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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二十五岁的王士禛以二甲第三十六名，与吴国对、李天馥、王曰高、萧惟豫、张一鹄、李念慈、毛际可、邹祗谟、郑重等名士同榜进士及第。照例进士二甲前列可授部主事，但此科以给事中上言都改外任，二甲前十人为知州，余及三甲若干名以前为推官。王士禛翌年十一月谒选，授扬州府推官，从此开始他长达45年的仕宦生涯。 出任扬州推官之前，王渔洋的足迹只限于京城和山东掖县，江南对于他即便不是很陌生的名词，也是只能由古诗文去遐想的佳丽地。豪侈而真实的城市生活与齐鲁圣人之乡的淳朴民风是完全不同的，这甚至让他很不适应，他抵任不久所做的第一件较重要的事就是翌年正月初，请太守罢府僚迎春琼花观用妓导骑及饮宴用妓侑酒的旧例，他宣称此举一时为州人所诵美[4]。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七引吴绮《扬州鼓吹词序》：“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吾乡佳丽，在唐为然；国初官妓，谓之乐户。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火，春萝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给身钱二十七文，另赏春官通书十本。是役观前里正司之。”按常理推想，扬州这样的传统消费城市本应有此类热闹的节会，它们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罢用官妓扮社火，除了道学先生，市民阶层恐怕是不会高兴的。好在推官毕竟是专掌刑法的官员，与地方行政的关系还不太密切，除了顺治十八年的“通海案”外，他的传记资料中所保留的政务记录就寥寥可数了，他在扬州五年可称道的主要是在文学活动方面。 应该说，在出仕之前，王渔洋已是个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早在顺治九年（1652）与西樵初应会试，江西名士丁弘诲一见之下，便有天人之叹，当时诗人十九岁。三年后再与两兄连袂入京应试，与海内名公缟纻论交，时号“三王”[5]。及至顺治十五年应殿试期间，先后所识诗坛前辈有吴梅村、申涵光、张九徵、李敬、方文、施闰章，所交朋辈则有丘象升、刘体仁、汪琬、曹申吉、傅扆、秦松龄、梁熙、荣开、陈玉璂、许虬、吴国对、王曰高、萧惟豫、张一鹄、李念慈、毛际可、邹祗谟、李天馥、郑重、吴懋谦、程可则、吴绮、米汉雯、钱中谐、毛逵等，尽为一时翘楚。顺治十四年（1657）秋在大明湖畔集名士举秋柳社，作《秋柳》四章，传诵南北，一时和者多至数百家，顾炎武、曹溶、朱彝尊等并有和作，足见声闻流远。其中方文是与王渔洋在扬五年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他按辈分算是方以智的从父，但年龄还小一岁，与以智同学十余年，在明已为诸生，易代后以遗民自居，游食四方，一时名士都与他交游。顺治十五年夏间，方文将出京南归，渔洋以诗集请教，方文作《王贻上进士携其全集见示答此》诗，略云：“王郎方弱冠，山左擅诗名。到处闻新作，居然见老成。”[6]据方文后来回忆：“昔君弱冠通籍时，都门一见如故知。曾窥写笈皆鸿宝，窃叹词林是总持。”[7]他显然极欣赏这位年轻的诗人，从王渔洋诗中他已看到未来诗坛盟主的不凡气象。而王渔洋也极视他为知己，在他面前能坦然流露内心的真实情感。康熙二年九月，两人同出席广陵贵家的宴席，伶人呈上剧目，首座点《万年欢》，方文大呼：“不可！岂有使祖宗立于堂下，而我辈坐观者乎?”主人重违客意，方文奋袖而起，说：“吾宁先去，留此一线于天地间！”这是个很尴尬而微妙的场面，渔洋却拊几道：“壮哉，遗民也！”[8]以他的身份，敢于如此立场鲜明地表态，显然是不容易的，年长二十二岁方文能视他为密友，不会与此无关。从后来方文在王渔洋和钱谦益之间穿针引线的情形推想，王渔洋得他吹拂、揄扬处一定不少，所以王渔洋人尚未到，才名已先播扬于江南一带。 顺治十七年六月，渔洋初抵任不久，侨寓扬州的陕西诗人孙枝蔚将游河南，临行来访，有《赠王贻上》诗云：“十载遥看故国云，归心此日缓江濆。邗沟景物非清渭，地主风流似右军。潇洒已叹书法好，清新谁敌赋诗勤。寻常泥饮遭田父，最喜仁声处处闻。”[9]他还和了王渔洋与彭孙遹相唱和的《无题》诗。这基本可以看作是主动来修好的表示。与此前后，余怀也托严沆寄来《金陵咏怀古迹》诗二首，王渔洋与余怀不曾谋面，大概是因去年十月内叔张幼量招同纪映钟、袁藩集药圃，有诗见忆，兼及余怀，将两人联系到了一起，于是余怀借藤生瓜，投诗致意。渔洋寄二首作答，即《阮亭诗选》卷十二所收《余澹心自吴中属严颢亭寄予金陵咏怀古迹诗却寄》。从现有材料看，王渔洋初莅任的一年，除与故人镇江通判程康庄、宝应名士朱克生往还外，基本上未主动接近遗民群体。但他在表现民族情感和文学才能两方面的努力，相信已赢得了遗民群体的好感。前者想应与撰写《任民育杨定国传》有一定关系，文末云： 予以顺治庚子理扬州，士大夫为予述民育事甚烈。（中略）时距其死十六年矣，会修郡志，民育死节事略而不书。