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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谦益在《复李叔则书》里写道：“仆年四十，始稍知讲求古昔，拨弃俗学。门弟子过听，诵说流传，遂有虞山之学。”[1]在亲炙于钱谦益的众多虞山诗人中，最有影响的是冯舒、冯班兄弟。冯舒（1593-1649），字已苍，号默庵，三十岁即谢诸生，与弟班笃专于诗学，吴中有“海虞二冯”之目。冯舒为人恃才负气，口快心直，动与俗忤。“君既工诗，而于诗家利病，掎摭刻核，手眼尤绝。宾筵客座，持论斵斵不休，凡当世所翕然推尚，若李何，若王李，若汤袁钟谭，悉受掊击，不得免焉。嘉定程孟阳见推于钱宗伯，目为诗老，而君涂抹其集几尽”[2]。后因议赋役事忤知县瞿四达，瞿因其所编《怀旧集》语涉讥谤，下狱嘱吏杀之[3]。冯班（1602-1671），比冯舒小九岁，为人也是倜傥悠忽，动不谐俗，里中指目为痴，不以为意。钱谦益序冯班诗，称“其为诗沉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4]，乡后学称他“为诗律细旨深，务裨风教。自唐李玉溪后，诗家多工赋体，而比兴不存。先生含咀风骚，独寻坠绪，直可上印玉溪。虽或才力小弱，醇而未肆，而于温柔敦厚之教，庶乎其不谬矣”[5]。冯班论诗虽与兄同祧宋而宗晚唐，但诗学取向微有不同。据侄冯武说：“默庵得诗法于清江范德机，有《诗学禁脔》一编，立十五格以教人，谓起联必用破，颔联则承，腹联则转，落句则或紧结，或远结。钝吟谓诗意必顾题，固为吃紧，然高妙处正在脱尽起承转合，但看韦君（《才调集》）所取，何尝拘拘成法？圆熟极则自然变化无穷尔。”[6]在诗学方面，冯班的见解更透彻，触及的问题也更多，无论在当时的名声及对后世的影响都远过冯舒。乡后进称“吾邑虽偏隅，有钱宗伯为宗主，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里中属而和者，钝吟最有闻”[7]，应该是不错的。 但总体上看，二冯的诗学似乎不是那么富有成果，或者说像钱谦益一样，也是破的功绩远大于立。以至于今天来检点其诗学，竟很难肯定他们的理论独创性究竟在何处。也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二冯的诗学一向注意不夠。不过现有论著已涉及二冯诗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批评七子、竟陵派，反对模拟，提倡学问；讲美刺，重比兴；尊晚唐，尚绮丽等[8]。近年又有学者从性情和学古的统一来阐述二冯对明代诗学的折衷[9]，也很有见地。可以说二冯诗学的观念史意义已有较多的揭示，而批评史和学术史意义则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清代诗论家普遍都存在这种情况，仅从创作观念来考察，往往既没有新颖的文学主张也没有独特的理论贡献，只有从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去看，其诗学的丰富内容和独特意义才能充分呈现出来。二冯的诗学正是如此，相对于理论创新来说，其意义更多地是在实际的开风气上。 二 王应奎《柳南随笔》曾说：“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两家才气颇小，笔亦未甚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阳之神韵，定远之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盖两家是诗人之诗，而宗伯是文人之诗。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余尝序外弟许曰滉诗，谓：魁杰之才，肆而好尽，此又学钱而失之；轻俊之徒，巧而近纤，此又学冯而失之。长洲沈确士德潜深以为知言。”[10]照王应奎的说法，冯班诗学虽承传于钱谦益，但宗尚却异于其师而自成一派。这是相去不远的乾隆间诗家的结论，值得我们重视。 冯氏诗学异于其师，应该源于其学术的总体取向。钱谦益中年后论学有取于宋人，同时因公安派的渊源，对李贽也很崇敬。而冯班却极诋宋人之学，对李贽则迳斥“李秃之谈道，此诛绝之罪也”[11]。这种差异使冯班对钱谦益的评价有相当程度的保留，《诫子帖》中一则私房话相信比较真实地流露出他对钱谦益的认识：“钱牧翁学元裕之，不啻过之。每称宋、元人，矫王、李之失也。陆孟凫本无所知，乃云唐人不足学。斯言也，不可以欺三岁小儿，邑人信之为可笑。钱公极学唐，但齐、梁已上未免愦愦耳。（中略）吾尝言钱公之文，过于王、李，而其后人不足与钟、谭为奴，此言当有解者。”