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下）

金陵生论学 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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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业对文学写作的具体影响

从明清两代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及时文与文章的分流来看，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显然更重视诗古文词写作。然而现实中影响力更大的是科举，它所造成的彻底排斥传统学问和文章的结果，恰好产生与唐代科举相反的作用力——不是刺激文学繁荣，而是对文学发展造成阻碍和伤害。这种负面影响很难用量化的方式来显示，只能由当时人的自述窥见一斑。

正如前文所引黄生、施闰章语所示，清人论及举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大抵是与前代相比，因而自伤或自嘲。如清初作家熊伯龙曾说：“今之学者干禄之余，翱翔声韵，既未尝以全力深思六义，而又非天地间生，如宋之眉山、明之虞山，能以一人之身，古文诗赋众体兼尽。故虽有志者，或不能责其如古耑家之学。”[69]叶映榴也说：“吾辈少习举子业，穷年矻矻，何暇问诗古文词。即颇能旁及者，大率习之不专，则所致亦浅。”[70]他们都强调本朝人从事文学，乃是以习举业的余力为之，根本不可能与古人争长。潘耒则就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情形，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科举对文学的压抑：

吾邑固多人材，然有明三百年，其卓然可列于儒林文学者，盖亦无几，则科举之学驱之使然。沧桑以还，士之有才志者多伏而不出，尽弃帖括家言而肆力于学，于是学问文章彬彬可观。[71]

与前文所引不少材料一样，清初人眼中反映的科举，实际多为明代历史经验。这里以地方知识呈现的世道治乱、科举兴废与文学盛衰的相反相成关系，更可以追溯到宋代。宋末黄庚《月屋漫稿》自序有云：“仆龆龀时习举子业，何暇为诗。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72]后来王崇简《学古堂集序》论西北诗歌的传统，谈到“公车制举之言或终岁弗及于境，士大夫世其学者惟左国班马及王孟李杜诸书耳”的情况，也得出“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的结论[73]。这一命题从反面说明了科举对文学的压抑，对于明清两代文学史可以说具有一般规律的意义。

明清士人切身感受到的举业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他们对这些感受的表达也具体到各种文体。宋濓虽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肯定了科举的意义，但涉及到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他也不得不指出：“自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纵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蜡，较之金头大鹅、芳腴满口者有间矣。”[74]罗万藻《西崖诗序》曾指出“入明以来，学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艺，而以其制艺之余及诗”的现实[75]，郑梁《野吟集序》则说：

三四十年来，人士之没溺于科举者，不知何故以诗为厉禁，父兄师友摇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识平平仄仄为何物。[76]

毛奇龄《金子上山下攷诗集序》、蔡方炳《尺牍友声初集序》、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彭维新《汉阳劳尊三诗序》、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七等，都有相似的说法。更多的人则是以自己的经历，述说幼习举业而致学诗甚晚。如汪师韩《诗学纂闻自序》：“余于诗非童而习之也，少尝偶为之，而未尝学，学在通籍以后。”[77]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自序》：“仆少攻帖括，既通籍，犹孳孳绳墨间，于诗学源流懵焉未悉。”[78]彭蕴章《又书何大复集后》：“余少时学诗服膺何李，顾亦为举业所困，未暇卒业。”[79]黄仲畲《读前人诗偶书所见》：“绮岁困帖括，读书苦不早。”[80]类似的自述，真是举不胜举。李佐贤《石泉书屋诗钞自序》流露出清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典型心态：“童年爱读唐诗，辄学拈韵。弱冠后习帖括业，此事遂废。壮年通籍，渐有余暇，泛览历朝名作，微窥古人门户，不禁望洋而叹，为之搁笔，自知力薄才疏，于古人无能为役也。”[81]在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已完全丧失了与古人竞争的信心，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的诗歌爆发创造力的火花呢？