予惧其无传也，得杨谕德士聪所述《任扬州始末》，略之为传。[10] 裁量人品，以澄清自任者，几道与研德尤甚。每得一士，未尝不走相告也；闻一败类，未尝不走相戒也。忆卯辰之间，一士人饰行牍问世，名甚高，退考其人内行弗善也。几道慨然移书曰：“奈何使熏莸同器哉，当与子割席谢之耳。”今其人俨然在先生长者之列，而岂知固吾党昔所弃置勿道者哉！世道凌夷，清浊混淆，良足悲夫！[11] 由此可见当时江南士林舆论严厉之一斑。相对于那些出仕新朝的诗人，道德上的优越感使遗民羣体拥有更强势的话语权，更何况他们身后往往有深厚的地域文学传统或家族文学背景呢，因此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主宰着当时江南地区的舆论。而这对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王渔洋来说，正是他急切要赢取的东西。 对“布衣交”的热心，果然使王渔洋的亲和力迅速提高。此行的直接成果，就是吸引了三位名士来访。先是在无锡惠山，当地著名选家邹漪来访，渔洋有《惠山下邹流绮过访》诗纪事。邹漪是《杂剧新编》编者邹式金之子，选有《诗媛八名家集》、《名家诗选》和《五大家诗钞》等。康熙七年刊行的《名家诗选》中收有《王贻上诗选》一卷，应该是缘于两人的这次会晤。回到扬州后，王渔洋将此行所作诗编为《入吴集》，恰好梁溪顾宸来访，便请为撰序。顾宸是《国雅品》编者顾起纶的后人，《阮亭诗选》卷首载顾宸序曰： 阮亭先生语余曰：“梁溪有九华、九霞两顾公者，其著述迥脱凡近。尝读其《国雅》一编，所列如惠巌、洞阳、松阁诸先生诗，皆卓然大雅，自名一家。君岂其苗裔耶？何君家之多才也！”余喜而且泣，曰：“是余高曾辈行也。余小子不能表章先世，方惧淹没无闻，阮亭乃为发其幽光，振其潜德，其可感也夫，其可感也夫！”阮亭又云：“余于唐独爱王、孟之诗，尝手奇字斋所笺释者，三绝编而不厌。”嗟乎，何阮亭之酷嗜吾家书也！（中略）阮亭饮余孱提之居，纵谈娓娓，罄博竭奥，灯炧酒阑，无倦色。凡目中未见诸书，阮亭胸中皆有之。余不觉退舍而欲避也。示余《入吴诗》一卷，余读之如草有幽兰，木有虬松古梅，味有苦茗，臭有名香，别具一切殊邈之骨之性。[12] 谙熟近代掌故是世家子弟的特点，王渔洋更有对文献的特别爱好和收藏兴趣，所以他总是能以称赞别人祖上或乡贤的著述而轻易赢得别人的钦佩和感铭，顾宸序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山东前辈名家丁耀亢当时正游越，道经浒墅关，在榷使李继白署中见渔洋《玄墓看梅诗》，有惺惺相惜之意，过扬州特意来访。渔洋为他题《陶公归来图》、《归鹤图》，耀亢赋五首作答，将渔洋比作历史上著名的南朝诗人何逊。这是渔洋此行的意外收获。丁野鹤是明末山东声名最著的作家之一，文学创作遍涉诗文、戏曲、小说，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且交游甚广，渔洋既得他的青睐，日后沾溉于他的说项就不难想见了。 不久，渔洋因公务赴金陵，不居公廨驿馆而下榻遗老丁胤家，再次显示他笃于布衣交和“好事”的性情。《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惠栋注：“丁故居秦淮，距邀笛不数弓，山人往来赋诗其间。丁年七十有八，为人少习声伎，与歙县潘景升、福清林茂之游最稔，数出入南曲中，及见马湘兰、沙宛在之属，又为山人缕述曲中遗事，娓娓不倦。山人辄抚掌称善，掇拾其语入《秦淮杂诗》中。诗益流丽悱恻，可咏可诵。”[13]这组诗成为渔洋早期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金陵作为故国繁华的象征，一直是清初诗人热衷的题材，对往事的追忆，对遗迹的凭吊，无不在兴亡之感中寄寓亡国的哀思。对于山东出生的王渔洋来说，金陵风物唤起的不只是对与祖上世代簪缨相联系的王朝的哀挽，更有着印证自己的历史想象的欲求，而这无意中成为他与遗民情感相沟通的纽带，则恐怕是他不曾料及的。他对这座城市怀有太多的好奇和渴求，案牍之余，总是独自出游，访古探幽，流连诗咏。还据丁胤所述，属好手画《青溪遗事》一册，请陈维崧题诗，又自题《菩萨蛮》八阕，陈维崧、彭孙遹、邹祗谟、程康庄、董以宁各有和作。邹祗谟《菩萨蛮·咏青溪遗事画册和阮亭韵》词渔洋跋：“仆曩居秦淮，听友人谭旧苑遗事，不胜寒烟蔓草之感，因属好手画《青溪遗事》一册，阳羡生为题诗，仆复成小词八阕，程邨倚和。春夜挑灯，回环吟叹，觉菖蒲北里，松柏西陵，风景宛然在目，正使潘髯、王百谷诸人身在莫愁、桃叶之间，未必有此写照也。”[14]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些描绘、吟咏旧院风情的作品正是一曲故国的挽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交流不堪回首却也不易诉说的哀思。《秋柳》四章所抒发的无非也是此种情愫，不同的是，亲历金陵的萧条景象，使抽象而朦胧的历史记忆变得具体、清晰起来。如果说四年前《秋柳》四章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善言人所难言之情的才子，那么今天的《秦淮杂诗》和《青溪遗事》则让人看到他包裹在新朝官服内的故国情怀。 