[12]在他看来，钱谦益的诗学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对齐梁以上的诗歌不熟悉，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唐诗的认识。另外，钱谦益本人的文章固然不错，但其追随者却毫不足道。有了这样的认识，不难想见他必定要自辟一途而不会亦步亦趋地尾随钱谦益。事实上，还在明代末年，郑鄤序冯舒诗就曾说：“尝疑东南少读书种子，遇冯子乃知未绝。诗宗初、盛，文宗八大家，远骂王、李，近笑钟、谭，繇其道，大雅其有兴乎！”[13]当时冯舒虽也像钱谦益一样排击王李、钟谭，但其坚守初、盛唐诗和八大家文的立场已颇异于师门。冯氏兄弟在诗学上与钱谦益最大的不同是由初盛唐上溯六朝，下及中晚。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说： 先世父默庵、钝吟两先生，承先大父嗣宗公博物洽闻之绪，学无不赅，尤深于诗赋。默庵先生名舒，字已苍，以杜樊川为宗，而广其道于香山、微之；钝吟先生名班，字定远，以温李为宗，而溯其源于《骚》《选》、汉魏六朝。虽径路不同，其修词立格必谨饬雅驯，于先民矩矱不敢少有逾轶，则一也。 由明代以来的诗学流变看，上溯六朝，下及中晚都不是什么新异的取向。明代中期杨慎已颇宗六朝，崇尚晚唐的也大有人在。嘉靖十六年（1637），张綖序玩珠堂刊《西昆酬唱集》说：“论诗者类知宗盛唐，黜晚唐，斯二体信有辨矣。然诗道性情，古人采之观风正乐，以在治忽者也。如不得作者之意，徒曰盛唐。（中略）夫诚以艺游，晚唐亦可也；不然，盛唐犹是物也，奚得于彼哉？”[14]这对晚唐诗来说显然是很有力的辩护。晚明诗人如江盈科、屠隆、王稚登、王彦泓等出入中晚，也是诗坛所周知。无锡邹迪光论诗，至以为“六朝、晚唐咸出古人，无一语可贬损”[15]，不啻是二冯的先声。但那只是偶然的个人趣味问题，而冯氏兄弟的宗尚晚唐是出于理性的选择，与诗坛面临的变革相呼应。 在唐诗尤其是“盛唐”被明人学滥之后，诗坛面临着整容改妆的要求，不同的诗家和诗派都在琢磨如何做出一付新面目。最猛烈的动作是程孟阳和钱谦益倡导的宋元诗风，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但经过万历末到崇祯三十多年间的喧嚣，宋元诗风不仅没有动摇唐诗的地位，反而因本身流弊丛生，备遭诗家诟病。正像孙廷铨所指出的：“诗必袭唐，非也。然离唐必伧。善为诗者必不伧。”[16]学宋元诗的结果正是难免流于伧，于是益发使唐诗的典范意义显得不可取代。表面上看，二冯宗六朝和晚唐的倾向与钱谦益提倡南宋诗颇相异趣，其实钱谦益骨子里也浸淫晚唐，只不过不是取温、李秾艳，而是取白居易、杜牧、皮陆散淡一派罢了。门人瞿式耜序《初学集》，称“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才气橫放，无所不有”，只要看看《初学集》钱曾注，即可知道牧斋明末所作诗如何刺取皮陆集。但他没有标举晚唐，像他那么鄙薄严羽—高棅初盛中晚之说的人，当然不会将严羽都瞧不上的晚唐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这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冯班的想法不同。艺术上的终极理想和创作上的师法策略，在他看来是两码事。在下面这段话中，他用一个俏皮的比喻阐明了这一点： 图騕褭之形，极其神骏，若求伏辕，不免驾款段之驷；写西施之貌，极其美丽，若须荐枕，不如求里门之妪。万历时王、李盛学汉、魏、盛唐之诗，只求之声貌之间，所谓图騕褭，写西施者也。虞山诗人好言后代诗，所谓款段之驷、里门之妪也。遂谓里门之妪胜于西施，款段之驷胜于騕褭，岂其然乎？”[17] 据冯武注，此言是为钱谦益而发：“只当咎王、李浅陋，学汉魏、盛唐而剽剥字句，不知古人之所以为工；今乃因王、李而反尚宋、元及金源之诗，则傎矣。定翁有论遗山与牧翁高下处最深切，耳学者不知也。”这里的问题涉及诗歌的终极理想与师法策略的关系。冯班承认，钱谦益提倡宋元诗，作为师法策略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因此而自欺欺人，真以为宋元诗高出于唐诗。騕褭终究是騕褭，西施毕竟是西施，他很清楚这一点。唐诗作为终极理想是不能放弃的，诗坛共同推尊的杜甫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典范[18]，只不过诗史运会和个人才能决定了他们兄弟的师法途径，最终选择晚唐作为自己的艺术楷模。晚唐原是早被宋人学滥了的，但比起叫明人涂抹了三百年的盛唐，倒像是脱光了漆的古庙，又显得古雅而沧桑了。而且晚唐似乎也很适合他们的才性。黄生评吴伟业《园居》，曾说：“梅村诗真得中晚佳境，灵心秀句，自足千古。今人不量才力，辙（寅按疑作辄）思学步盛唐，其不趻踔而返者鲜矣。”[19]冯班训其子也曾说：“汝学诗不必慕高，但得体格成就，理不背于《诗》《骚》，言之成文，便足名家。”