科举对古文写作的影响，也是文集序言中经常出现的话题。成城《拙隐斋集序》断言：“自制举业之学兴，一切聪明瑰异之士皆锐意于其中，而古文遂替。”[82]关于明代古文的成就，黄宗羲《明文案序》写道：“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无足怪也。”[83]方苞《赠淳安方文輈序》、李绂《敬斋文集序》也一致认为明清两代的古文创作深为八股所累，主要是作家不能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古文写作中去。照黎士弘的说法，“时文足以取功名富贵，士自羁丱即已受父师之所督责，其为说甚备而实难工。古文无关进取，非负兼才与贵显自信及山林屏废深思苦学之人，无意为之”[84]。似乎两种文体各有用途，各有其作者群，并行不悖。但现实中两者的作者经常是交叉的，只写八股文或只写古文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两者兼习，而且两者的写作实际是占据了生命的不同时段。像范泰恒所说的，“少之时，没溺于时文，于古文则肄业及之耳。其壮也，若饮食嗜好之不可离，于古文则笃矣，而场屋之事未终，终不免兼营而并骛”。这样，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不专不精，古人且病之，况今人乎！”[85]这正是科举时代普遍的无奈。不以文得名的如宋荦，固尝言：“余文不足传也。余少游场屋，涉猎举业家言，未遑覃精六艺。及服官中外，案牍纷纭，铅椠疏阔，纵有所作，大抵不别家数。”[86]即便是方苞这样的古文宗师，又何尝不遗憾：“我若不能时文，古文当更进一格。”[87]盖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中，古文写作难免在时文的强势压迫下发生扭曲。姜宸英曾在《董文友新刻文集序》中以自己的经验述说那种困厄：“余少嗜书，于古人之微辞妙义，亦能时时猎取，涉其藩篱。既奔走于科举之学，十五六年，见时之所谓科举者，非独无藉于古文，虽其音节之稍似，则同辈者群指以为哗笑，不待试之于有司而后知其抵牾也。于是姑暂释其所学，随时骫骳，务悦于观者之目，乃学废而所求益以不遂。”[88]这种缘木求鱼的滑稽结果及进退失据的茫然心态，非亲历其境，是难以体会的。至于一般人，则直接就是以时文之法来作古文而浑然不觉，“议论之文，改窜八股。平日举业烂熟于胸，虽欲先洗濯尽净而驱之不去，不召自来。惟所学在是也”[89]。“醇”之所以成为古文家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因为长年受举业熏陶，人们作古文时很难摆脱时文习气的影响。

填词在世俗观念中本为小道，其写作因自身的边缘性质和业余状态，似乎较少为举业所殃及。尽管如此，专业词曲作家对举业仍不能释然。李渔《笠翁余集自序》叙述清初的填词状况，说：“三十年以前，读书力学之士皆殚心制举业。作诗赋古文词者，每州郡不过一二家，多则数人而止矣，余尽埋头八股，为干禄计。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90]显然在他看来，在帖括时文充斥这个世界，一切文章、学术都遭排斥之时，词曲当然也无法免遭冷遇。由此可以推想，明清时代的作家在别的文体上也都会感受到举业的强势压力，只不过目前我还没有读到有关议论罢了。

实际上，明清两代举业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只表现在对文学写作的排斥上，还深入到文学的表现层面去。这是需要专门研究的复杂课题，在此无法展开[91]。但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却是值得思索的，那就是对于举业和文学的这种尖锐对立以及举业对文学产生的基本是负面的影响，人们除了无奈地消极接受，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反应？有没有人试图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消解这种对立，甚至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或沟通呢？

四、寻求时文与文章的内在沟通

既然科举是出仕的必由之路，既然时文写作是无法回避的，无论是自我解嘲或自大其体，甚至真诚地将它视为一种文学资源来汲取——既然已付出那么多的精力，何必白白浪费呢——人们都需要为八股文寻找一点理由，使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彻底的无价值，以便使自己为它耗费的精力不至于显得太无聊和可笑。

八股文被称为时文，表明它是相对于传统文体——古文而存在的，正像时尚作为流行趣味相对于传统趣味成立一样。正统古文作家出于维护文体纯洁性的动机，往往在与时文的区别中界定古文。如魏禧答人问古文，曰：“欲知君子，远于小人而已；欲知古文，远于时文而已矣。”[92]或像焦循那样，从文体特征入手，说明“古文以意，时文以形”的异趣[93]。但为八股文辩护的人，则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并无不可逾越的藩篱。如潘耒《吴楞香制义序》云：

国家设科取士，急欲得宏通英伟之材，以为当世用。然帖括绳尺之文，每不足以罗天下士；而士之才高意广者，或俯视制举业为不足为，于是有白首而不遇者。天下浅识谀闻之士，遂谓古学之与时趋判然若冰炭之不相入，以通经学古为戒，以速化捷得为贤，则亦过矣。夫世未有不通乎古而能通乎今者，亦未有高材闳览之士能为彼不能为此者。[94]

不管这种思路是否有道理，当人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八股文和文学的关系时，马上就发现两者在某些层次上是可以沟通的。有人甚至倡为“时艺古文不二”之说[95]，这当然是很耸人听闻的，没有严密的论证恐怕很难说服人。明代袁宏道《与友人论时文书》写道：“当代以文取士，谓之举业。士虽借以取世资，弗贵也，厌其时也。走独谬谓不然，夫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他是从“真”的角度来立论的。在他看来，所谓古文至今已敝极，“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只有出主入奴的模仿，既无真气也无创造性。相比之下，倒是八股文还有些可取之处：“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一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为此他批评那些厚古薄今之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96]中郎对八股文艺术性的推崇，能否得人首肯很难说，但这至少表明，只要换个角度看，时文也有与一般文章相通的特性。所以到清代，站在时文立场的人敢于声称：“到得八股之法讲说既熟，则一切诗古文辞皆可自寻入路。故时文不通，不可以学古。”[97]而站在古文立场的人，也承认八股文的训练是有助于诗古文写作思理清晰的。王渔洋《池北偶谈·谈艺三》载：