丁胤所以乐于缕述南曲旧事，显然也是看出了这一点。渔洋在丁翁邀笛步水阁看到钱谦益题沈颢绘秋柳的绝句，不禁援笔作和，此外又写了《题丁继之秦淮水阁和牧翁先生韵》、《再题继之水阁》，对牧斋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王渔洋的聪明之处正在这里，他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去登门拜访，而是通过诗的题咏与赓和，再通过前辈遗老的声气相通，将自己的仰慕曲折地传递给钱谦益。事实上，正是这年九月丁胤赴常熟贺钱谦益八十寿庆，对牧斋述说当时情景，牧斋异常感动，这才一改敬而远之、迁延不报的态度，挥笔写下《古诗一首赠王贻上》和《渔洋诗集序》[15]，这是后话。 我们当然不能说王渔洋的布衣交都是有计划的，出于自觉的功利目的，但是他努力接近江南遗民，最终被这个群体接受和推崇，其间的因果关系确实是清晰可见的。比如三月间，他拜访了金陵遗民诗人纪映钟，赠以诗。月底流寓金陵的福建诗人林古度即屈尊来访，其间难道没一点关系吗？林古度正是丁胤、纪映钟的密友。这位82岁的老诗人，是渔洋叔祖王象春的朋辈，万历中与曹学佺、钟惺游，后久寓金陵，以前朝遗老为当世所礼敬，可以说是遗民群体中辈分最尊的诗家。渔洋对这位老前辈执礼极恭，“亲为撰杖结袜”，呈上自己的诗集，又有《长歌赠林茂之先生》云：“一月淹留邀笛步，泥滑天阴春欲暮。山人忽自乳山来，芒鞋访我青溪路。爱君坐君朝爽阁，叙述同游慨今昨。”林古度显然很喜爱这个后进英髦，欣然为撰《入吴集》序，其中虽因渔洋的官员身份，行文不免有些客气，但赏爱之情还是洋溢于字里行间： 今辛丑春暮，得谒季木之从孙贻上先生于秦淮，欣然叙孔李通家之好，惠我以诸集。甫展卷涉猎一过，使人惊异慨叹，何其家学门风渊源有本，一至于是！[16] 后渔洋再以西樵《十笏草堂诗集》请序，林古度写道： 予客游京都，庚戌夏获见季木先生，称金石交。历今数朝，五十余载，忽复见其从孙贻上于秦淮，读《阮亭》、《渔洋集》，如昔读季木《问山集》，恍若再生事。因贻上又得读其难兄西樵先生《十笏草堂诗》，挑灯卒业，夺目惊心，益信望族家风，渊源广大，不可涯涘。[17] 诗坛老前辈的如此褒奖，对于提高渔洋兄弟的知名度，当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林古度将二子的才华与家学门风的渊源联系起来，加强了人们对其才华、家世背景及诗学渊源的印象，而淡化了他们新朝官员的身份。此度金陵之行，通过接触丁胤、林古度两位遗老及金陵前辈诗人纪映钟，王渔洋又赢得了金陵遗民群的好感。他对此是很清楚的，更感激林古度的揄扬提携，后来他为林古度编选诗集，乃至直到四十多年后，他去世的前一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辗转病榻之际，仍念念不忘为林古度刊行诗集，托门人程哲任其事，驰书叮嘱说：“此我五十年挂剑之约，子其成之。”[18]可见他内心深处对林古度的感铭和眷恋之情有多么浓烈。 机会适时而来，四月初渔洋刚归扬州不久，马上又有海陵之行。这次是例行巡部，所以也到了如皋，冒辟疆、冒褒兄弟为他接风，赠画水苔数幅。渔洋更求为画一屏障，有札报谢云：“一接兰芬，尘土尽涤。况与难弟次公把臂，一门龙凤，盍胜健羡耶？”[19]渔洋又回请冒氏兄弟，后几日有札云：“前晚草草晤别，迄今怅然。弟三四日来应酬判牍之外，听断日至十余件，寝食不遑。虽切近清光，而仰望百尺楼中，便不翅蓬壶、方丈。老世翁先生能无念我乎？”从两人往来书札看，这次会晤是冒辟疆先殷勤致礼的。但在此之前彼此应已有联系，因为王渔洋的诗友陈维崧正寄居冒氏水绘园。以冒辟疆的辈分名望，屈尊下交后进诗人王渔洋，除了赏识他的才华之外，应该还有另一层用意：冒家虽富甲一方，但沧桑后人事全非，已无往日豪势可凭，乡里奸猾渐见欺凌。在这时候结纳一位掌执地方刑法的府推官，未尝没有托庇的意思。一年以后，这层关系就派上了用场，王渔洋用他掌握的权力使冒辟疆得以免受一些宵小的侵凌。 五月端午节，冒辟疆来扬州观竞渡，追忆崇祯十三年影园咏黄牡丹盛会，感赋一诗相寄，云：“隋帝龙舟事尚存，偶来吊古独声吞。廿年重采扬州芠，一赋难招众友魂。冰雪壶中思旧令，垂杨影里失名园。桃笺写恨谁曾见？惟向王恭尽此言。”[20]末句有同气相求之意，渔洋报以《午日观竞渡寄怀家兄兼答冒辟疆感旧之作》，并有书云：“流光如驶，遂已五日，沅湘之感，正深于怀。忽捧新诗，缠绵宛恻之情，风景河山之叹，所谓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矣。”末告以“秋间欲刻弟廿岁以后七、八年之作为编年诗，奉求大序”[21]。这里“风景河山之叹”用了《世说新语》“新亭对泣”的典故，表明王渔洋已领会诗中隐含的故国黍离之思。相比追忆影园盛会的今昔之感，这是更深层的情感交流，只有这一层意蕴的印证，冒辟疆才能确认王渔洋的文化身份，掌握与他交往的分寸。王渔洋含蓄地传递了冒辟疆所期待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审理“通海案”中[22]，王渔洋努力斡旋使许多人免遭株连，让冒辟疆真正看清了他的政治立场，因此他没有推辞为渔洋诗集作序。