[20]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冯在诗学上未传钱谦益衣钵，以杜甫为宗，而是“沉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21]。从他们的立场看：“义山自谓杜诗韩文，王荆公言学杜当自义山入。余初得荆公此论，心谓不然。后读山谷集，粗硬槎牙，殊不耐看，始知荆公此言，正以救江西派之病也。若从义山入，便都无此病。”[22]不仅如此，冯班还体会到“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脉，却与齐梁人相接”[23]。这样，以李商隐为核心的晚唐就显然是一条连接六朝而通向杜甫的捷径了。他所以选用《才调集》来教后学，也无非是因为“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裤气习，然不过失之乎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24]。冯武“凡例”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们的选择是出于师法策略。康熙后期杜诏提倡晚唐诗，以温李为宗，大概也是在重复这一思路吧？ 三 严羽曾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中略)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明清之际，虽然明前后七子剿袭模仿的“假盛唐”已遭人唾弃，然而盛唐诗本身的崇高地位是无法动摇的。相对于盛唐诗来说，晚唐诗一直与纤弱、琐细、绮靡、轻艳等感觉印象和评价联系在一起，虞山二冯选择晚唐诗就意味着将面临不可避免的道德和诗学非议。为此他们需要提升晚唐诗的道德品位，同时为它找到艺术表现方面的适当借口，来作为自己顶礼膜拜的理由。 冯班知道，仅仅说“能作香奁体者定是情至人，正用之决为忠臣义士”[25]，在崇高壮大的盛唐诗和好谈性理的宋诗面前，是缺乏为其张大的理由的。于是他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方式，通过重新阐释“诗教”来确立晚唐诗的价值依据。我在其他论文中已经指出，重倡诗教以确立诗学的道德基础是清初诗学的核心论题之一[26]，冯班的思路无疑也为这一理论思潮所笼罩而且很自然地利用它来建立自己的诗观。他在《家诫》里曾提到：“顾仲恭先生不能作诗，尝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温柔敦厚，先生似不足。’”[27]相比时人对诗教重要性的认识，他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提高到诗歌或者说诗人本质的高度——缺乏温柔敦厚即缺乏诗人的基本素质。联系到《浣风禅师诗序》“情切于中形乎言。诗者，情之所感，有美有刺，圣人因之以立教”的说法来看[28]，温柔敦厚无非就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情感及其表达。这一点《马小山停云集序》中说得更清楚： 诗以道性情，今人之性情犹古人之性情也，今人之诗不妨为古人之诗。不善学古者，不讲于古人之美刺，而求之声调气格之间，其似也不似也则未可知，假令一二似之，譬如偶人刍狗，徒有形象耳；黠者起而攻之以性情之说，学不通经，人品污下，其所言者皆里巷之语，温柔敦厚之教，至今其亡乎！ 他首先肯定古今人性情是相通的，所以今人可以效法古人之诗。但不善学者就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徒摹拟字句而流于空壳假面，一是空疏不学而流于鄙俚恶俗。前者不用说是七子格调派，后者则非竟陵派莫属，格调派失在不讲美刺，放弃了诗歌的道德内涵；竟陵派失在不讲学问，丢弃了诗歌的典雅传统。虽然诗教的沦亡直接与诗歌内容的鄙俚有关，但根子还在诗人精神品格的堕落。所以原则上说，尊崇诗教就意味着重新主张诗歌的道德品格，冯班讲美刺确实也有这种意思，但在特定的诗学语境中，其旨归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异。 冯班《陆敕先玄要斋稿序》云：“西山真文忠公云，'诗不必颛言性命而后为义理’，则儒者之论诗可知也已。人生而有情，制礼以节之，而诗则导之使言，然后归之于礼。一弛一张，先王之教然也。”如果仅仅主张以礼节情，不过是冬烘学究的陈腐滥调，冯班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不是这些。他在传统的美刺比兴的大旗下要伸张的不是诗歌干预现实的积极功能，而是全身远害的消极策略，为此他借诗史上的著名例证来打开诗教的另一个解释通道。针对时人讥讽陆贻典取法晚唐说的“诗人当有忠义之气拂拂出于十指之端，此直朝花耳”，他反驳道：“噫，是安知诗哉！