谱》引，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23]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地上》：“吏隐山，在缙云，县令李阳冰退居于此山，创亭室以宴居，因名。”[24]廖景文《罨画楼诗话》卷八，乾隆三十六年刊本。[27]《庄子·逍遥游》郭象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页。[28]程应镠《释吏》，收入《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赵世瑜《吏与中国文化》也说：“两汉时期官、吏、役三者在称谓上是难以区分的，吏的工作性质是被指挥性的，近于职役，所以很容易滑落到低贱者流中去。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入品，与吏、役两者差距拉大，但'吏’这个字依然是个非常概括性的、适用性很大、适用范围很宽的概念。”第41—5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参看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29]刘长卿《刘随州文集》卷七《送薛据宰涉县》：“顷因岁月满，方谢风尘吏。”畿辅丛书本。[30]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乾隆五十一年刊本。[31]参看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拓展》，《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2]参看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下编《中唐社会变动与白居易的人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33]何刚德《说诗史》，《平斋诗存续编》卷二，民国间刊本。[36]蒙田《蒙田随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36页、126页。[37]李顒《四书反身录》，蒋氏小嫏嬛山馆重刊本。[39]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册第1644页。[40]叶燮《百愁集序》，《已畦文集》卷八，民国七年梦篆楼刊本。[41]应撝谦《应潜斋先生集》卷六，咸丰四年刊本。[42]钱起《送郎四补阙东归》，《全唐诗》卷二三七。[43]郎士元《送王司马赴润州》，《全唐诗》卷二四八。[44]汪琬《灌园诗后序》，《钝翁前后类稿》卷二十八，康熙刊本。[45]林庚白《丽白楼遗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卷第905页。[46]李流芳《南归》，《明三十家诗选》二集卷六上，道光二年自然好学斋刊本。[47]陈仪《陈学士文集》卷十五，乾隆十八年兰雪斋刊本。[48]见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卷七，晨风阁丛书本。[49]蒙田《蒙田随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126页。[50]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51]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52]韩菼《有怀堂诗文集·文稿》卷三，康熙刊本。[53]李渔《笠翁诗集》卷六，《笠翁一家言》，上海会文堂石印本。[54]王崇简《谈助》引金坛王麓语：“士大夫以留心案牍为俗吏，诗酒为风雅。夫饱吃官饭，受成吏胥，而从事风雅，可乎？”王文濡辑《说库》，民国四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55]江盈科《雪涛阁集》卷一，《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上册第47页。[56]江盈科《雪涛阁集》卷七，《江盈科集》，下册第346-347页。[58]郑梁《赠别海宁许邑侯诗序》，《寒村全集·五丁集》卷二，康熙刊本。[59]乔亿《剑溪说诗》卷下，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1100页。[60]魏元旷《魏氏全书·潜园诗集·丙午集》，光绪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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