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惠栋注：“先是海寇犯江上，宣城、金坛、仪真诸邑有潜谋通贼者。朝命大臣谳其狱，辞所连及，繋者甚众。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旨，皆坐故纵抵罪。山人案狱，乃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坐告讦者。大臣信其诚，不以为忤，全活无算。”这是王渔洋赢得扬州士大夫亲附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他的文学才能尚未被人们十分熟悉的时候。 此后王渔洋就和冒氏一门才俊交往密迩起来。先是七月底在仪征，与友人吴国对、冒辟疆二子禾书（字谷梁）、丹书（字青若）唱和，有《新秋十二夜吴玉随编修附余舟归广陵玉随醉后题诗素版壁上作字斗大凤跋龙挐余卷袖濡笔起题其后曰此复何异吾家右军书门生棐几时耶因和其韵兼寄二冒子》、《真州南郭同冒谷梁青若戏用杜句为起》、《坐容园山洞青若因言义兴张公洞之胜》、《题谷梁青若诗卷兼寄辟疆》等诗，后编为《銮江唱和集》。渡江至丹阳归，又有书与冒辟疆：“弟昨至丹阳，停舟江上，又饱看金、焦一日。归登瓜洲新建大观楼，月明风静，望江南诸山如镜奁中物，偶得句云：'回飔闻玉第，凉月满江楼。’惜巢民先生不共此也。”年底他为冒褒延誉，使其应试顺利，冒辟疆特意来扬致谢。后冒辟疆又有书来，说翌年届渔洋生辰将莅扬贺寿。时“奏销案”起，渔洋复书询问江南故人安危，忧心殷切，情见于词：“吴下逋欠，虽先贤如唐荆川、缪西溪诸先生亦不能免，有心人可胜太息！其年得不蔓及否？如吁士、云孙、文友诸同志皆在其中；浙中如骏孙兄不知何故阑入，为之废寝食者数日夜。将来过郡城，何忽见其楚囚相对哉?”[23]这种关切之情完全逾越了现职官员的身份，让人感受到朋友间真挚的情谊，后来冒辟疆能与王渔洋发展更亲密的交往，王渔洋能在书信中倾吐遭受罚俸、降级处分的不满和失意情绪，以至居停水绘园日，“连日夜坐，几于达旦”，“几不成寐者四夕”，全都靠这无形的铺垫。 八月二十八日，渔洋29岁生辰，冒辟疆有贺仪，渔洋复书言及为乃弟褒、次子丹书托请的事，均载《同人集》卷四。一曰：“青若事，弟及珍示敝门人颇殚心力，闻有收渔人之利者，不可不察也。”一曰：“次公事，弟今日在真州前后覼缕言之，当事意最佳，可必得当。语略具似君札中，不敢复赞。此公与弟性命交，定不宿诺也。”可见冒辟疆结交王渔洋后，确实获得有力的援引和帮助。而王渔洋呢，则由这交往中分享到沧桑陵谷之感的共鸣，体会到杯酒论文的快乐。如康熙二年四月底，冒辟疆过访雅集，翌日渔洋有札致意，云：“昨承着屐过苏端，匆匆遂成雅集，况复琳琅相晤，笑言咳唾，皆足千古。乐事得未曾有矣！杜公许即当传述高雅，不待见属。心甫《放生池歌》极老气，中间便具陵谷沧桑之感。吟次三叹，不能已已。午日又逼，在劳人祗益悲慨。先生昆友阶庭之间，定多清咏，可垂示乎？”[24]这里提到将为冒辟疆传达对杜濬的问候，应该就是康熙四年（1665）杜濬造访水绘园的缘起。由此可见，王渔洋在遗民之间有时还起着联络和沟通的作用，他已成为江南遗民都能接受的共同的朋友。 在此不能不提到一位南通州老诗人邵潜。邵潜万历间即有诗名，与当世名公游，顺治十七年（1660）钱谦益序其诗集，许其“和平婉丽，规摹风雅”[25]。晚年穷困潦倒，流寓如皋。渔洋《池北偶谈》卷十八载：“邵潜字潜夫，自号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谐俗，好谩骂人，人多恶之。及与李本宁、邹彦吉、黄贞父、陈仲醇诸公游，所著《友谊录》、《循吏传》、《印史》诸书，多可传者。年五十无子，娶后妻，久之，嫌其贫老去之；一婢又为势豪所夺，只身客如皋城西门，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过皋访之，茅屋三间，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铁，白发被领，双眸炯然。具果蔬留予饮，尚尽数觞。与修禊冒氏洗钵池，尚能与予辈赋诗。陈其年维崧云：'古今文人多穷，然未有如邵先生者。’听其言怆然如刘孝标所自序也。予去广陵，闻邵即以是岁下世矣。”[26]康熙二年秋，渔洋以事赴如皋，即曾访邵潜寄庐，有诗赠之。后邵潜以书来，告苦于门夫之役，渔洋每致冒辟疆书，都附候邵潜。康熙四年三月初，按部至如皋，翌日先拜访冒辟疆，随即寻访邵潜居处。巷狭不容车骑，渔洋下车步行，叩其蓬户。如皐知县闻讯，即日免其徭役[27]。初三这一天，冒辟疆在水绘庵举上巳修禊，方解缆登舟，渔洋说：“兹集也，可无潜夫乎？”当时邵潜抱疾已累月，闻渔洋召，乘舆来会，一同赋诗，后终因体力不支先归。 是日修禊赋诗者共王渔洋、邵潜、冒襄、冒禾书、丹书、毛师柱、许嗣隆、陈维崧八人。渔洋分得七言古体，坐湘中阁，立成十章。据冒辟疆说，“先生跂脚坐楼上，隐囊侧帽，望若神仙。摇笔俄顷得七言古十章，一气倾注，首尾无端，大海回风，神龙不测，其兴酣淋漓，几欲乘风而去矣”[28]。