光焰万丈，李太白岂以酒色为讳耶？以屈原之文，露才扬己，显君之失，良史以为深讥。忠愤之词，诗人不可苟作也。以是为教，必有臣诬其君，子谪其父者，温柔敦厚其衰矣。”他一方面上溯儒家诗学主文谲谏的传统，将诗教引离正直忠愤的方向，一方面又借先贤全身远害的智慧，为委顺韬晦寻找借口。他举例说，“韩学士不为褚渊捋朱晃之虎须，其文有《香奁集》，视夫口言忠孝，婉娈贼手者，其何如哉？”这里将晚唐的艳情诗与士人对现实政治的逃遁联系在一起，暗示了艳情诗是一种安全的选择。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戒》在艳情诗问题上持那么宽容和消极的态度：“风云月露之词，使人意思萧散，寄托高胜，君子为之，其亦贤于博弈也；以笔墨劝淫，诗之戒，然犹胜于风刺而轻薄不近理者——此有韵之谤书，唐人以前无此，不可不知也。”虽然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政治环境还不算特别险恶，但冯班这番话里相信有着现实在内心的投影。要证实这一点是不难的，我们在顺治三年（1646）年他45岁时所作《再生稿序》里看到这样一段话： 冯子之文，危苦悲哀，无所不尽，而不肯正言世事。每自言曰：诗人之词，欲得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今善于刺时者，宜有文字之祸焉。少年或讥其无益教化，亦弗顾也。呜呼，使万世之下，有读冯子之文，论其世而知其心者，冯子死且不朽矣。 作者在此坦然地表达了自己对刺时可能招致的文字之祸的畏惧，希望后人能谅解他的苦衷。这是当时许多文士面对改朝换代后异常的政治局势所共有的心理。明初朱元璋对吴中士大夫的诛戮，冯班们应该不会陌生，异族主宰的新朝将会如何对待他们，对谁都是个未知数。由此回顾冯舒《家弟定远游仙诗序》对比兴的强调，其旨趣就很清楚了。他说： 大抵诗言志，志者心所之也。心有在所，未可直陈，则托为虚无惝恍之词，以寄幽忧骚屑之意。昔人立意比兴，其凡若此。自古及今，未之或改。故诗无比兴，非诗也。[29] 本来，汉儒所言的比兴到唐代已逐渐为“兴寄”、“兴象”等概念取代，在宋代更几乎被视同讪谤而绝迹[30]，冯舒此刻将它重新祭起，确是很有意味的事。更有意味的是，比兴被重新请出之时也就是它被改写之日。冯舒所主张的比兴，重心显然已不在内容而在其表现形式——心有在所，未可直陈，这也就是冯班的“不肯正言世事”。冯班不仅自己不直言刺时，同时对身边的虞山诗坛也不无忧虑。《叶祖仁江村诗序》写到：“虞故多诗人，好为脂腻铅黛之辞，识者或非之。然规讽劝戒亦往往而在，最下者乃绮丽可诵。今一更为骂詈，式号式呼，以为有关系。纨裤子弟不知户外有何事，而矢口谈兴亡，如蜩螗聒耳，风雅之道尽矣。”这里一面为虞山诗人以前“好为脂腻铅黛之辞”辩护，说其中实有规讽劝戒，一面又批评他们现在骂詈新朝和高谈兴亡的风气，其间当然有着现实阴影下的矛盾和忧虑[31]。但褒贬之间终究暗示了诗教内涵由偏重道德内容向偏重表现方式的转移，“风雅之道”也成了为隐讳表达和艳体诗辩护的堂皇借口，不再有传统的道德义涵，这都可以看作是他皈依晚唐诗风的侧面解释。邓之诚论冯班诗，以为“才富功深，不为讽刺，亦不为苍凉激楚之音。盖易代之际，且鉴其兄已苍之祸，务为韬晦苟全而已”，是值得倾听的见解[32]。 四 后人题冯班《钝吟集》，有“温柔敦厚标真品，不独风流溯六朝”之说[33]，标举诗教和推崇晚唐乃至六朝的轻艳诗风，大体上就是冯班诗论给人的主要印象。其实，二冯诗学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未被人注意到，那就是专业性和学术性。明清之交涌现的无数学者，虽不乏诗学造诣精深的名家，但要论专门名家，必首推冯舒、冯班。这不只因为当世皆知其“称诗为冯氏一家学”[34]，还在于他们是最早将朴学精神引入诗学的先驱，开启并确立了清代诗学的专业特色。从顾炎武的诗论已可见，清代诗学和前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破除和标举某种艺术观念不是诉诸诋斥和主张，而是用鉴古训今的方法向历史寻求印证，或用学术的方式揭示其荒谬性[35]。虞山诗学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二冯对格调派和竟陵派的批判，但只摘引一二冯氏的议论，而没有注意到他们拨乱反正的具体手段。 冯舒《诗纪匡谬序》云：“《诗纪匡谬》者，冯子发愤之所作也。曷为而发愤？愤诗之为《删》为《归》也。曷为而匡及于《纪》？曰正其始也。今天下之诵诗者何知？知《删》而已矣，《归》而已矣。为《删》为《归》者又何知？知《纪》而已矣。奴之子为重儓，木心邪则脉理不正，所必然也。于是为之原其源，溯其流，核其滥觞于何人，而后为《删》为《归》邪说不攻自破矣。邪说破而后兴观群怨、温柔敦厚之旨可以正告之天下，岂好辩哉？”[36]《诗纪匡谬》的性质只能说是一个文献学研究课题，但冯舒却是为破除格调派和竟陵派的邪说而作的。