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98]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引此文，以为“此论实确不可易。今之作八韵试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及长于作官牍文书者，亦未有不从八股格法来，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99]无独有偶，袁枚《随园诗话》也记载了一段对话：

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有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适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后与程鱼门论及之，程亦韪其言。余曰：“古韩柳欧苏，俱非为时文者，何以诗皆流贯？”程曰：“韩柳欧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皆今之时文也。不曾从事于此，则心不细而脉不清。”[100]

这并不是八股时代的神话，因为评论家的确在时文和诗古文词间看到某些一致性。比如黄生指出：“律诗之体，兼古文、时文而有之。盖五言八句，犹之乎四股八比也。今秀才家为诗，易有时文气，而反不知学时文之起承转合，可发一笑。至其拘于声律，不得不生倒叙、省文、缩脉、映带诸法，并与古文同一关捩。是故不知时文者，不可与言诗；不知古文者，犹不可与言诗。”[101]他们指出诗歌结构、技法与古文、时文的一致，应该说是有眼光的，当代学者也曾引申焦循《时文说》、江国霖《制义丛话序》的说法，承认八股文体确实融入了诗赋的文体特征和技艺[102]。但他们讥笑别人做律诗、古文不用时文技法，进而断言不知时文、古文者不可与言诗，就值得斟酌了。

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文体在体制、风格互涉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古代的艺术观念中，不同文体间体制、风格的互涉是有方向性的，基本原则是以古入近，以高行卑，即较古的体制、风格要素可行于后出文体，反之则不可。沈德潜说：“乐府中不宜杂古诗体，恐散朴也；作古诗正须得乐府意。古诗中不宜杂律诗体，恐凝滞也；作律诗正须得古风格。与写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写楷书宜入篆八分法同意。”[103]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依据这种互涉原则，古文笔意可入时文，时文笔意却不可入古文。正如徐时夏《与张山来》所论：“古文与时文原迥然不同。今之举人、进士侥幸厕名花榜，便自以昌黎、柳州，辄纵笔为人作序作传作碑铭，而人亦以其举人、进士也，重而求之。殊不知以古文之笔为时文，便妙不可言；以时文之笔为古文，便成笑谱。”[104]职是之故，在古文和时文之间，就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文体策略：古文为保持文体纯洁性，极力排斥时文及其他文体因素；而时文为充实其内涵，却积极引入古文因素。前者如古文家方苞《与熊艺成书》、《与章泰占书》劝对方力戒时文；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也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105]后者则如郑苏年说：“八股与古文虽判为两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纤靡，不足以自立。”[106]事实上，明代唐顺之、茅坤、归有光、黄淳耀、艾南英时文秀出一时，也都与援古文之笔入时文有关。而清代康熙十二年状元韩菼则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作家，“其举子业以古文为时文，大则鲸鱼碧海，细亦翡翠兰苕，辁才小生，率瞠目不解为何语。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时，于是一鬨之市、三尺之童，无不知有慕庐先生也者。残膏賸馥，沾丐后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斗山矣”[107]。此后还有方象瑛“制义与古文无异道”[108]，“北随园”边连宝“以古文为时文”[109]，海陵沈龙祥“执以古文为时文之说”[110]，形成清代时文中一股独特的潮流。这种文体学上的价值取向，实际是作者立足于古文立场的反映，表明作者最终是以古文为价值归宿的。考察这股援古入时之风在清代的流行，应该考虑桐城派所起的作用。

透过以上征引的文献及其分析，笼罩在举业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已约略呈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在明清时代的作者，只有赢得科举的成功或彻底放弃科举，才能走出举业的阴影，步入自由写作的阳光地带，才有酣畅发挥性灵和天才的文学创造。而这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只有极少数人能较快地走出阴影，他们背后往往有着家族或地域文化背景的支持。沿着这一思路推进，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文学最繁荣的江浙一带也正是科举最成功的地方。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112科进士，竟有25个状元出于苏州府，常州府、太仓州、江宁府、镇江府还有21人，再加浙江19人，清代一半以上的状元出自江南一带。由此推导出的结论，似乎正与“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相对立，乃是“科第盛则文学亦盛”。但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因为其着眼点各不相同：前者着眼于人们从事写作的专心程度，后者则着眼于文学人才的解放。它们都可以作为带有规律性的假说，引导我们进行明清文学的整体思考，并在更深入的历史研究中重新描写明清两代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