杜濬翌日才赶到，不及与会，有人问他阮亭诗怎幺样，道：“酒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在时人眼中，王渔洋绝代风华，望若神仙；无伦才调，惊为天人，但他发言吐辞，却总有一种极温厚的人情味。陈维崧述当日之事，有云： 今幸王先生既按部东皐，而陈生从阳羡来，毛生又从娄东至，邵山人虽老且善病，然尚健饭，形容固未甚惫也。东皐数君子，虽晨风零雨，飘散为多，而山涛、谷梁、青若尚竭蹶从冒先生后，以觞咏于兹园也，何其乐耶？然是役也，邵山人实年八十五，且病，恐不获数相见。而王先生又旦夕将及瓜，则又为之悄然以思。酒二参，王先生作而言曰：“夫哀乐之交乘而友朋聚散之难必也，诚哉如子言矣。使千秋万载后，知吾与汝因前日之难而益知今日之乐也，其乐又何如乎？而况于风日之清嘉，禽鸟之鼓舞，与夫都人士女之嬉游乎？”[29] 渔洋所言是极真诚动人的，他能想到邵潜而请冒辟疆邀来与会，更是难得。几个月后，邵潜就下世了，渔洋向他借抄的《州乘资钞》也未及还，后亲笔校字，钤“总宪尚书”印，珍藏于池北书库，今尚存于国家图书馆。一个官员能礼贤下士，或文坛宗师能提携后进，都不难做到，可贵的是像王渔洋这样，禀赋异才，身居通显，而能真诚地关心、平等地礼敬一个穷困潦倒的普通文士。直到晚年望隆位尊，王渔洋仍虚怀礼接像蒲松龄那样的寒士，保持着书生和诗人的本色，这是尤其难得的。后人无论其对渔洋诗的评价如何，提到渔洋的待人接物，提到他的布衣交，人们总是津津乐道而无间言，原因就在这里。 四．广陵风雅主持 康熙元年（1662）五月，盛符升编刊的《阮亭诗选》十七卷行世，这是王渔洋出版的第一部合集。一般来说，合集的出版标志着作家文坛地位的确立[30]，《阮亭诗选》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书前列钱谦益、李元鼎、黄文焕、熊文举、李敬、林古度、赵士冕、丁弘诲、张九徵、韩诗、王泽弘、蒋超、吴国对、叶方霭、唐允甲、顾宸、汪琬、施闰章、冒辟疆、魏学渠、杜漺、陈维崧、杜濬、程康庄、赵进美、丘石常、王士禄二十七篇序，其中既有钱谦益、李元鼎、黄文焕、熊文举、李敬、赵士冕、张九徵、施闰章、赵进美等前辈达官，也有王泽弘、叶方蔼、蒋超、韩诗、杜漺、吴国对、程康庄、汪琬、魏学渠等同侪新贵，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林古度、冒辟疆、杜濬、唐允甲这些胜朝遗民，尤其是林古度，万历中即与钟惺游，比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的李元鼎、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的黄文焕、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的熊文举资格还老。他们中除丁弘诲、韩诗、王泽弘、魏学渠四位及赵士冕、赵进美、丘石常、杜漺等渔洋乡人外，余都占籍或流寓江南。《诗选》胪列如此多的序言，虽属当时通例，却也不无炫耀“所交皆当世名贤”[31]的意味，后来他自觉不妥，再出诗集时已有所删削[32]，但在当时这等于是宣告自己成功地赢得了江南诗坛的认可和支持。钱谦益序有“与君代兴”之语，隐然示传衣钵之意，多年以后渔洋仍深深感念“真平生第一知己也”。不过，对作为诗人的王渔洋来说，《阮亭诗选》毕竟还只是初步亮相，是新秀登台的成功，而不是宗师地位的确立。想要成为宗师，他在创作上还需要更出色的表现；而要成为诗坛盟主，他也需要积累许多提携、品题寒素和后进的业绩，以赢得同侪和后辈诗人的拥戴。 顺治十八年岁暮，渔洋过淮安甓社湖，舟中作《岁暮怀人绝句》六十首，“诗中所及，大半布衣也”[33]。这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对增进他与遗民群体的感情却很重要。正如前文所述，王渔洋之热衷于布衣交，不只是出于淳厚的性情，其主要内容和目的是文学活动、创作交流。他通过批评作品和指授学生，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有才华的诗人，逐渐形成一个以扬州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而他也就自然地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阮亭诗选》目录后列名参校者28人，除亲族数人外，尚有昆山盛符升、太仓崔华、王立极、吴之颐、青浦王朱玉、江都郭士琦、谢廷爵、高淳孙谦、上海朱廷献、高邮柏熊生、如皐冒禾书、冒丹书、兴化王仲孺、王熹孺、丹阳蔡芬，其中盛符升至朱廷献九人都是顺治十七年王渔洋任江南乡试同考官所取的举人，余为扬州一带后进才彦。王渔洋在称赞人上一向是不吝啬的，沾他齿及而成名的扬州诗人，据《居易录》卷十三所举：“前在扬日，所赏拔士如许承宣、许承家、汪懋麟、乔莱、汪楫、许嗣隆、吴世焘、张琴、刘长发、张楷、张琬、彭士右、夏九叙、王司龙之属，以文章登甲科者亦不下数十人。”[34]这些人并不都是处士，真正因渔洋题拂而有名并以处士终老的乃是宝应处士陈钰，江都宗元鼎、宗观，通州范国禄，侨寓布衣费密，以及金陵灵谷寺正岩禅师、兴化闺秀徐幼芬，从游后进还有焦慧敏、徐衡、兴化李国宋等，江都殷誉庆、史申义[35]、宝应王式丹等则是离扬后所奖掖成名之士。