因为他发觉冯惟讷此书是两家的根本，就像严羽《沧浪诗话》是高棅四唐说的根本一样，所以他也像钱谦益那样用釜底抽薪的手段，从冯惟讷《古诗纪》开刀。《匡谬》对《诗纪》编排宗旨、校勘原则及具体作品存在的问题一一做了驳论。序作于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而他在六朝诗方面的文献基础应该说在万历间校勘《玉台新咏》时既已奠定，并且形成了从文献学入手治诗学的学术风格。 冯舒和冯班都毕生用功于诗歌文本的校勘，钱谦益描绘冯舒对此的痴迷情形说：“其为学尤专于诗，其治诗尤长于搜讨遗佚，编削讹缪。一言之错互，一字之异同，必进而抉其遁隐，辨其根核。当其朽编断简，纷披狼藉，鲁鱼点定，青丹勾抹，梦梦然若未视也，伥伥然若有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滞通，胶午释，忽然而睡，焕然而兴，若逐寇者之得首虏也，若案盗者之获赃证也。盖本朝之论诗，所推专门肉谱，无如杨用修。已苍独能抉擿其蹖驳，曰此伪撰也，曰此假托也，凿凿乎有所援据，而疏通证明其所以然。虽用修复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诗归》，错解别字，一一举正。宾筵客座，辨论锋起，援古证今，矫尾厉角，自以为冯氏一家之学，论者无以难也。”[37]为学专于诗，治诗从校勘辑佚开始，正是清人治诗学的专门性和学术性所在；而由文本的校勘、考订入手，由本文研究推广到诗史研究，由诗史研究形成自己的诗歌观念，也是清代诗学的一般模式。冯氏兄弟无疑是著名诗论家中最早的实践者，以诗教为本，以晚唐为宗，以学术方式为途径，他们的诗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展开的。具体地说，就是通过选本批评来阐述自己对六朝、唐宋诗的认识，通过乐府诗研究来表达对整个诗歌史的看法。有关冯班的乐府研究，笔者已有另文专论[38]，这里只略提二冯诗歌评点的特点和诗史意义。 冯氏后人曾说：“家默庵、钝吟两公，承嗣宗公之家学，读书稽古，贯穿百家，尤神明于诗法，所批阅群书，不下数十种。但两公意主撑持诗教，嘉惠后学，故枕中秘本，不敢自私，每以公诸同好。”[39]在这些批本中，对当时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玉台新咏》、《乐府诗集》、《才调集》、《瀛奎律髓》四种诗总集。现有资料表明，二冯早在万历年间就留意《玉台新咏》，此书很可能就是其诗学研究的发轫。冯班第一次见到孙氏所藏五云溪馆活字本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40]，此后一直致力于搜罗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据冯舒说：“此书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为五云溪馆活字本，一为华允刚兰雪堂活字本，一为华亭杨元钥本，一为归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时，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序，小为朴雅，讹谬层出矣。华氏本刻于正德甲戌，大率是杨本之祖。杨本出万历中，则又以华本意儳者。茅本一本华亭，误逾三写。尝忆小年侍先府君，每疑此集缘本东朝，事先天监，何缘子山窜入北之篇，孝穆滥擘牋之曲，意欲谛正，时无善本，良用怃然。己巳早春，闻有宋刻在寒山赵灵均所，乃于是冬挈我执友，偕我令弟，造于其庐，既得奉观，欣同传璧。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钞之四日夜而毕。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不知者以为狂人，知者亦诧为好事矣。”[41]己巳是崇祯二年（1629），三年后冯班因当时仓促抄写有误，重借原本与何云同校一过。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崇祯十七年钱孙艾跋称“定远此本甚善，较之茅、袁两刻之谬，可谓顿还旧观矣”[42]。但冯班还不满足，顺治六年（1649）己丑再借宋刊本校一过，跋曰：“己丑岁借得宋刻本校过一次，宋刻讹谬甚多，赵氏所改，得失相半。姑两存之，不敢妄断。至于行款，则宋刻参差不一，赵氏已整齐一番矣。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旧赵灵均物，今归钱遵王。小年兄弟多学玉溪生作俪语，偶读是集，因摘其艳语可用者，以虚点志之。”[43]一部诗选，两兄弟历二十年校勘不辍，足见用心之恒、用功之勤。这种细致的本文研究，不只是纯粹的文献校勘工作，其结果最终落实到诗艺的研讨。