渔洋不仅乐道人善，也善道人善。康熙元年六月，张养重游浙归，过扬州谒渔洋，甫坐罢，渔洋即问：“夙爱足下'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生。’平生如此好句，复有几？”张后对同乡丘象随说：“夙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见，便能道出。”[36]因渔洋有这种性情和眼光，人都乐从之游，得一言之赞，终身引以为荣。 当时扬州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宗元鼎，顺治十四年就从唐允甲处读到渔洋兄弟诗集，向慕不已。但因地位悬殊及年龄的差异，踌躇不敢自进：“鼎潦倒于诸生者，生平不善于言辞，不娴于礼节，草野之夫，何敢造次。故自庚子、辛丑逾两年，日闻道路之声，叹先生之操守，诚有如古之留犊瘗鹿者。鼎愈向往其为人，而愈不敢自轻也。”后值康熙元年渔洋以《芜城赋》试士，宗元鼎作《后芜城赋》以进，这才以诗文见知于渔洋[37]。此后从渔洋游甚密，直到康熙四年七月，渔洋离任北上，途中还有诗、书回寄，附为其诗所撰诗话六则。有云：“七言律诗至中唐之文房、晚唐之义山，风骚极则也。近人侈口颀、甫，都远神解。梅岑独斟酌二家之长，自成一体。绝句尤得宾客、樊川、玉溪诸家之妙，故往往一唱三叹。孤舟寒水，篝灯吟讽，如齐文听雍门之琴矣。”又云：“语云文人相轻，又云文人无行，此论得梅岑一洗之。仆近有诗却寄云：'东原读书处，夏木纷成结。江潮门外落，烟岫窗中列。谁言谢公埭，竟作零陵别。怀中团扇诗，眷此清秋节。’又云：'南风吹五两，淅淅乘潮便。绿波莲浦涨，白露蘅皋远。稍看烟景夕，篙师柁楼饭。不见广陵人，含凄咏江练。’后之览观者，知仆倾倒于梅岑至矣。”[38]宗元鼎接书后，复信有“当代昌黎，得为东野知音，此生愿已足矣”[39]之语，看得出，渔洋的称赞对学诗初有成，尚不敢自信的宗元鼎是个极大的鼓励。后来王渔洋在笔记、诗话中也极称道他，许为弟子中最能传自己衣钵的一位。 另一位遗民诗人吴嘉纪，周亮工许其诗为近代第一，为刻其《陋轩诗》。康熙二年（1663）正月，周亮工过扬州，贻渔洋《陋轩诗》一卷。渔洋雪夜披读，叹其古澹，酒后乘兴为序之，曰：“癸卯孟春，周栎园司农将之青州，过扬州，遗予《陋轩诗》一卷，盖海陵吴君嘉纪之作也。披读一过，古澹干寒，有声出金石之乐，殆郊、岛者流。（中略）余在扬三年，而不知海陵有吴君，今乃从司农得读其诗，余愧矣愧矣。”翌日遣急使驰二百里寄之，同时送上新刻的《阮亭诗选》。吴嘉纪异常感动，有《王阮亭先生有远寄陋轩诗序及纪年诗集赋谢》诗作答，不久即来扬州订交[40]。康熙四年七月七日渔洋离任北上时，吴嘉纪赶来送别，渔洋薄有馈赠。嘉纪有《七夕送王阮亭先生》诗云：“官阁风自清，尘务日以寡。俸米用不足，时时向人假。（中略）临行取一钱，赠与钓鱼者。”他知道渔洋不是贪墨吏，两袖清风，所以对渔洋的馈赠格外珍惜和感戴。 王渔洋对扬州遗民的表彰、对后进的提携，形成康熙初年扬州风雅极盛的氛围，填词蔚然成风，诗咏殆无虚日。门人陈鹏年后来在《楼邨诗集序》中提到渔洋在扬州提倡风雅的影响，说： 江左之诗轻圆便利，略如其人。国初沿虞山、娄东遗响，编珠缀玉， 人尚风流。其后我师新城尚书司李扬州，以诗倡率天下，其时隽流云合，搢绅耆旧、布衣寓公，屐错觥飞，江左之诗一时大盛。[41] 扬州位居南北交通要津，王渔洋谊属地主，送往迎来，四方名士都热心交结，唱酬不绝。顺治十八年七月，刑部侍郎李敬致仕归故里六合，道经扬州。渔洋谒于舟中，论近日布衣诗，举程嘉燧、吴兆为翘楚，李敬说：“终须还他邢昉第一。”这个故事很耐人寻味，两人都是官僚，为什么偏论布衣诗？这表明布衣诗人自明末以来确是诗坛举足轻重的群体。王渔洋平生评选布衣诗集多至二十余种，《感旧集》所录半为布衣，所撰笔记、诗话中也多评说布衣的诗作，说明他深知布衣诗群的影响，也十分重视这个群体的创作。对布衣诗人的关注，使他对遗民群体极具亲和力。他赓和李敬《读水经注忆洞庭》之作，引得当地诗人纷纷继和，多数是遗民[42]。门人盛符升编为一集，后请归庄序之，归庄对王渔洋的高度评价可以认为是代表了遗民群体对王渔洋的态度（详后）。 随着《阮亭诗选》的出版，王渔洋在诗坛的影响和他自己的自信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此后他积极倡导风雅唱和，开始以领袖身份主持扬州一方坛坫。除了令节例行的游赏唱和外，见于记载的重要集会还有这么几次： （一）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他与袁于令、杜濬、丘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崧、陈允衡、陈维崧等泛舟红桥，首唱《浣溪沙》三阕，诸公和之。《香祖笔记》卷十二载其事云：“昔袁荆州箨庵于令自金陵过予广陵，与诸名士泛舟红桥，予首赋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者，诸君皆和，袁独制套曲，时年八十矣。”