因兄弟俩早年诗文多学李商隐，此刻见猎心喜，遂摘书中艳语可用者，以虚点指示学者。二冯批校本流传于世，成为后学参校的重要参考，康熙五十三年（1714）冯鳌据钱曾藏冯舒校本和汲古阁藏冯班校本刊行虞山二冯先生校阅本，“四方争购”，进一步确立了二冯对《玉台新咏》校勘的贡献。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吴兆宜笺注本刊行，二冯校阅本的影响才为其所掩。 冯班研究《才调集》，也曾先后于崇祯五年（1632）借钱谦益藏徐玄佐抄本，崇祯十一年（1638）借叶奕抄本，同年十一月得赵清常录本，复就朱文进校其所携宋本，一再加以校补。他治乐府诗，同样是从校勘《乐府诗集》开始，用元刊本校钱谦益藏宋本。后钱谦益的宋本燬于绛云之火，同县陆贻典、孙子岷都借他的校本来校汲古阁刊本。汲古阁刊本出钱藏宋本，与冯校本多不合，据陆贻典比勘，“大要冯氏所校即未能详，而确有所据”；“毛校颇详，而未免引据他书加以臆改”[44]。可见冯班的工作是比较严谨的，他的诗学正是建立在这细致的文本研究之上。 众所周知，冯氏诗学早年都由李商隐入手，而李商隐自宋代以来就被视为杜甫的嫡传，钱谦益毕生得力于两家最多[45]。正是师门的这一因缘，使得奉杜甫为宗的《瀛奎律髓》成了冯氏兄弟潜心研究的对象。冯舒曾两度评此书，顺治六年（1649）四月再读，跋语坦承：“生平所得诗法尽在此矣。”[46]冯班也熟读《瀛奎律髓》，陆贻典说他评驳此书就有三、四个本子[47]。冯舒卒后两年，冯班跋道：“家兄读此书毕，谓余曰'吾是非与弟正同耳’。余意未信，今窦伯侄以此见示，取余所评较之，真符节之合矣。”[48]这表明两兄弟晚年不仅都用功于《瀛奎律髓》，而且诗学见解也渐趋一致。曾仔细读过冯班著述的何焯，想必也解悟了其中的道理，告诫后学读《才调集》，须“以《律髓》法读此集，乃为得门而入”[49]。不过，正像后人所说的，“《才调集》乃西昆门户，《瀛奎律髓》则西江皮毛”[50]。冯班平生以《才调集》示人学诗门径，说“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裤气习，然不过失之乎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51]。冯武也说“两先生俱右西昆而辟江西，诚恐后来学者不能文而但求异，则易入魔道，卒至于牛鬼蛇神而莫可底止也”[52]。如此排斥江西派的二冯，怎么能由《瀛奎律髓》通明诗法呢？这就在于他们批此书，不像批《才调集》只对诗本身发言，他们在批评唐、宋两朝诗歌的同时还要面对方回的评语，正是在对方回评语的参照、驳难中，他们对诗的见解越和立场愈益确立起来。尽管他们的批评明显流露出尊唐抑宋的门户之见，于学晚唐的西昆、四灵辈不无优容，而对江西一派则深恶痛绝，不惜付以最难听的诅咒，但他们指出江西诗派的粗硬之风归根结底是缺少杜甫那种由六朝、初唐诗所涵养的细腻功夫，却深中江西派的病根，无形中传承了钱谦益发扬陆游、范成大一路软宋诗，而坚拒江西派硬宋诗的诗学取向。这相信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时人对宋诗的热衷迅速波及到江西诗家。王士禛在康熙二年（1663）作《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忍不住要为黄庭坚翻案，说“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53]，可以成为上述推断的一个间接的佐证。 这当然不是二冯诗学的全部意义所在，二冯的诗论和批点主要是对晚唐诗风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也是与当时为诗歌传统扩容的思潮相一致的，同样是清初诗歌主潮中的一股涌流。他们批校的文献，他们的研究成果，据钱良择说“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54]，对虞山乃至整个清代诗学的批点、校勘风气和诗学研究的专门化倾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时过境迁，当那个特殊的诗史语境消失，二冯的诗学观念和批评便成了纯粹知识的对象呈现在学者面前。这时，其强烈的主观倾向和专注于细节的琐屑性也就袒露无遗，于是招致纪晓岚等诗论家的批评。这我在另一篇论文里已有论述[55]，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1]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343页。 [2]见王应奎《海虞诗苑》卷一、冯武《遥掷稿·枕流草》。 [3]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冯定远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第939页。 [5]王应奎《海虞诗苑》卷四，古处堂刊本。 [6]《二冯批才调集》冯武跋，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7]陈祖范《海虞诗苑序》，《海虞诗苑》，古处堂刊本。又翁心存《知止斋诗集》卷二《论诗绝句》亦云：“红豆山庄迹已陈，虞山诗学数谁深。默庵太峻湘灵僻，衣钵终须属钝吟。”光绪三年刊本。 [8]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30页；黄保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4册第78-92页；何振球《冯舒、冯班诗歌理论散论》，《常熟文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江仰婉《冯班文学评论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1989；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227-317页。 [9]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204页；廖宏昌《二冯诗学的折中思维与审美理想典范》，《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0]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0页。 [11]冯班《钝吟杂录》卷四读古浅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6页。 [12]冯班《钝吟杂录》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2页。 [13]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五《冯已苍诗序》，民国二十年刊本。 [14]王仲荦《西昆酬唱集注》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0页。 [15]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五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 [16]孙廷铨《沚亭文集》卷下《梁苍岩蕉林近稿序》，康熙刊本。 [17]冯班《钝吟杂录》卷四“读古浅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4页。 [18]参看廖宏昌《二冯诗学的折中思维与审美理想典范》，《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9]黄生《植芝堂今体诗选》，转引自汪庆元《徽学研究要籍叙录》，《徽学》第二卷381～38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冯班《钝吟杂录》卷七“诫子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3页。 [2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冯定远诗序》，中册第939页。 [22]《二冯批才调集》卷六李商隐诗冯班评，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23]冯班《钝吟杂录》卷七“诫子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3页。 [24]《二冯批才调集》凡例，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25]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279页。 [26]蒋寅《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7]冯班《钝吟杂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 [28]冯班《钝吟文稿》，康熙十八年刊钝吟老人遗稿本康熙18年刊钝吟老人遗稿本。本文所引冯班文，均据此本，不再注明。 [29]冯舒《默庵遗稿》卷九，民国十四年排印常熟二冯先生集本。 [30]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 [31]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有云：“太平时做错了事却有救，乱世一毫苟且不得，一失脚就送了性命。”