[43]当时袁于令年最长，由荆州知州致仕；杜濬、陈允衡都是流寓扬州的遗民，陈以选家闻名，当时渔洋资助他居文选楼编近世诗选，本年编成《国雅初集》，收渔洋诗二百十四首，仅次于龚鼎孳的二百三十首；后编《诗慰》，又收渔洋从叔与胤的《陇首集》；张养重为淮安处士，朱克生为宝应诸生，不仕；陈维崧、丘象随尚未出仕，蒋阶即蒋平阶，在明观御史，入清后为道士。刘梁崧顺治十七年举人，要到康熙三年中进士后才出仕。这次游赏因此可以说是一次不带官人气的聚会，所作编成《红桥唱和词》一卷，渔洋作《红桥游记》记其盛。王渔洋通过将自己融入名义上尚未被征服的一群人，完成了他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确认；他的游记使以往不太出名的红桥闻名于世，“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44]，从此他的名字就和这座桥联系在一起；他词中的“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流传大江南北，甚至有人绘为图画，成为扬州人的骄傲。在这个意义上，梅尔清说“王士禛在扬州的活动赋予了一个景点——红桥以及这个城市以新的意义，同时这座桥、这个城市也加速了王士禛自身传奇的发展”[45]，是很有眼光的。 （二）同年九月重阳节，渔洋招门人崔华、王仲儒等游平山堂，《渔洋诗集》卷十三《九日平山堂二首》、王仲儒《西斋集·辛丑至丙辰诗》《九日阮亭使君招同崔不凋诸子登平山堂》诗，都是当时所作。王仲儒，宝应诸生，与弟熹儒均有诗名。其《西斋集》有强烈的故国之思，乾隆间竟遭掘墓戮尸，毁禁著作，为乾隆朝文字狱一大要案。王渔洋所交往的遗民诗人，每每是些民族情绪很强烈的人，但他新朝官员的身份似乎没有给交往带来隔阂。这很可能会被视为两者间不存在政治认同的问题，改朝换代并未在政治和文化上给他们带来困扰，也没有构成任何断裂。但我宁愿假定在王渔洋和遗民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尽管康熙前期文网宽松，以新朝命官之身，写作眷怀胜国的诗文，非惟不合时宜，也显得不伦不类，钱谦益所以吃人耻笑，原因正在这里。确实，在王渔洋的往来酬唱中，即便是像后年的红桥修禊诗那样曲折地流露故国之思的作品也很少见，但我们不妨追问，他那些未形于文字的言谈，有没有更直接和强烈的情感表达？与遗民在一起的王渔洋，脱却衣冠之束缚，我想一定是更能袒露内心世界的。毕竟易代之际他也经历过惨烈的家祸，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清军陷新城时叔父与玫、伯父与朋及与朋子士熊、士雅遇难，从兄士和妻张氏自经死，表兄徐夜母及家族十余人亦殉难；两年后，从叔与胤一门又殉明自缢，这在《池北偶谈》卷五曾平静地叙述过。虽说即便在二十多年前的扬州时代，幼时的记忆亦已相当遥远，但与遗民軰说道，会是什么情态呢？王嗣槐《广陵韩子诗序》有一个可供我们间接推想的例子：“醉白先人，甲申遘难，守义不屈，自投井中。醉白生才数月，以乳妪抱匿荒坞中得免。比长，闻其先事，每语次辄涕泗交颐，若无时无地可以释然者。”[46]不难想象，在那些阅历远为丰富的老辈面前，虚文假意的周旋是难以维持很久的。满清代明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其间横亘着夷夏大防。只消看看钱谦益遭人唾弃的情形，就不难设想，王渔洋能赢得整个江南遗民诗群的真诚赏爱，其言语文辞、性情举止，必定有足够的真诚。 （三）康熙二年（1663）九月重阳节，招方文、黄传祖、邹祗谟、盛符升登蜀冈观音阁，集平山堂饯送方文、黄传祖赴青州访周亮工，有《九日与方尔止黄心甫邹吁士盛珍示集平山堂醉歌送方黄二子赴青州谒周司农》（《渔洋诗集》卷十四），方文也有诗纪事。黄传祖字心甫，无锡遗民。这是一次小型的例节诗会，与会者都是偶然适至的友人，其它各次也大抵如是。盛符升是王渔洋最早的一批门生之一，似乎经营书业，承担了老师大部分作品的编刻工作。 （四）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九日清明节，招林古度、杜濬、张纲孙、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许承家诸名士修禊红桥，即席赋《冶春诗》二十四首，诸君皆和。与会者除诸旧友外，张纲孙，钱塘布衣，与陆圻、毛先舒、柴绍炳等并称西陵十子。程邃，休宁布衣，侨寓扬州。工书画。孙默，当时著名隐士，往来广陵、金陵一带，后称欲归黄山，一诗名公赠诗文者不计其数。许承宣、承家兄弟，江都人，时尚未出仕。宗元鼎有诗云：“休从白傅歌杨柳，莫向刘郎演竹枝。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47]此会所作后刻为《阮亭甲辰诗》一卷，林古度、杜濬、张纲孙、刘体仁、陈维崧、余怀、纪映钟、丁澎序之，续和者尚有吴嘉纪《陋轩诗》卷二《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八首、汪楫《悔斋诗》《春郊绝句》二十首、陈玉璂《学文堂诗集》七言绝一《和王阮亭冶春词》二十四首。这次修禊虽比两年前的红桥泛舟人数要少，但涉及地域更广泛，布衣交的色彩也更浓，因而王渔洋有“好记甲辰布衣饮，竹西亭子是兰亭”之句，刻意夸耀这一点。这意味着他力图淡化自己的官员身份而混同于布衣，而不是要充当“这些晚明俊彦的官方资助者与保护人”[48]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宾客中也有一位选家孙默，去年他开始编刻《留松阁国朝名家诗余》，首先即刻邹祗谟、彭孙遹及渔洋三家。前度泛舟正是渔洋填词兴致方浓之际，因有《浣溪沙》之作，这次他是即席赋《冶春诗》二十四首，络绎的篇章在展现捷才之余，更从容地抒写了各种情怀。“江南无限青山好，便与诸君荷锸行”，是以放达作风泯灭彼此的分际；“青芜不见隋宫殿，一种垂杨万古情”，是以怀古寄托世事沧桑之感；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年铁炮压城开，折戟沉沙长野苔。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一首，注家都认为是写清军以火炮破城事，次句化用杜牧《赤壁》句而取意不同，杜牧要透过岁月的锈蚀去辨识历史记忆，而王渔洋的感觉却是，时间虽能销磨历史遗迹，但历史记忆深印在人们心中。不是么，二十年并非弹指一瞬，当年玉石俱焚的扬州城甚至又重现歌台舞榭的繁华，可梅花岭的史可法衣冠冢仍萦繋着扬州士民的心。末句用一“闲”字控制了节奏，冲淡首句唤起的惨烈气氛，使全诗的情调变得轻缓。这或许是出于官人身份的顾忌罢？但其中的意味，同游者应不难体会。杜濬《题冶春词》云：“扬州恨血地全遮，复有笙歌盖土花。赚得聪明王十一，《春词》赋就起悲笳。”[49]后两句的意思不易把握，我理解他是说，当年屠城的惨剧虽酷烈无比，但随着时间销磨，血腥气氛已渐渐在升平的笙歌中淡化，以至眼前的繁华竟哄得王士禛写出如此清新骀荡的丽句，可是他的诗句并不曾粉饰太平，适足触动人们心底的悲惨记忆。诗表面上是说《春词》无意间惹起了人们的旧恨，而其实是在称赞诗中寄托了黍离麦秀之思。这或许就是他们叙谈中的内容，否则也应是心心相印的感触。 （五）康熙四年（1665）二月十二日，属门人宗元鼎将东坡《次韵伯固游蜀冈送叔师奉使岭表》诗断石嵌于壁，僧硕揆与西樵、渔洋各赋诗纪事，诸名士和之，成《禅智唱和诗》一卷。渔洋平生为官多循默守成，独留意文献，所至修护古迹，表彰先贤。在扬州期间，顺治十八年九月行部至宝应，曾修葺汉二烈士祠，康熙三年春又督修相传东坡、李伯时曾同游的高邮文游台，都传为佳话。这些事迹塑造了王渔洋笃好风雅的“好事者”形象，成为人们喜爱他、乐于亲近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七月，欲去扬州，同许承宣、承家兄弟、汪楫、汪耀麟、懋麟兄弟登康山。感叹名胜湮没，无人表章，欲赋诗，因汪楫、吴嘉纪有诗而罢，归载于笔记《野艇清谈》中。汪懋麟有诗纪事。宗元鼎《芙蓉集》卷首“总评”引渔洋《野艇清谈》云：“广陵有康山，武功先生被放后来扬州，所尝游憩弹琵琶处也。志既失载，后来复无表章之者。近宗梅岑作《康山记》，汪舟次作《康山行》，吴野人作《康山怀古诗》，一抷土乃复长价。仆登此山，欲有所造作，辄为三君子气尽。聊记于此。”[50]康山以明代康海曾游栖而得名，王渔洋是因崇敬康海而移情于康山。这次郊游他没有诗作，但像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那样服善，同样也表现了一种磊落倜傥的胸襟。 朱彝尊在《王礼部诗序》中曾感叹当世“达而仕者”，“多困于判牍，未暇就必传之业，间或肆志风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为标榜，不复商榷于布衣之贱”[51]。王渔洋却不同，他似乎刻意要寻求与布衣一道扬扢风雅的机会，通过这些唱酬聚会，他密切了与遗民群体的关系，不仅给人留下“昼了公事，夜接词人”[52]的风雅印象，更逐步确立起他在扬州诗坛的领袖和宗师地位。到近六年的推官生活结束时，他已不再是初出茅庐的新秀，而成了领袖群伦的一方盟主。康熙四年渔洋离任前，盛符升以所编李敬《忆洞庭诗》唱和集请归庄作序。归庄序云：“忆洞庭诗者，扬州法曹王贻上先生和李退庵侍郎及诸名士之作也。（中略）余读先生全集，自燕齐以至淮南、江左，名胜古迹，六年之中，题咏殆遍，不以簿书鞅掌损其胜情；诗之才调风格，又压等辈而蹑古人。他日拥传按节，倘在楚地，得果洞庭之缘，知必更有惊人之作，与'吴楚’、'乾坤’之句争雄千古。”[53]归庄是清初著名的遗民作家，他在渔洋离任之际写就的这篇序文，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王渔洋扬州期间文学创作的一个总评，他的论断应能代表遗民作家群体的评价。扬州的仕宦经历，没有给王渔洋增加多少政治资本，但让他赢得了江南遗民诗人群的支持，这是他日后仕途顺达和声名显赫的重要文化资本。江南遗民诗群强大的舆论背景，对于他赢得当世第一的诗名，并藉此进入翰林院，走向文坛的中心，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注释： 编辑、排版：张娜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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