联系冯舒因议赋役而死于非命的遭遇，不难体会其深心。 [32]邓之诚《五石斋文史杂记》二，《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张健也有同样的看法，见《清代诗学研究》，第173页。 [33]金楹《啸月楼诗选》《题钝吟集》，金翀《吟红阁诗选》附，嘉庆十六年种竹轩刊本。 [34]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所载康熙四十九年刊本过录陆氏评，下册第1811页。按：此说或即本自钱谦益《冯已苍诗序》。 [35]详蒋寅《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 [36]冯舒《诗纪匡谬》卷首，知不足斋丛书本。 [37]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冯已苍诗序》，中册第1087页。 [38]蒋寅《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39]研丰斋刊本《玉台新咏》冯鳌跋，作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夕。 [40]见崇祯二年冯班钞本《玉台新咏》跋，载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页。 [41]冯舒《玉台新咏跋》，吴兆宜注《玉台新咏》，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第4-5页。 [42]转引自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第22页。该书对《玉台新咏》版本及在清代的流传情况有详尽的考述，可参看。 [43]冯班《玉台新咏跋》，吴兆宜注《玉台新咏》，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第5页。 [44]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刊明初修补本过录陆贻典跋，《标点善本题跋集录》下册第672页，中央图书馆1992年版。 [45]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第六章第一、二节对此有详细论述，可参看。 [46]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下册第1810页。录自过录有冯舒、冯班、查慎行评语之康熙四十九年刊本《瀛奎律髓》。寅按：又见于《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及严宝善《贩书经眼录》卷八。 [47]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所载康熙四十九年刊本过录陆氏评，下册第1811页。 [48]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下册第1810页。 [49]何焯评校汲古阁本《才调集》何焯康熙四十四年跋，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卷下，台湾广文书局1967年影印本。 [50]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937页。 [51]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引，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52]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康熙四十三年汪瑶刊本。 [53]李毓芙等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54]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钱木庵论冯定远诗”条，第184页。 [55]蒋寅《二冯诗学的影响与虞山派诗论》，《文史哲》2008年第1期。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编辑/排版 冯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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